历史很讽刺也很现实：在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中，台湾是主角，中国大陆是配角；但在相隔40多年后的今年的保钓运动（下称：“钓运”）中，大陆是主角，台湾却变成了配角。
1970年11月“钓运”初起时，中国大陆正陷于文革第四年的狂潮浩劫中，内部动乱，外部锁国，根本无暇他顾“钓运”，就像“老保钓”王正方（电影《北京故事》导演，1971年11月，曾与另外四位台湾留美保钓学生秘赴北京与周恩来见面）所说：保钓运动发展初期完全和中共扯不上关系，中国大陆那时对钓鱼台（中国大陆称钓鱼岛）事件所知甚少更无兴趣。”（出自《左翼传统的复归》一书，第164页，王正方所写〈保钓运动今昔谈〉一文，台湾人间出版社2008年出版。）
但台湾却不一样。70年代的“钓运”有两个战场，一是美国地区，二是台湾岛内。参与并领导美国“钓运”的人，几乎全是来自台湾的留美学生，而岛内“钓运”的大本营则是多数美国“钓运”人士的母校：台湾大学。而且，国民党政府当时对“钓运”两大战场的发展都有介入，美国“钓运”最后分裂为三条路线：左统、右统与中间派，台湾“钓运”演变转化为后来的民主运动，都跟国民党处理“钓运”失策息息相关。
美国“钓运”初起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与美国建交，也仍未进入联合国，台湾留美学生对保钓前途当然是寄希望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但一则因过去国共斗争阴影仍在，让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心存强烈恐惧与反感，再则国民党派赴美国安抚留学生的官员又处置失当，让留学生心生反感，美国“钓运”于是逐渐出现了反国民党的质变。
1971年4月10日“钓运”华府大游行这一天，便成了“钓运”路线质变与分裂的转捩点。游行当天的口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中强权当然指的是美、日两国，但国贼指的却是国民党政府，而留学生之所以把国民党视为国贼，理由是：国府守土失责，外交懦弱无能近乎卖国。
对中华民国政府失望的结果，当然就是转移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无限期望。过去长年在台湾读书、却从未接触过马列毛思想的许多台湾留学生，从此开始恶补左翼理论，开口就是马列如何如何，闭口也是毛泽东这样那样，“钓运”的主流至此已质变成了“统运”。改走“统运”路线的台湾留学生，虽然从小喝国民党奶水长大，却公开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应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年10月25日，他们的愿望终于达成：联合国决议以PRC(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缩写)取代ROC（中华民国的英文缩写）。
左统保钓派的台湾留学生虽然终于盼到了“东方红，太阳升”，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人生却进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黑暗期：国民党政府认为这些“钓运”领袖受到“毛虫”与“共匪文特”的操纵利用，从此在他们的姓名中间加了个“匪”字，例如“刘匪大任”、“郭匪松棻”、“李匪我焱”、“王匪春生”等等。既然被冠上了匪字，他们当然也就被列入了所谓的“黑名单”，从此禁止入境台湾。台湾虽是他们成长的故乡，却有家归不得，二十年落花飘零海外，学业、生活与人生为之丕变。直到90年代黑名单才完全解禁，但他们早已是逾五望六的老人，就像作家张大春写的那两句诗：“当时乌发斗潮流，此际银鬖伤鬼魅”。
参与台湾“钓运”战场那些人的命运，其实与美国老保钓也庶几近矣。70年代的台湾尚处戒严时期，集会游行当然为法所禁止，但在太平洋彼端响起的“远方风雷”，却像咚咚战鼓一样敲响了台湾保钓运动的序曲；第一张保钓大字报在1971年4月12日出现在台大校园，标题是“钓鱼台是我们的”，内容是“我们坚决抗议日本无理的要求，美国的荒谬声明”，跟美国“钓运”初期寄望于国民党政府一样，这张大字报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们永远支持政府”。
第一张大字报是台大香港侨生社团“德明校友会”所张贴，隔天第二张大字报（应该说是大布联，大到一幅从三楼垂挂到一楼长约十几米的白布条）接着在校园出现，两排大黑字醒目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五四运动时罗家伦在北大校园写的那两句标语，50多年后重现台大校园；这幅大布联是“大学论坛社”所悬挂，“大论社”是台大当年的一个进步社团。
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有句诗：“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但1971年4月对台湾保钓运动而言，却是最狂飙的月份。台大香港侨生率先打破“学生不准走出校园”的禁令，到美国与日本驻台大使馆抗议（当时美、日与台湾尚未断交）；台大各学生社团也联合组成全校性的“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并召开“钓鱼台问题座谈会”；四月是花季，台大校园各处繁花盛开，但比繁花更缤纷耀眼的景观是：各式各样的保钓海报与标语，张贴在每一棵大王椰子树上，保钓的文字与声音像春雷乍响般此起彼落，从台大一路响到每一所大学校园；就像郑鸿生（台大当年保钓学生之一）所说：“（保钓）是台湾战后新生代的第一次集体政治行动”。
国民党政府当时能够远渡重洋介入美国“钓运”，对近在咫尺的台湾“钓运”当然更是严加管控。党政大员纷纷约见“钓运”领导学生安抚劝导，情治机关也不时约谈学生领袖软硬兼施，但就像介入美国“钓运”一样，国民党介入台湾“钓运”的结果也是适得其反，他们阻挡不了学生走出校园走上街头，也激发了保钓学生“造威权体制的反”的决心与斗志，更埋下了后来反国民党民主运动的种子。
但跟美国“钓运”最后走向“统运”路线不同的是，台湾“钓运”虽然受到美国左统保钓派的启发，在校园内与知识界也出现了左翼思想的萌芽，但“钓运”对保钓世代最大的影响却是民主思想的启蒙。台大在“钓运”期间举办的“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以及“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等座谈会，看似与“钓运”毫无关联，其实却无一不是“钓运”的精神投射与价值延伸；若说台湾“钓运”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序曲，大概也毫不夸张。
1970年代是台湾的“轴心年代”，也是“闸门乍开的年代”，如果形容70年代以前的台湾是“万山不许一溪奔”，之后的台湾却是“堂堂溪水出前村”，而第一道冲出千壑万山的滔滔溪水毫无疑问就是保钓运动。保钓的外在挫折，带来的结果却是台湾的内在反省、内在觉醒与内在蜕变；文学艺术的乡土运动，政党政治的抗争雏型，以及威权统治的逐渐解体，都始于70年代那关键十年，有人因此形容：保钓运动带头的70年代是“现代台湾的原型”。
但才仅仅过去42年的那段保钓近代史，对台湾目前的年轻世代来说，却犹如夏商周一样遥远的上古史；老保钓每逢保钓周年，都不忘办个座谈会或写篇文章话说当年，但年轻世代却根本不知保钓为何物，少数略有所知者也常困惑不解：一个蕞尔小岛值得这么大张旗鼓去你争我夺吗？
今年因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台，改变了钓鱼台主权搁置的现状后，中国大陆保钓反日一度像野火燎原般窜烧东南西北各地，但台湾却温良恭俭让像个局外人，话语权很低，行动权更低。例如在政府层面，马英九虽多次强调对钓鱼台寸土寸石不让，更提出“东海和平倡议”构想，希望相关当事国进行和平协商，但大陆与日本却反应冷淡。在民间层面，苏澳渔民70多艘渔船虽与日本保安厅在钓鱼台海域缠斗追逐，但登岛行动却功败垂成，台、日渔权谈判也仍未获进展。
另外，美国“钓运”时代的老保钓林孝信在台北发起的保钓大游行，只吸引了一千多人走上街头，人数虽少，少到还不到大陆保钓人数的零头，但却已经创下台湾近40年来最多保钓人数的纪录。更讽刺的是，台大虽是当年“钓运”大本营，但今年校园却冷冷清清，好像校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保钓那一页辉煌篇章，甚至连70年代的“钓运”文献也存档于清华大学，而不是“钓运”发源地的台大。
俱往矣，这三个字是老保钓对当年那段狂飙历史的心情写照，也是台湾对保钓的现实写照；那些老保钓记录或书写那几年历史的那几本书，刘大任的《远方有风雷》，张系国的《昨日之怒》，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也许早就替台湾在保钓运动中的角色画下了句点。
历史写的是主角的故事，有谁会聆听配角的故事呢？
作者王健壮，曾任台湾《中国时报》社长，现为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