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世奇先生是我入学时候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90年，我考入北大经济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录取之后，就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从此开始一年的军政训练。那时候，北大文科全部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理科则在信阳陆军学院。石家庄陆军学院位于河北省获鹿县（这里的“获”字应念做“怀”）。一年时间，这些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北大新生在军校摸爬滚打，进行十分严格而单一的训练。我们都盼望见到北大的教授。在我们心目中，“北大教授”这几个字显得很神秘，我们不知道大学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子。石世奇先生当时任经济学院院长，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来看望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着实很激动。石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北大教授。我们24中队所有的军训生，都端坐在四楼大教室里，等候石先生到来。石先生进屋，相貌清瘦，身材修长，颇有仙风道骨，把全场都镇了。一落座，慢声细气，娓娓道来，令我们陶醉其中，如听仙乐。
石先生在给我们讲话时，说了一个笑话。他说：“北大旧名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的学生都是有官衔的，上体育课的时候，教员对学生发令，要呼‘大人’。比如：‘大人，请向左转’！ ‘大人，请开步走’” ！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皆大笑，这个笑声在军校一年的课堂里里简直是绝无仅有的，旁边的军校教官脸色甚为复杂。这个故事，被90级同学传到现在，每次聚会则津津乐道之。在1990年那样的氛围里，我们能听到这样的话，无疑如饮琼浆。年龄小的学弟们，你们恐不能体会也。现在想来，以石先生的严正寡言、惜字如金的风格，是绝不会不分场合乱讲笑话的，他讲的话，一定是有用意的，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小小的笑话，里面包含的是对在陆军学院军训的北大学子的一片温暖呵护之情。第一次见石先生，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石先生相貌奇古，风骨卓绝，颇具魏晋格调。举手投足、言谈话语之间，处处有古人之风。和蔼，但有威严，使人不敢放肆。柔中有刚，沉静简约。在他面前，你才可以体会“师道尊严”这四个字的意义。
假如有一百人在会场上，你肯定会第一个注意到石先生。不苟言笑，正襟危坐，道骨傲岸，卓然不群，眉目间洋溢出一种清高淡远气息。最有士人风范，最有学者风度，最有读书人的一种潇散奇古之气。这样的人，我没有见到第二个。在《世说新语》里面恐怕不少。我经常想，魏晋的那些名士，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在北大与 石先生认识，实在是一幸也。
1994年秋天，我在读大四的时候，迷恋中国经济思想领域的研究，读到赵靖先生和石世奇先生的书，就想去拜望这两位先生。于是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家伙，就找到石先生家的地址，连电话也没有打（压根儿没有提前预约的意识），就径直过去找先生。可是又胆怯，在先生门前徘徊许久，不敢进。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敲门进去。先生对我这个冒失鬼并不介意，把我让进书房，跟我闲聊天。在石先生书房中喝茶谈学问，是我大学期间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之一，对我终生都有影响。我永远记得那个温暖的夜晚。
那天，谈到兴致浓处，石先生知道我喜欢操刀篆刻，竟然把他年轻时候的篆刻作品给我看，我在赏鉴之余，大为赞叹！石先生的文史修养，同辈人无有匹敌也。后来我才知道，石世奇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参加燕园书画协会，这是一个北大教授们的书画交流组织，石先生是协会早期重要成员之一。石先生与燕园书画协会的李志敏先生、陈玉龙先生、罗荣渠先生、杨辛先生等书法大家均有很多交往，家里还藏有罗荣渠先生（北大历史系）、杨辛先生（北大哲学系）、熊正文先生（北大经济系）、闵庆全先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等名家墨宝。在先生的书房，四壁间皆悬挂高雅字画，简朴的房间里洋溢着一股优雅清幽的情趣。
石先生爱好篆刻，虽然轻易不肯奏刀，但从他为数不多的早年作品中，就可看出他的极深的功力。他刻的印章，刀法简洁、干净，毫无拖泥带水、矫揉造作之气，字体清秀、典雅，布局疏朗大方，颇具书卷气息，取法汉印，风格高古。1995年我们在编辑《北大校刊》之“北大经济学院建院10周年专刊”时，曾特意登载了石先生刻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这边独好”两方印。
2003年4月，“非典”流行期间，北大都停课了，我待在畅春园的寓所里无所事事，特别想去看望石先生。于是想起旧事，写了一首小诗曰《感旧呈石世奇师》：
获鹿营中初侍坐， 辞气敦雅如霁月。
燕园聆教慕风骨， 秋水文章意卓绝。
清标潇散遗晋风， 容止奇古神磊落。
回首少年志疏狂， 辗转阶前不敢谒。
师门开启延后生， 清茗飘渺熏秋夜。
犹忆灯下赏细篆， 春风如沐寸心折。
襟怀坦廓励晚学， 十年感戴肠内热。
何当秋浅月凉时， 煮酒陶然金石乐。
拿着写好的打油诗，我又去敲石先生家的门。距离我们初次见面已有近十年了。与先生闲聊，先生兴致很高，而他的记忆力之强也令我惊叹！石先生竟然记得我们十年前的谈话，对我说：“我记得你的篆刻是宗赵之谦的”。听完这句话，我大惊，且大感动，想哭！石先生对我这个无名小子，对相隔久远的一次谈话，竟然记得如此之清楚，现在的老师，有谁能做得到这样的境界？要知道，在这近十年中间，我几乎没有跟先生单独交流过！他对晚学的鼓励奖掖之情令我终生感怀。这就是“老师”。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叫做“老师”。比起先生来，我常常感觉惭愧。
石先生上课语气和缓，沉静温润，如春风化雨。听他讲课，你才可以理解什么叫“如坐春风”。他经常在课上对20多岁的学生说：“某某同志，你说说你的意见”。他总是说“同志”，从不称“同学”，无论学生多么年幼。同学或许以为石先生守旧古板，我却觉得“同志”的称呼异常郑重庄严。被一个德高望重的先生引以为“同志”，难道不是一件极为荣幸的事吗？
近十年来，石先生身体欠佳，一直在家，不太出门，可谓深居简出。不能吹风，不能感冒，一吹风就后果严重。这几年我去看他的次数就多了些，几乎每年的春节或者教师节都去拜望。2009年9月，我和丹莉看他，他气色很好。丹莉和我各以新著呈先生，石先生十分开心，连连说：“好极了，好极了”。那天访问时间很短，我们都怕累着石先生，在先生家里只待了半小时，我们就起身告辞。谈话间先生显得很愉快，说话底气也很足。他把近期在北大出版社出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教程》赠我们。师母还为我们照相。师母也是北大毕业。没有想到，石先生在下午就把照片发给我们。在邮件中，石先生写道：“曙光、丹莉：发去照片两张，留个纪念。专颂 研祺。石世奇”。这就是先生为人处事的风格。一丝不苟，简洁专注，对学生充满感情，在看似简单的字句后面，蕴含着巨大的爱。
尽管身体虚弱，可是2009年胡代光先生（北大经济系改为经济学院之后的第一任院长）90大寿，石先生接到胡代光先生家人的电话邀请，却说：“为胡先生祝寿，我爬也要爬过去”。他果然践诺，穿着整洁的深色西装，系着颜色鲜亮的领带，一丝不苟，神色庄重。主持人刘文忻教授请他讲话，他摆摆手，一言不发，端坐听大家的谈话。我知道，对于石先生这样一个一年之间只下楼几次的病人来说，来参加祝寿会的辛苦可想而知。他念旧谊，重情义，在这不言之中饱含着对同事的感情。
我回想起2005年5月25日，经济学院庆祝建院20周年（1985年由北大经济系改为北大经济学院）。石先生作为第二任院长，对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那天，他扶病前往，也是深色的西装，也是鲜亮的领带，同样一丝不苟，神色庄重。他端坐主席台，主持人孙祁祥教授请他发言，他摆手，仍旧是一言未发。我在下面，看到石先生端坐在那里，不禁眼湿。
2011年9月11日，我和丹莉、冯杨和周呈奇博士夫妇、颜敏博士等到石先生家看望。这些受教于石先生的年轻人都对石先生有很深的感情。石先生看到大家很高兴，拿出他收藏的很多印章以及他自己的印章给大家看。当我摩挲把玩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刻的一方双面印时，石先生说：“曙光，这个印送给你吧”。真使我受宠若惊！这方双面印，当属先生作品中之精品！此印一面刻“百舸争流”，一面刻“江山如画”，均有汉印风范，笔画劲健从容，刀法谨严且富书卷气息。先生将此印赠我，可见对我的厚爱！他还兴致勃勃地讲到他收藏清代蔡嘉的画，罗荣渠（著名历史学家，我国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先生曾观之，极赞其画功。罗荣渠先生曾经赠石世奇先生一副对联：“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忆去年人”。那天，石先生叫师母把我曾写给他的对联拿出来给大家看。那是我2010年写给先生的一副联，里面嵌了先生的名字：“石间流水，奇士能赏；世外桃源，隐者可居。”石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奇士，可是他虽深居简出，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隐者”，他对于弟子们都非常关心，也极为关心学院的发展。我将新著《金融伦理学》呈先生教正，他翻看着，连连称赞：“看来是你独创的学科，了不起啊”，对我鼓励有加。这天，石先生甚为虚弱，一直在吸氧；早上知道我们要来，先生先咳净了痰，与我们谈话时底气尚佳，他自己说见到我们来感到有些兴奋。他拿出他的每日药单，多达二三十种。我们虽然谈笑风生，内心里却在难过，看到老师虚弱的样子，很心疼。黄爱华师母也很虚弱，临别时，我与她拥抱，说：“师母多保重”，我看到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师母，不久之后，师母和石先生就双双住院了。
2011年10月2日下午我去西苑医院高干病房看望石先生。他住在一个两人病房，很狭小，正在吸氧看电视，精神尚好。因为我正在整理与经院院史有关的材料，他特别关心100周年庆典的筹备工作，跟我谈起陈岱孙、熊正文等先生的旧事。他说60年代初期他曾与陈岱孙先生及厉以宁先生同开《古代汉语》课程，选《孟子》、《史记·货殖列传序》、《盐铁论》等有关古代经济思想的文章来教学生。他的病床边放着《宋诗一百首》，是60年代的旧版，书页已经有些泛黄，石先生在王安石歌颂变法的诗的空白处还加了批注，可见石先生在病中还看这些书解闷儿。石先生也说到师母的病情，师母患肿瘤已经很长时间。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石先生，只是通过龙桂鲁兄（石先生的女婿）时时打听先生的病情。2月1日，龙桂鲁兄通过我给院里发来一封石先生的信，在这封信中，石世奇先生谈到1977年以来主持北大经济系工作的五点体会，信中说：
“一、和为贵。解决文革中两派的问题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形成的矛盾。二、百家争鸣。即现在常常讲的“兼容并包”的北大传统。1979年以来忽反左忽反右，同志们难免把这位称作老左、那位称为老右。我们认为除个别人反对改革开放外，个别人有意见也是对改革开放持不同看法，应该包容。三、宽口径、厚基础。就是希望学生学得深一些、广一些，以适应以后工作的需要。为此删去一些课程，增加一些课程，以适应不同口径的工作。四、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当前的中外现实，有条件鼓励师生去调查研究。五、党政关系好。当时“政”由陈岱老、胡代光老师负责，他们是我的老师，但对我非常尊重，我对他们敬重信任。教学工作会上决定后，他们放手让我去执行。教学上进步，主要是他们做的。丁国香作为主管党务工作的副书记，几乎包了党务工作的全部，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如系办公室主任董文俊等，对我的工作有帮助，使我能继续上课做些研究工作。我感谢这些同志。以上在1993年我卸任院长时讲过，主要是1977年至1984年任总支书记时做的事情，这次增加了内容，以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创立110年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祝北大经济学院越办越好，人才济济，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院。石世奇（80岁）于病榻上。2012年2月1日” 。
这篇提纲性的文章，是石世奇先生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于北大医院病榻上写就的，虽然简短，却浸透了石世奇先生对北大经济学院的深厚感情。其中总结了文革以后石世奇先生主持北大经济系工作的若干重要经验，这些原则对于北大经济学院今天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石先生在那样复杂的局势下，顾全大局，以博大的胸襟团结左右两派，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化解各种矛盾，使北大经济系这艘大船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为以后的北大经济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8-1993年，石先生又担任了5年的院长职务，对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诸多贡献。石先生在生前病情极为危重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经济学院的发展，其人格境界令晚辈钦佩，其中所饱含的深厚情感令人感动！
2012年2、3月间，我忙于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百年图史》，龙桂鲁兄发来石世奇先生亲自挑选的若干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我都选入了《百年图史》一书中。在编辑《百年华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时，我收入石世奇先生2005年写成的一篇回忆文章《两进北大经济系》、以及他在1995年为庆贺经院建院10周年而写的文章《兴旺发达、方兴未艾》，还特意为这两篇文章配了很多插图。我心里想着，等5月份《百年图史》、《百年华章》两本书出版之后，我就给先生送去，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以此来庆祝他的80大寿！可是，就在我们紧锣密鼓筹备百年庆典的时候，2012年4月6日上午11时，石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距离我们举办百年庆典只差50天！他刚刚满80周岁，可是我们这些弟子们却再也没有机会为先生举办一场祝寿会了。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顷闻吾师石世奇先生逝世，不胜悲痛！余自一九九四年得识先生，十八年来常得先生教诲，虽未入门，然得益于先生甚多。师之教恩没齿不忘。师品格清奇，有古人之风范。即之也温，不怒而威，温文尔雅，气度从容，而自有尊严，望之令人肃然起敬。先生于名利处之淡然，廉洁奉公，律己甚严，主持北大经济系数载，上下皆称道。处事贵公，做人谨饬，如松如柏，亦庄亦穆，有蔼然长者之风。其于学术数十年孜孜以求，奖掖后学，不慕虚名，惜墨如金，凡所著述皆经得起推敲。今先生仙逝，学界少一敦厚长者，吾失一至尊师长矣。”
2012年4月10日，在阴沉的天气里，数百弟子与同事为石先生送行。我写了一副挽联以悼念先生：
石品清奇，德炳士林，一代师表恩泽厚；
道骨傲岸，学究天人，三千桃李怀思长。
这一天，久旱不雨的北京城竟然下起了小雨。
2012年6月15日于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