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1992年的二月，那时我28岁，加入了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消息报》，并成为了报纸新设立的外交专栏的负责人。那是一个令人兴奋并激荡万千的时刻，苏联刚刚成为了过去。俄罗斯的新任外长——年轻、彬彬有礼的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正打算以一种新的外交姿态面对西方。在伊拉克、巴尔干和中东半岛问题上，他希望以能与美国与西欧达成和解。在跟随他出访遥远的外国的途中，我觉得我身负使命在身：在新时代重新将俄罗斯打造成一个可靠的强大全球伙伴。
在我印象中，1991年至1994年的那段时间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这个新的国家的希望的高峰，那种迫切的希望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已经要被埋葬了。如今，在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抗议下，焦虑伴随着那些过去的远大期望逐渐成为了主流。现在我们必须反思自从苏联瓦解以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回答重建国家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过去二十年的时间被浪费了？俄罗斯的领导人们到底崇尚哪种权力统治形式？最后，俄罗斯的未来有希望吗？俄罗斯是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关于最后这个问题，大多数西方人的回答是中立的：万变不离其宗。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俄罗斯仍然拥有强大的核武装备和巨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但是他们的思维狭隘，言行不一致，这些导致俄罗斯将不会成为全球事务中有影响力的角色。
俄罗斯的政治家、高级公务员、记者和学术精英们正在经受一场认识失调。当他们出席关于俄罗斯的主题论坛和会议时，他们会因为仍然自以为对全球事务抱有发言权而受到别人的原谅。但是，如果是在一场关于世界议题的国际会议上，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俄罗斯议题只能跟中国印度的崛起、气候变化或者金融危机这样的议题处于一个等级。甚至是在伊朗的核问题和中东半岛的骚乱问题上，俄罗斯也不能扮演国际主导地位，它最多只能扮演“干扰因素”的角色。
在我看来，俄罗斯之所无能与西方建立合作，还是由于自1989年以来的反共运动的余波仍没有完全平息。事实上，俄罗斯未能彻底地与过去“一刀两断”，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也是如此。当我们回顾90年代以来我们曾经有过的希望时，我们会觉得那时我们想得太天真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和哪个民族经历过如此大规模、复杂和充满着痛苦的转型。二十年年来，俄罗斯试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多层次和多领域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从世界上最后的大一统帝国转向现代民族国家；从独裁政体转向民主政体；从全能国家统制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最后这一目标得以实现。而第一个目标，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到目前为止是最难实现的。俄罗斯最终的目标是要解决俄罗斯人如何重建认同，或者说是民族凝聚力的问题。但在目标实现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将会面临来自国内不同派别质疑的声音和不情愿的阻力。
帝国不垮
俄罗斯人与捷克人、波兰人可不太一样，当它的邻居们已经开始脱下共产党的外套时，他还不能想象新时代的来临。尽管这些东欧国家“粗暴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对他们来说，首要的任务还是将自己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即便是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没有苏军驻防的国家，仍然可以说自己是1945年斯大林推动的雅尔塔—波茨坦协定的牺牲品。
此外，时间带来的历史记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91年，许多二十多岁的爱沙尼亚和匈牙利青年们的爷爷奶奶们都还在世，他们可以告诉自己的孙辈们苏联人来之前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虽然在苏联人到来之前他们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和繁荣，但也远比斯大林的军队的统治要好。后来，在这些国家的转型当中，年轻人的意识（没有共产党也可以生活得更好）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在俄罗斯，情况却很不一样，二十几岁青年们的爷爷奶奶辈们无法告诉他们共产党掌权之前俄罗斯是怎样的。而且，这一辈人对斯大林统治的记忆也十分模糊。而且，如果他们不收听BBC或者美国之音，也不阅读地下报刊，那么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产生质疑。的确，关于红军和苏联内战以及1930年代的大恐慌的记忆并没有真正地被消除，但是对于全体苏联人民来说，这些记忆都被封装在内心深处感觉不到的地方。
不幸的是，苏联共产主义是苏联人自己生产出来的。尽管每个人都被要求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帝国”感到骄傲，但真正为帝国付出的却是每一个苏联人民。
苏联的崩溃对其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并对国民造成了长期的痛楚，对于生活在苏联的1.51亿人民来说，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帝国如此垮塌。对于东欧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大家都不愿看到苏联的消失。甚至对苏联怀有敌意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对莫斯科的无能和各自为政感到愤怒。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仅因其经济上的低效而变得虚弱，在和美国的国际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也让它雄风不再。但不管怎么讲，苏联崩溃速度之快、之平静仍然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也有对此唱反调的人：俄罗斯人还没有做好失去自己国家的准备。苏联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大陆帝国，即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那么之前的加盟共和国也没有因此消失。他们仍然环绕在俄罗斯周围，他们与俄罗斯的边界是人为划分的。难怪许多俄罗斯人认为这样的状况十分不正常。俄罗斯人的确对中亚人和倔强的高加索人没什么兴趣。但是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他们就像暂时跟家庭走散的亲人一样。
1991年克林姆林宫的苏联旗帜降下之后，能把俄罗斯和之前苏联属国联系起来的只有俄罗斯东正教堂了。但东正教也在苏联统治时期遭到了压制。俄罗斯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他没法再建立一个国家认同和信仰。这种情况与那些以前生活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人们在苏联解体后立即宣布要加入到美欧的大家庭来。俄罗斯处于两个极端的美好年代之间：冷战时对西方强大的骄傲；解体后虚弱得无法重建自己的国家。
与俄罗斯人民一样，俄罗斯的政治阶级对这突如其来的变迁彻底没有做好准备。我时常觉得现代俄罗斯的创始人：叶利钦是一位十分嘲讽的人物，他一手扳倒了苏联，但却在拆除苏联体系时显得十分害羞。他起草了俄罗斯第一部民主宪法，并引入了自由选举，将国家财产私有化。但他却没有办法对国家的军队、警察和司法进行改革。1990年代初改革派知识分子掌权不久之后，前苏联的中层行政官僚便慢慢重新夺回了权力，将守旧的官僚管理带回现代俄罗斯。他们成功地把共产主义的恐怖政治、没有限度的玩世不恭和对金钱权力的贪婪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官方所谓的“资本主义”。
在俄罗斯，权力决定一切，为了维持这种状况，俄罗斯的统治阶级强加给了人民一套玩世不恭的世界观。这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和外交事务。
犬儒至上
俄罗斯的政治家们坚信在国际事务上唯利字当先，至于价值和道德等东西根本就不用考虑太多。可是在2011年利比亚危机发生后，这种想法简直糟透了。2011年春，西方联军开始对利比亚进行干预后，俄罗斯总理普京质疑西方国家动用武力的动机：他觉得西方国家就是冲着利比亚的石油去的。他忽视了一点，即便是在卡扎菲统治时，西方国家与利比亚的关系也比较正常。俄罗斯政治家们的财富和权力都来自与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在他们看来，所有国际事务都只不过是“一些碳氢化合物而已”。
普京还明确地抛出这种论调：阿拉伯人都是倾向于极权统治的。其实，这正是俄罗斯国内精英统治阶层意识的投射。
此外，自1992年海湾战争以来，从索马里到巴尔干，从伊拉克到利比亚，这些曾经由苏联控制的地方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逐渐支离破碎。在古代世界，国家之间很少有相互影响，一国的统治者可以对他的人民胡作非为。外交原则中的第一条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
这种想法在当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责任去保护”的概念限制了独裁者任意杀害他的人民，那种以国家统治为借口的大规模镇压已经名誉扫地了。
对于当今的国际形势，莫斯科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虽然它有时对别国的指责是正确的，但它在指责别人和为自己辩解时总是采用双重标准。虽然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也不完全奉行价值观至上的原则，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犬儒主义奉为价值观。俄罗斯在外交上的价值和道德真空即使用尽其石油也无法填满。
对于俄罗斯来说，将道德判断和价值观引入外交决策注定是艰难的。但这毕竟是大势所趋，克林姆林宫对价值观和道德敌视，不仅没有显示俄罗斯的强大，反而暴露了其统治阶级的不牢靠和迷茫。
克林姆林宫的另外一个症候，是它对于阴谋论的热衷。阴谋论成为俄罗斯社会过去二十年以来的主打产品。阴谋论主要是对苏联难以理解的突然崩溃的反应。在俄罗斯“经过审查”的电视节目当中出现过最多的问题就是：“谁从苏联的崩溃当中获利？”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在任何场合被提出，比如阿拉伯之春，世界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等等。每当你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你都可以确定地找到答案：“美国”，“索罗斯”等等。这种阴谋论造成了一种“俄罗斯是抵御西方入侵堡垒”的思维方式，这种论调有效地转移了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关注的视线，并逐渐成为了俄罗斯的一种外交工具。
作为象征的胜利日和其历史争议
在俄罗斯国内，“俄罗斯堡垒”的思维方式在不断地提到胜利日（1945年5月9日）的语境下得到了加强。胜利日似乎是俄罗斯人民唯一承认的现代俄罗斯的历史节日。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胜利认同也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因为关于胜利日的讨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首先，俄罗斯庆祝德国的第二次投降，但这是苏联独裁者的主张。苏联独裁者认为，对于苏联来说，战争开始于1941年6月22日，这忽视了斯大林的苏联早在1939年9月17日就开始积极准备参与到世界大战当中来的事实。斯大林可耻地与纳粹德国结盟也被辩称为是战略需要。除此之外，由于战争所需的巨额花费，苏联加速了其对国内民众的剥夺和对中欧、波罗的海国家的侵占。这些都成为苏联“胜利史”上的争议点。
也许还有人会说，同盟国必须对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给予解释。比如，在战前，苏联与希特勒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广岛、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德雷斯顿使用燃烧弹。其中后两者完全可以以战争罪起诉。
但是，俄罗斯的悲剧不能否认英勇至关重要的二战胜利是已经不再存在的、杀人无数的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原因。自由与奴役，无私的牺牲和玩世不恭的地缘政治游戏，都在苏联道德迷宫内无解地纠缠在一起。在俄罗斯媒体中逐渐升温的关于“胜利日”的辩论，证明了这一节日对于俄罗斯能否重建国家的认同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共产主义帝国崩溃已经有二十年了，道德复兴、理清国家历史之源以及为国家政治生活寻找新的意义等问题在当今的俄罗斯显得尤为的重要。在1989-1991年的政治革命，相比于政治领袖，我们缺乏的是道德领袖。
寻找道德指针的俄罗斯
今天的世界人民普遍赞同民主。“尊严”成为了流行词。精神饱满的俄罗斯少数派正在积极行动着，虽然他们不具有影响力，但是他们正尝试申明自己在未来国家事务管理当中的地位，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严肃地和响亮地向世界申明。他们并不想寻求革命，他们甚至痛恨革命，但他们不满足于做克林姆林宫的附庸。他们对于新想法的寻求逻辑上产生了对道德和领导权的追求。有趣的是，2011年十二月捷克剧作家哈维尔——从剧作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成为捷克总统——的去世，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一股了解哈维尔生平和成就的热潮，而当他在世时，苏联知识分子却不怎么关注他。对我来说，这种现象意味着俄罗斯渴望在公共领域能出现像哈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在俄罗斯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像哈维尔那样成为公共领袖：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虽然从背景，个人风格和成长史来说，他们两位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杰出的剧作家哈维尔和有争议的俄罗斯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是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选择对体制暴力采取和平抵制；他们都懂得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道德理想是万般重要的。此外，他们都不像一般政客那样以“职业”的方式讨论政治。
亿万富翁霍多尔科夫斯基独一无二的史诗般的历史是，他从由一个平民成为富翁，然后又被投入监狱。他在反省自己于90年代初犯下的原罪后，成为了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当前的俄罗斯，还没有哪个政治反对派能像他一样有一种道德高度。不过问题在于，他现在身陷囫囵。我们不知道在他出狱之后，他是否想成为一名政治领袖。这将是一本逐渐翻开的故事，不仅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的故事，也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故事。在接下来的中我们肯定会看到结果，但是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现代俄罗斯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道德指针的缺乏。无论在俄罗斯会不会出现高尚和杰出的公共政治任务，对道德指针的追去总将会继续下去。对俄罗斯社会来讲，找到道德指针将能够真正处理后苏联时期的国家衰弱，这也是俄罗斯走向复兴的唯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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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一位评论员，《生意人报》调频（俄罗斯最主要的24小时新闻电台）的主持人，曾在《消息日报》，BBC和埃克森美孚俄罗斯公司工作。
译者：沈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