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将会召开，这次大会将奠定中国未来至少10年的政治框架。十八大是在国内矛盾集中上浮、经济活动中的财税、市场要素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遭遇瓶颈、政治体制严重滞后并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的集中指向的背景下召开的，十八大将赋予中国未来怎样的政治生态，值得观察。

所谓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环境的综合反映，其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笔者认为，三个方面将是观察十八大后中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释放重塑政治生态的源头活水

政治生态的源头活水就是权力的生成与赋予模式。只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才会落到实处。根据委托管理理论，民主应该是最真实的委托意愿表达。

西方最核心的民主实践就是政党竞争。同理于商业竞争最终受益的是顾客，政党竞争受益的是选民，而且由于竞争关系的存在，使得民主的纠错功能得以彰显。但西式民主同样存在功能缺陷，譬如：为了讨好选民，各党派容易为了短期利益而做出损害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如过渡透支财政供给福利，造成政府债务缠身；决策牵制，导致重大决策久拖不决，错失发展机遇；资本玩弄民意，美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和齐格勒在《民主的嘲讽》一书中对西方的这种“精英民主”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中国民主的现实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参政。这种模式下，由于干扰因素少，决策的速度快、前瞻性强、执行力高。但由于缺乏竞争，参政党的监督可能流于形式，从而使权力失去制约、腐败从生；决策也可能与民众的预期产生落差，从而导致公众不满；权力来源复杂、隐蔽，社会民主氛围和公民的民主素养得不到有效培育与提升，从而破坏“公民社会”的建立；宏观调控失去经济的本质意义，而兼顾于政府业绩与历史评价，从而导致环境破坏、房价畸高。

由于西方民主本身的缺陷与中国国情的匹配性要求，西式民主不全然适用于中国。但中国自身的民主现实同样不足以塑造符合科学发展的政治生态。

是否和如何释放重塑政治生态的源头活水，关系的不仅是重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生态问题，也是度量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检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意志与决心的试金石。兼顾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值得期待。

【增量民主】构建更加包容的政治生态，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更加被尊重。要严格区分党的领导与党的独裁，党的领导与党的独裁是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决定党要垄断所有的职位，民主党派大都汇集了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因此，在行政首长职位安排上打破党派界限是建立多元化、包容性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行党政分开的现实需要，更是落实“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根本保障。进一步放宽政治民主化的言论，让民主成为百姓话题，让民众了解真实的民主。形成民众积极参与、媒体自由讨论、学者借智创新、官方扬弃施政的良性互动氛围，让民主不仅成为政治生态的尺度，同时也成为社会生活的坐标。推行司法垂直管理，防止地方行政干预，撤销信访机构设置，切断维权行为在司法与信访之间游离空间，重塑司法体系的权威与严谨。

【递减民主】依据权力受众化程度，从下而上推行“民主递减”。县是联接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是城乡二元结构最为模糊的行政单元，其受众人口相比城市公民的“独立人格”更加弱化。须进一步虚化地级市管辖功能，强化省直管县和县域自治。在县及以下和有条件的城市全面推行直接选举，拓宽公民民主实践、提升民主素养、培育独立人格。扩大基层民主，保留上层民主的“递减民主”只是一种民主的过渡形式，其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实行全民民主。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要相信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甚至管好一个县”。

【兼容民主】兼容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面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和不断泛滥的民主思潮，应构建符合自身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民主价值体系，引导公众认知并遵从，掌控外部民主交流与对话的价值准则。任何政治制度的生成都必然经历曲折，并处在不断的变革、优化和完善过程中。“政治模板论”违背了世界动态、发展的演进规律。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积淀，必须引导公众建立起对中华文明的信心，同时积极吸纳西方民主实践的成功范例，不全盘西化，也不惧西化。兼容“精英民主”与“人民民主” 的统一。决策“以人为本”就必须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批评权”，充实“人民民主”的新内涵。

民主可以改变权力观念。只有权力观念彻底改变，权力才可能不会越法、不会越规、不会越情、不会越德，政治生态才可能从更本上扭转。

“运动式”清理的可能性分析

虽然历史车轮碾压的印迹在昭示“运动式”执政方式早被置入了历史的垃圾箱，但在官僚体系内部进行一场定向式清理，也许能避免更大的被动“运动式”选择。

【党的历史上三次整风运动回顾】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这时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广泛存在；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全党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 。于是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教条主义，以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1950年整风运动。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

1957年整风运动。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整风运动过后，由于“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当前的形势及整风运动的必要性】

当前的中国社会情绪化倾向日益明显，非“左”即“右”的主观主义扩散漫延，各种观点、思潮涌动。在党员干部领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唯权至上、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问题突出。这些，都造成当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甚至表现出由人民内部矛盾向体制外转化并带有破坏性的倾向。

及时开展一场富有成效的党内整风运动，既是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需要，也是维护党的领导与权威的需要，最迫切的是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执政的民意基础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整风运动的任务或需解决的问题】

整风运动，必须以整治贪污腐败之风、弄虚作假之风、脱离群众之风、奢靡浪费之风、权力滥用之风为基本方向。

整风运动，必须统一思想，明晰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党员干部中深刻植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观念，将维护“人民主权”做为衡量党政干部施政的唯一尺度，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整风运动，必须允许并鼓励人民群众揭发党及党的干部在执政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必须严惩一批侵犯人民利益和贪污腐败分子；必须清理清退一批不合格的党员干部，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必须对一批维权未果、上访无门的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进行一次彻底、干净的大扫除。

整风运动，必须避免流于形式，避免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干扰甚至破坏，避免演变为人身攻击、栽赃陷害和阶级对立，避免运动后的打击报复。为此，必须事先制定严格的制度和纪律约束。

总之，在十八大及其前后开展一场声势浩大、成效显著的党内整风运动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执政之需，更为重塑政治生态扫清障碍。

公民道德与价值标准的溢出效应

政治生态直接带出的就是公民道德和价值尺度的提升，涵盖社会风尚、判断标准、审美情趣等元素的社会生态转型不仅是政治生态转型的溢出效应，更是检验政治生态转型是否成功的标杆。因此观察十八大后的中国政治生态，就必须重新审视社会的道德水平与价值取向。

【精英的示范效应】近年来，在过度追逐利益的观念下，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病床到餐桌、从追求经济发展的强征强拆到追求个人享受的贪污腐化，无不表明了权力的价值在扭曲、商业伦理被贱踏。主流力量的道德滑坡不仅仅是示范效应的消失，更为严重的是由此滋生和累积了大量的民怨。公民在自身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价值取向，导致自觉履行道德规范的动力下降。必须从法律的完善、制度的供给、创新和执行上来促使主流力量发挥引导社会“见贤思齐”的感召力，尤其是政治生态主体的官僚体系必须担负引领社会思潮的责任。只有首先改变自己，才可能改变身边人、改变更多人。

【道德遵从的自觉性】只有当精英的示范效应成功溢出，政治生态的转型才算成功。也就是公民的道德水平普遍提高、价值标准被扳正，少一些只围观不伸手，少一些将乱扔和喧哗当做不可改变的生活习惯，少一些只取不予。自觉构建尊重的精神、开放的氛围和包容的心态。将道德遵从做为法律遵守的前置，自觉而非源自受约。

【人格塑造的复位】教育的功利主义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正在消失。过度强调“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等经济利益观念，而传统的美德教育正在走向边缘化。其实道德也是知识和智慧的一部分，但丁说“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罗马帝国时期的传记作家、伦理学家普卢塔克说：“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应该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荣格说“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人格的复位回归，才是对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脱骨式的治疗。

结语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处，不仅面临经济的转型，更面临着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政治与社会转型更加迫切。只有改革官僚体系、重塑政治生态，才会助力经济二次飞跃和社会转型成功，才会平滑社会矛盾、提高国民素质、彰显道德力量，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稳定的社会、文化的强国，才可能去建设一个强大并受人尊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