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9月，中日两国领导人握手言欢，开启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门。40年后的9月，钓鱼岛的纷争却让中日两国剑拔弩张。两国关系降至冰点的波澜背后，中日国民的心态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对国家利益的考量都与国民的心态与认同有关。从两国的发展大局而言，钓鱼岛算不上是核心国家利益。过去40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双方之间在这一问题上曾保持高度默契：将这一争议搁置起来。如果双方都将其视为不可妥协的核心利益，寸土不让，那么最终可能只有诉诸武力。

4月，石原慎太郎挑起“购岛”风波，在短短几个月之中，便成为日本国内的重要政治议题，野田佳彦内阁出面表态，由中央政府购岛。石原指责日本中央政府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于是挑起购岛，而野田害怕失去选票而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党派利益压过了国家利益。

战后日本经过民主化改造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公民社会，个人权利意识成长，石原慎太郎将日本比作一条“被阉割过的狗”，对谁都没有威胁。公众对消费税、核电的关注要超过钓鱼岛，加之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运动，福利国家体制、老龄化社会让日本不再有兴趣发动战争，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历史。

在个人权利至上的国家中，爱国主义的热情也会渐行渐远，也许正是如此，很多日本政客才会产生焦虑，从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便呼吁日本的大战略。松下政经塾也是为了培养国家栋梁而设，无论野田佳彦还是前原诚司都是“塾生”出身。问题在于，这些“塾生”们对国家身份的定位是否准确，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是否得当？

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让日本失去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身份，丢掉了东亚第一经济大国的位子。与此同时，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在加快，日本宪法第九条限制了其战争权利，凡此种种都使日本产生了焦虑。“脱亚”还是“入亚”，对日本仍是个问题。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日本的焦虑，而正在崛起的中国对日本也存在着复杂的国民心态。

其一，反日成为一种潜意识，一旦出现争端，情感的力量就会宣泄出来。几十个城市在同一天举行规模不等的反日游行，而且标语也是大同小异。反日情绪的背后是一种受害者的心理机制，受害者容易获得道义的优越感，反日与爱国几乎可以划等号。这种心理机制之下，中日关系难有根本性的改观，换言之，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了，中日之间的和解还没有完成。

其二，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是公民社会的建设却处于起步阶段。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政治表达提供了稳定的平台，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出现了打砸抢烧事件，不少日资企业关门停业，更有甚者，同胞的日系汽车在“爱国”的旗号下被打砸烧。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将人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民、工人、商人等，他们渴求安定与秩序，并不会扮演“革命者”；另一部分是社会渣滓，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一旦法律惩罚的约束消失，他们就会成为暴徒。反日游行的目标是表达一种领土的诉求，而打砸抢烧则是对国家理性的挑战。现代国家理性建基于法治与市场之上，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以“爱国”的名义肆意践踏私人财产，实际是害了国家。

其三，权利社会正在兴起。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阶级是遏制游行暴力化的制动。在反日游行出现严重的暴力之后，网上批评多了起来，理性爱国逐渐成为共识。在“九·一八”这个敏感的日子，失控的情况反而减少。“要表达，不要破坏”、“拒绝暴力”等口号折射出人们对秩序、权利的捍卫。

除此之外，反日游行中表现出中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切，比如贪腐、拆迁、民主、宪政等议题，换句话说，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在未来是可能的趋势。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未必不能转换，民族主义情绪在某个时点或可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区域大国应该是中国多数国民认同的目标，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当下的核心利益未必是马上解决钓鱼岛争端。而经济低迷、债务沉重且日益老龄化的日本，也不会因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强硬而走出困境。日本财政大臣安住淳本周还表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势之下也要坚持推动两国金融合作，这才是中日关系的真正核心利益。

中日之间存在着发展“时代”的反差，贫穷而高速增长的中国与富裕而徘徊不前的日本多少存在着“代沟”。时代的反差与历史的伤疤，不仅让中日两国民众经常处在焦虑的心态中，也给两国关系平添了许多坎坷。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