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要经历一个调整过程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进一步采取了“稳增长”的措施，及时加强预调微调，5月份、6月份呈现出“缓中趋稳”态势。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对于我国经济走势判断，我认为，今年到明年，甚至延续到2014年，我国经济要经历一个调整过程，原因包括：这几年经济稳定增长面临一些深层次障碍，新的增长点和新竞争优势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调整虽然会比较艰难，但并非坏事，它可以促使我们真正下决心推进转型和改革。因为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各界可能更容易达成加快转型和改革的共识。因此，明年、后年转型和改革的力度可能会加大。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好的条件，奠定好的基础。

我国经济增长正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过去30多年来连续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高速增长是不多的，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从转方式、调结构的需要来看，也到了该适当降低速度的时候了。更重要的是，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我国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这都需要通过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化解。

第二，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使我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第三，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高成本时代”。过去我们主要利用低成本竞争优势，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但是现在开始进入到“高成本时代”，包括土地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环保高成本、物流高成本、交易高成本等。“高成本时代”到来意味着企业和产业发展面临的约束越来越大，使高速增长受到了限制。

第四，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阶段又可分为上半阶段和下半阶段，目前正处于上半阶段向下半阶段转折的阶段。重化工业阶段上半阶段是量的扩张阶段，对GDP贡献较大，下半阶段则是质的提高阶段，对GDP的贡献相对下降了。

第五，从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达到30%至70%时属于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未来10多年，我们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直到70%之后才逐步稳定下来。但是未来的10多年和过去的10多年相比，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可能有所下降。因为城镇化加速阶段的前半段是量的扩张阶段，后半段是质的提高阶段，城镇化虽然还将继续向前推进，但是速度会有所下降，这也会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六，从国际环境来看，外需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受国际经济形势还将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面临很大压力，这也会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二、转型和改革是应对挑战的关键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制度变革是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增长动力中，需求侧有“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和消费。另外，还有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用这“三大发动机”来解释。具体说来：一是制度变革，也就是体制机制改革。我们通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调动了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二是要素升级，也就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所有的要素升级都能直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制度的优化，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结构优化，也就是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能带来资源配置的优化，提升生产率。比如城镇化，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率不到20%，2011年已超过50%。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是一个效率提升的过程，其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可大大提高。所以，结构优化实际上是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在我看来，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挑战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转型和改革。

转型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改革就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政策层面来看，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短期比较见效的政策是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政策。当然这些都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来实施。而长期的根本性对策是供给政策，即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最关键的举措。

制度变革主要是要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型和机构精简，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如，加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此外，还要加快企业改革，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总之，要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比如，政府要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转型，企业要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转型等。

要素升级就是要实实在在地通过“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技术进步，大大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本，为我们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供良好的基础，通过要素的升级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结构优化就是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工业化最重要的是推进品牌型工业化，一定要发展品牌产业、品牌企业、品牌产品，通过品牌来提高附加值，通过品牌来提高竞争力。同时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还要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三、与时俱进推进改革要有新策略

现在的改革与过去30多年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外部环境、技术环境、改革对象、改革范围、改革目标都不一样了。在这些新的背景下，我国未来改革将面临如下挑战：资源能源紧张、环境保护压力加大使改革面临新的约束；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等为改革带来了外部“紧约束”；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压力加大、“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等为改革带来了内部“紧约束”；政治体制改革等改革“硬骨头”也将挑战我们的智慧等。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既得利益的阻挠。我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其他非经济改革相对滞后。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文化体制，或是社会体制，虽然都在过去进行过一些小的改革，但都未触及深层次问题。新的改革将触及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触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社会阻力加大，难度和风险增加。

在新的挑战面前，我们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高扬改革的旗帜；另一方面必须在对过去30多年改革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与时俱进制定新的改革战略，包括明确改革新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