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

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0多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

当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于是就有了苏联的解体(也有了俄罗斯后来的顿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就有了第三世界的众多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

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 英国有个港口城市叫利物浦，这个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为整个英国最富裕的城市，靠什么富裕起来了?靠的是奴隶贸易。当时整个英国80%的奴隶贸易，欧洲40%的奴隶贸易，都从这里经过。欧洲的商人们用美洲的棉花、糖、烟叶换取非洲的“黑奴”，一本万利。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享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参加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不少非洲国家代表发言，要求西方国家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和赔偿，他们提出的赔偿额度为： 777万亿美金，约等于今天美国经济总量的60倍。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索赔数额之大，是不容质疑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于2008年初正式向几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良知，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谐一点。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2008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埃及代表整个非洲集团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题为“从夸夸其谈走向实际行动”，其内容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来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其中提到：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道歉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举动”，“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对过去给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伤痛、苦难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向过去和历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创伤、取得和解”。这一决议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对。欧盟发言认为此提案的语言不妥，不应该把一部分国家单独列出来进行批评。

实际上，我在意的并非西方一定要就过去的错误，包括鸦片战争，作出正式的道歉，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应该向前看，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够从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改变那种总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自己永远正确的心态。“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来界定这些概念，并且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话，从本质上看，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心态无异，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悲剧。

西方谋求话语霸权现在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等，西方价值观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贫困;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有增无减;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而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一点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错综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互利双赢”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这个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07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 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 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力量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当年曾扬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06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