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关系现在的变化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其中也包括南海问题。现在国际问题很热，地区和国际局势处在大变动时期，各种看法都有。
周边关系是当前最热门、受人关注的话题。变局更是引人注目，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一些新的变化，怎么认识这些新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些都关系到中国利益。
一、构建新的周边关系
周边关系和周边环境历来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由于大多数的冲突、战争都是发生在周边地区，应对来自周边的安全、政治威胁，牵扯到了中国大量的人力、财力、国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把主要的努力放在开拓和平发展环境上。首先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以改善与美国关系为契机，先后改善了周边那些与西方走得比较近的国家的关系，扭转了因中苏对抗带来的不利环境，开拓了对外开放的有利环境。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实现了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实现了与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也改善了与前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如越南、老挝关系正常化。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韩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最后与柬埔寨、与印尼的关系也正常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全面实现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周边地区的敌对关系已经基本消除，这是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次一个重大的转变——周边没有敌对国家了，都实现了正常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构建新的周边关系。
第一是解决边界问题，先后与俄罗斯、新生中亚国家，与越南划定了陆地边界，与越南划定北部湾的边界，与印度就陆地争端也达成了一定的稳定协议，并就开展边界谈判进行磋商。到现在为止，中国只有与印度的陆地边界没有解决，与不丹尚未划定边界，其他的都划定了。划定边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变化。中国以往从来没有划定过陆地边界，中国几千年来是居中的陆地大国，是靠治理来维护边界，所以我称之为“治理边界”。就是说，你强大的时候边界可以很大，弱小的时候，外边的人就来侵犯你，就变得很小。这也形成了一些历史的争端，哪儿是中国，哪儿不是中国的。划定边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标志，中国有如此多接壤邻国，加上兴衰变换，划定边界非常困难，但不管怎么样，现在陆地边界大部分划定，只有与印度尚存争端，不过，大部分海上岛屿和相关海域仍未划定，争端凸显。
第二是积极构建非对抗性的、非结盟性的伙伴关系，加强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全面发展关系。构建伙伴关系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创造，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面临发生新的、大的对抗的危险。我们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就是构建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什么，核心是非对抗，以对话、协商、合作为指导原则，发展国家间的关系。构建这样的伙伴关系，为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的局面和一个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
第三是主动推动和参与了区域合作，构建区域合作框架，包括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多层东亚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六方会谈等等。我们力图用制度合作框架规范和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样的制度构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大家，包括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平等的参与方；二是参与各方积极寻求合作，比如，推动自贸区的建设。
经过这样一些努力，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周边有了机制性的协商与合作平台，中国作为主要的参与方，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的发展利益开始增大。到现在为止，中国通过这些制度框架的构造，我们的经贸关系取得了非常快的发展，中国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的第一、第二、第三大贸易市场。同时中国对外的投资也在增加。由于这些变化，中国发挥影响的主动性就提升了。“主动性”这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被动地应付，现在中国有了主动性。
二、崛起的中国带来新变局
尽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我们也认识到，中国的周边国家多，情况复杂，周边关系与地区和国际关系大局联系紧密。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这么多邻国、有这么多遗留争端的国家，这样的特点就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周边关系。首先是邻国情况复杂，与中国的关系变数多，往往“近而不亲”，有历史的原因，有现实的原因；第二是遗留争端多，有领土的、历史的、人文的，还有新出现的海域的，这些问题很容易发酵，不定哪个地方就冒出来，不定什么原因就可能变成大问题。
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引出了多重的反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周边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结构转变，这与过去的弱势中国下的关系特点不同。强势中国下这样的关系，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很多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了。所以就形成了两种热点，一个就是强势中国带来双向反应，即中国对本身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我们过去能忍的现在不能忍了，也不愿意忍了，过去失去的东西希望能够找回来，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也增强了，所有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弱势情况下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强势情况下就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很自然。相关国家的对策也不一样了，就是要防止中国的影响等等，这一切会通过政策、战略和行动表现出来。
再一个特点是应对强势中国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一种准共识，就是大家都要对付一个强中国，这就会催生复杂的“准结盟”应对力量。这里说“准结盟”，是说与传统的结盟关系结构和方式不同，是松散的，也是多向的，一个国家往往脚踩多只船。过去是我们应对别人，现在是别人应对我们。这种形势制约了中国刚刚形成的主动性，增加了被动应对的因素。
在诸多的变化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美国的大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样一个转变是非常明确的。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有着直接的投入和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周边关系的变局有着直接的作用。本来，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曾想建立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对它是个障碍，曾有遏制中国的战略和行动，但一则当时中国还处在不强势阶段，对美国的战略利益直接挑战不是很大，二则，“9·11”恐怖袭击，使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全球反恐，中国成了其反恐的合作者。这使得中美关系得以比较顺利地发展，使得周边地区比较安宁。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实力提升加速，中国的影响力增强，在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下，在周边地区构建了很多没有美国参与的合作架构， 像“东盟-中国自贸区以及战略伙伴关系”，“东盟+3”（中日韩）、“东盟+6”（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还有上海合作组织。这引起了美国的担心，感到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奥巴马一上台，就重新审视本国的战略，认为对美国挑战最大的是中国，必须通过”重返亚洲“保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利益。
美国这种转变也迎合了一些国家应对“中国威胁”的思考和行动，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纠葛的国家，就积极利用美国，欢迎和支持美国作为应对强势中国的“领头羊”，这也使得美国的重返战略有了链接点。这种新的变局就意味着中国周边关系框架与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必须高度重视，进行新的研究和战略判断。
怎么来判断这些新的变化？我的看法是，尽管应对强势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战略性布局，但是，各国的这种应对有多层含义，有限制的方面，有搞关系的一面，是两面，不是一面，这样，在中国周边地区并没有形成一个敌对的包围圈，中国的发展环境没有被封死，中国的战略和发展关系运筹空间仍然存在。有这样一个判断很重要，它不仅可以使我们增强自信，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继续坚持把维护和开拓和平发展环境作为主攻战略。
三、新形势下的战略主动性
增强新形势下的战略主动性非常重要，没有形成周边敌对包围圈这个判断很关键，有这个判断，又有了战略主动性，就可以创造出很大的运筹空间，很多事情可以主动去做。所以，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思维，要创造新的主动性，我们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还在很长的历史转变和复兴道路中，创建和维护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至关重要。中国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走不同于历史上传统崛起大国战争扩张的道路，这就需要我们有新的理念、新的战略、新的举措、新的形象。
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最危险的是什么？除了外部主动侵犯外，我认为，第一是高估自己的力量，冒险盲动，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行就干一仗，主动扩张，历史教训很多，由于头脑发热，盲动主义、扩张主义占上风，最后只能导致失败；第二是民众的极端情绪被调起，政策被绑架，以满足不合理的诉求压力为政策取向，采取不顾后果的政策，最后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此，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应对当前的变局？我谈几点看法。
1.对美国要能进行战略周旋
首先谈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大局仍然可控，没有走向完全的对抗，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冷战后，我们确定了对美关系的大原则，就是避免对抗、寻求合作。我看这个原则还适用。我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要学会与美国周旋，对美要打太极拳，不要打拳击，这里既有争取空间的含义，也有扬我之长，有效应对的含义。最近，有人提出来要研究新型大国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是针对我们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如何处理与现行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而言的。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压制中国的战略挑战的空间，也就是说，利用它的优势和实力，把我们的扩展空间尽可能压缩小，构筑制约与平衡网，降低我们对它的替代能力，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美国地位和利益的损害。
美国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美国是个强国、大国、霸权，它不愿意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问题是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没法改变美国不这么做，也不能用直接对抗的办法来突破遏制。我们如何应对呢？如何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呢？我看还是要全面分析美国的战略。
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结构，有战略对立的一面，也有利益相合的一面，“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尤其是经济的链接利益突出，我看，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值得一试，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现行的霸权国家和一个新兴的挑战型的大国之间有这么多的相互的链接利益。经济是最突出的，还有地区安全，全球的问题，没有中国不行，光美国搞搞不起，它拉别人也替代不了。中国也是一样，要维护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没有与美国的相容关系，也实现不了。我们记得当年美国驻前苏联公使凯南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报，其中谈美俄为什么可以对抗？因为美国在前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一点实际的利益，因此，对抗苏联对美国利益无损，可以采取完全的对立策略。而今天美国对中国就大大不一样了。
美国重返亚洲的目的是确保主导权，但美国要主导一切也难，因为东亚合作是个大的趋势，美国进来难以主导一切，因为美国自己进入东亚是它求着人进来的。这对美国来说很不容易，美国向来是自己建了规则让你来遵守，而它参加东亚峰会要签“约法三章”，必须先签东南亚友好和平条约，这个条约涉及到不使用武力，支持东南亚地区无核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对一个现行的霸权国家，对美国来说那是太不容易了，但为了实现重返亚洲战略，也签了，为了一个大战略利益，必须屈从别人制定的规则，所以它想主导一切是很困难的。
美国领导的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影响非常大。为什么要领导这个东西，一是从2000年开始，东亚地区构造了很多没有美国参加的自贸区，开始不大当回事，采取“友好的忽视”态度，也就是不太相信东亚能搞成什么，实际的发展让美国着急了，因为继续发展下去会冲击它的利益基础，因此，试图另立炉灶，冲击东亚合作运动；二是美国全球化的冲击。这场新的全球化以新兴国家加入为代表，他们利用了国际开放市场的条件，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迅速发展经济。像中国、巴西这样的大国，一开放就吸引了很多外来投资，外国生产企业转移生产，包括美国的企业，不在美国生产了，大量转走了，结果它的制造业越来越衰退，它的就业率上不来。经济找不到新的动力，金融就搞创新，结果发生了危机。TPP就是要重构竞争条件，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削减后起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吸引生产回流，TPP设立了二十多项领域，制定竞争和开放规则，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等。但真谈起来不那么容易，美国也难以实现一厢情愿的设计。
美国领导TPP，亚洲还要不要、能不能自己搞合作？当然需要，TPP不包括中国，中国就可以大力推动亚洲的合作。最近一位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份政策性研究报告，提出要美国的TPP与亚洲的自贸区并行不悖，我看美国也认识到TPP不能包揽一切。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机会，抓住机会，继续推动东亚的合作发展。
2.东北亚合作既要耐心，又要主动
东北亚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核心区，关系复杂，紧张频现，但经济互依，合作发展。当前出现的新紧张，为深化合作投下阴影。
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历史问题淡化的同时，现实利益矛盾突出。日本把应对强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力图傍美国，拉他国限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上升，所以中日关系不稳定因素增加。钓鱼岛本是一个小的麻烦，但可能会成为新的冲突爆发点。
一个时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辩论如何对待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小泉当政时期，日本在面对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到底怎么定位上还是有争论的，是和中国对抗还是和中国合作，接受一个强中国还是反对一个强中国，界限不太明。由于中日历史的复杂关系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它很难定位。讨论来去，到了小泉后，我们看换了福田、换了鸠山等等，就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日本确立要和一个强中国合作相处，之后保守势力又上台，影响增大，日本对华关系又向右摆，取向于应对强势中国要和美国加强结盟，这样一来，使得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加。日本右翼石原慎太郎跳出来，要购买钓鱼岛，说辞是为了防止被中国夺去，野田政府为了挽救下降的支持率，则对钓鱼岛国有化。政府买岛是个表象，内涵是加强控制，用民族主义提升日本的社会凝聚力。
目前，钓鱼岛冲突箭在弦上，如何发展有待观察，如果中日冲突，那将不仅会对双边关系，还会对地区关系，尤其是地区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还是要拓展外交空间，动员日本国内积极因素，防止局势向冲突方向发展。
朝鲜半岛这块烫手的石头还在发热， 丢不下，拿不住，很棘手。但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必须把握住。应该认识到，以往以解决核问题为中心来改善总体关系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因为六方会谈的宗旨是以解决朝核问题为基点来构建新的地区关系。现在朝鲜把拥核写入宪法，说什么也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设计战略，首要的是防止在朝鲜半岛发生大的对抗，在稳定的基础上重新启动六方会谈的机制，看来要到明年美、韩大选以后，六方会谈和其他的灵活机制可以以稳局和促变为新战略，这也给朝鲜一个推进转变和改革的空间。
中日韩经济合作近年来取得进展，确立了三国领导人峰会机制，建立了合作秘书处。尽管日韩之间闹，中韩之间也闹，中日关系也紧张，但三国经济上的相互联系非常紧密，走的是“政经分离”的轨道。韩国主动提出来要和中国谈FTA（自贸区），已经开始谈判进程了。韩国和中国谈自贸区，日本就着急了，于是积极推动中日韩三边的谈判。中日韩经济上分不开，这也是制约政治安全走得太远的一个内在机制，问题是如何把握平衡，如果政治安全对立了，发生了冲突，经济合作也难深化。中日韩不和，东亚合作进程也就有道阻碍。
3.对东盟要有信心和信任
在中国的周边关系中，变化最大的是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我们利用双边和东盟这个地区组织集体，不仅迅速改善了关系，也加深了合作。但是，东盟一些国家没有摆脱“中国威胁”、“中国控制”的阴影，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面前，采取了一些带有对抗性色彩的举动，拉美国进来，制约中国，把南海争端升温。
不过，尽管如此， 应对强势中国的特征还是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总的来看，东盟作为一个总体，坚持防华而非反华，平衡而非倾斜的原则。东盟从成立起就采取了平衡大国战略，这个大战略并没有变。东盟的战略目标是保持东盟的核心地位。它这些年操作得很好，以东盟为中心构建了各种各样的地区机制，也就是把大国拉过来，你们别打仗，别闹事。不过，现在个别国家采取了过度倾斜的政策，拉大旗作虎皮，试图吓住中国，其实这样做也会伤害东盟整体的利益。
东盟在今年年底要推出“地区综合伙伴关系”方案，推动没有美国和俄罗斯参加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大旗不能放下，不能感情用事，遇到一些不高兴就疏远东盟，其实，中国要有应对复杂东盟的心理和战略准备，还应继续增加对东盟的投入。特别像互联互通计划，我们要给予更多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好的契机，现在人家主动来邀请你参加，投钱把路修通，把各种生意做起来，让人员流动更方便等等，对双方有利。越南、菲律宾在南海挑动事端，东盟大多数国家保持谨慎，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利用好东盟这个框架，突出整体利益，稳定大局，这是非常重要的。
四、创造性处理南海争端
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仍存争端，剩下未解决的更为复杂，解决难度更大。如今，一是南海问题，二是钓鱼岛问题，热度升温，又有着大的地区关系转变大背景，很有必要谨慎处理，要创造性解决主权争端。
南海问题是当下关注的重点。我们可以把南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主权争端，第二个是地区关系。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目前二者的联系紧密，尤其是后者成了火上浇油的因素，地区关系反过来使得主权争端更激烈。
南海主权争端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岛礁的主权，一个是水域主权（领海）与权益（专属经济区）。
中国确定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最早的。远的历史我们不说了，1935年民国政府公布了南海诸岛的名称，1948年在行政区划图上把南海诸岛的位置标出来，画出了十一段断续线来标明的相关海域和岛礁主权范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沿用这样的图。但问题在于，主权确立了，缺乏实际占有和管理的能力，这也就是争端发生的原因。
1954年，南越宣布对南沙、西沙拥有主权，占领了一些南沙岛屿，当时北越是反对的。1974年南越出兵占领西沙，中国进行反击夺回。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以后，越南继承了南越的立场，1977年越南发表领海大陆架声明，明确声称对南沙、西沙的主权，从上世纪80年代，越南扩大了对南沙岛礁的占领，当时占领南沙时， 1988年发生了中越大海战，越南首先开火导致冲突升级，中国重新夺回了永署礁、赤瓜礁。上世纪90年代围绕资源开发、渔业捕捞的对峙增加。越南加紧了对所占南沙群岛的实际占有和开发，在岛礁上建了很多的设施，移了不少居民，甚至让和尚也在那里建了庙。
中菲争端也是由来已久，1947年菲律宾就提出把南沙纳入国防范围，1974年开始占领南沙的一些岛屿，1978年命名了卡拉延群岛。1979年提出了以大陆架为基点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2009年通过了海基法，确立了对南海一些岛屿的主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菲律宾与中国的争端开始升温，1995年中国把美济礁夺回来，1999年菲律宾在中业岛上修建机场。关于黄岩岛，1992年前美国把它作为靶场，美撤出后，菲律宾就开始管理黄岩岛，我们的渔民去那捕鱼经常会被抓，2012年发生菲军舰驱赶中国渔民事件，我们争锋相对，采取了反制行动，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把黄岩岛的管制权拿回来。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印尼、文莱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近占领南沙群岛岛礁，并进行资源开发。
目前，在南沙，大致的形势是：中国大陆控制了7个岛礁，中国台湾控制了2个岛，越南控制了29个岛，马来西亚控制了5个岛，菲律宾控制了8个岛，印尼和文莱主要是海域。
关于海域争端，首先是我们国家的九段线含义，如果是海域管理线，它涉及了南海近60%的海域。中国的几部法律性文件，如1958年我们的《领海声明》，1992年的《领海毗邻区法》，1996年的《海基线声明》和1998年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法》，都没有明确九段线的海域问题，涉及的是九段线里面的岛屿，都属于中国的。第二是专属经济区划定，1998年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法》明确划定了西沙的专属经济区界限。其他的地区如何划定，目前没有清楚的定论，说法不一，专家的认识也不一样，政府没有明确说法。然而，问题是，现在的行政执法和开发越来越按九段线来界定，比如最近中海油的油田招标区，就是按照九段线的区域来招的，中国的海监执法船也基本是按九段线的海域去巡逻的。这显然存在解析那不清的问题。南海地区如何划定专属经济区？目前各家圈定的区域有重叠，东盟国际基本按大陆架确定专属经济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资源开发。中国和越南在谈判北部湾的时候，基本上采取了中线原则，而越南在其他地区显然会坚持大陆架延伸原则。因此，解决南海地区的海域划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需要耐心谈判，打仗解决不了问题。
南海问题这么复杂，有解吗？我想如果各方都不退让，坚持己见，冲突会继续，甚至有发生战争的危险。领土争端一是靠武力，二是靠谈判。南海岛礁争端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太大，上策是谈判，双边或当事者多边谈判，态度可以灵活一些， 因为海域划定毕竟有交叉重叠。东南亚几个国家之间有争端，争端解决明显不容易，越南和马来西亚对峙过，越南和菲律宾也对峙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会坐下来谈判划分，先保卫自己的利益，最后一致对付中国。不过，他们背着中国达成协议我们也不会接受。
联合国海洋法不是解决主权问题的，它的本意是规范海洋资源责任和管理范围的问题的，但是，事实上，涉及到了主权问题，这对一些传统或者历史管理有冲击，比如，我们的渔民到东海打鱼，过去自由，那时候没有海洋法，后来一些国家自行划定专属经济区范围，原来渔民可以去的现在不能去了，去了就抓。资源管理的责任和范围出现了重叠，也只能靠谈判，由当事者决定划分的原则。关键是要坐在一起谈。
中国和东盟发表了南海行为宣言，行为宣言不是解决主权划分的，也不是解决争端的，它是为了维护大局的。宣言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不诉诸武力，第二发生争端通过谈判解决，这是国家间的声明，有实际约束力，我们签署的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也是有这两个原则，应该得到遵守。
当年邓小平提出来，“主权归我，搁置争议，联合开发”，这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哪个国家都不会放弃主权，你坚持主权应该，重要的是争端存在，承认客观事实，在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先搁置争端，推动资源的合作开发和利用。其实南海争端只能先走这条路。在谈判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只能先把争端搁置起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各方加强对现有掌控岛礁和海域的开发利用，加上在强势中国架构下，弱国、小国不愿意联合开发。中国也是一样，许多人认为，过去飞机过不去，舰船也去不了，开发缺乏条件，现在实力增强了，不必继续搁置，希望早点有个了断。面对中国的新姿态，别的国家怕了，尽可能利用各种条件，包括拉美国、日本、印度介入，对中国的诉求进行制约。大家都是在斗智斗谋，都是为了加强实际的占领。如果各方不退让，只有战争一场，战争的代价非常大，可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有人提出，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改变观念，现在各方主权至上，这样是没有解的。海洋的属性是共有资源，要在分责管理的框架之下，孤立或是搁置岛礁主权，像南沙，皆是不可居住岛礁，就只有领海，没有专属经济区，这样，腾出来大部分公共海域才能进行开发。但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大家都退一步，实际上这样做对中国是最有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开发能力的大国。
看来，需要走出传统主权的误区，确立海洋大国的新观念。转变思维的转角就在这里，中国成为蓝色海洋大国，需要有新的理念和战略、新的办法。中国未来需要的是最大的、不受限制的国际航行自由，因此应该在南海限制圈海，以便保证未来中国在南海航行和资源开发的自由度。
南海的争端对中国影响很大，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崛起的成本，中国需要进一步明晰南海法律和政策。需要大的战略，需要认真研究，需要在中国-东盟合作大框架下进行讨论、协商、增进共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本文根据作者8月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讲座实录整理而成，经作者审订。田春玲编辑）
来源: 《东方早报》2012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