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略，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继续坚持35 年前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道路。35 年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是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所以当时小平同志讲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成为我们以后30 多年改革的中心思想。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不是贫穷问题，而是社会的普遍不公正性问题，这是中国现在所有社会矛盾和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
我认为，对中国未来改革的形势和走向，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升级版，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因素里真正纳入“公正”这一核心价值。我一直以为，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公正、民主、民生、和谐”这八个字。正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排序中“自由”排在第一位，强调“自由价值”和“自由制度”一样，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里排第一位的就是“公正”， 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一个“公正价值”和“公正制度”的社会。所以说，现在我们到了对中国“改革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时候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关心现实的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呼声，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主义”社会。
我个人认为，关注中国现实，就是要关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这一基本现实。未来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改革，我们必须面对风险社会这个现实。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我个人认为表现为“四大标志”和四个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这也是我们中国现在改革之所以难以全面深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标志，就是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其威信和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一些政府机构或部门的工作人员胡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及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甚至一些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与老百姓的愿望渐行渐远。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改革的事实。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一旦公信力下降，那么其社会控制能力或社会治理能力就在下降。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两三年全国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很多，有些非常尖锐、有些非常奇怪甚至匪夷所思，但是都出现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提高政府威信，是未来五到十年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第二个标志，就是现在中国的公共机构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不是个别人，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把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这种现象相当严重。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是负责任的依法行政的政府。但是我们的一些公共机构普遍不负责任。当然这个有好多原因，包括与公共机构内部的组织机制、绩效机制、责任机制、惩罚机制不健全有关。但这种状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象。可以说，能不能建立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政府，是我们改革成败的重要环节。
第三个标志，就是我们现在学术界出现了“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现象。主要表现是理论不是关注现实，而是环顾左右而言它，或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或大话空话假话连篇，对现实的改进毫无补益，可以说，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形成一套稳固的理论体系来指导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我们似乎只有一个人用真理性的语言讲话，其他的人都是为这种真理性的语言做注释。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理论的经常不在状态，我们社会主义要发展要稳固，首先是理论基础要稳固，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就会失去方向。
我们好多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把“现实系统的排除在外”。他们不关注现实，比如，一些人批判西方国家过度福利化，认为中国要吸取教训，不能搞太多的福利化。但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变成福利国家，西方是过度福利我们现在是福利不足。我们的孩子教育到位了吗？我们的医疗到位了吗？我们的社会保障到位了吗？没有到位，差得很远。所以，研究问题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人云亦云。
改革必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过去30 年，我们之所以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是人民群众参与到市场里面去了，通过制度的有效设计，每个人都发挥了自觉性和主动性。未来的改革，特别是未来30 年的改革，要真正实现社会公正，我们就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动员人民群众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政治体制的建构中来。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未来30 年我们必须“以公正为中心重构改革话语”。如果说过去30 年我们是以经济为中心构建改革话语，那么未来30 年必须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公平社会，我们富裕以后怎么办？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过去我们是把蛋糕做大，现在必须考虑分蛋糕问题了。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是制度发展的逻辑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第四个标志，就是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可以说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般来说依赖性或依靠意识比较强，主体或个体意识比较淡。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单位靠领导”，我们几乎没有个人选择权，理性化的程度非常低。现在像80、90 后这代人，我的好多学生，我就发现他们的这种自我做出选择能力，理性能力非常强。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未来的这种选择力很强，从本质上讲这是好事，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真正在“自我意识”上崛起的标志。但是同时又给我们政府治理带来巨大风险。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性和高度一致性社会，社会治理基本上是“领导挥挥手，我们跟着走”；而现代社会是开放性和多样性社会。多样性表明社会治理过程再不能像过去一样了，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因此，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特别是未来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在“多样性”的环境下，考虑政府治理方略，在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前提下考虑政府治理方略。
同时，中国社会之所以进入风险社会，我认为存在着四个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所以我一直强调未来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中国改革是“社会结构性改革”。所谓社会结构性改革，就是指社会的公共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换句话说就是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主体地位的改革。我们宪法原则或价值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权利的主体。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人民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既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首先，深层次社会结构紧张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利益结构的紧张，特别是贫富分化的加剧。2013 年6 月社科院一个报告中显示，中国现在5% 的穷人占国民财富的0.1%，中国5% 的富人占国民财富的23.4%。换句话说我们贫富差234 倍。中国在最近这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次关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排名中，中国都榜上有名。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性质不相符合，即与公正价值和公正制度的社会主义终极价值不相符合。
因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节点之一，就是“公正的利益分配”。所以我个人很希望未来的改革，应抓紧出台关于社会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方案，这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成败非常关键，特别是限制权力对市场的介入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是我曾经讲过的，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具有“颠覆性问题”的社会。习近平同志说中国要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颠覆性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所以说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紧张，第一个改革的切入点就必须下工夫在利益结构上进行调整，建立一个分配公正的社会。
其次，深层次结构紧张是指制度结构的紧张。中国搞什么样的制度很清楚，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因素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体系里面可以说体现得不是很完美，结合得不是很紧密。换句话说，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就是通过宪法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涵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制度层面，就按照社会主义宪法原则展开和实现的。所以我认为下一步五到十年中国改革的重点还是制度性的，特别是政治改革的问题。如何搞一个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价值，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这是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所绕不开的话题。
再次，深层次结构紧张是指文化结构的紧张。现在中国的文化结构非常紧张，人们行为失范现象比较严重，社会危机在大规模向个人心理危机转移。在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正在由一个“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移。但是陌生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道德和行为规则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好多人带着传统的行为规则进入现代化，进入城市，进入陌生人社会，结果大量的“心理不适应”事件就出现了。焦虑、浮躁、不安全感、行为失常等现象比较多，心理疾病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据一些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大约有1.3 亿人有轻微的心理疾病，换句话说，10 个人里面有一个。不可否认，我们现在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环境的置换过程中，新的规则没有建立起来，老的规则不适用，正在陷入“文化困境”之中。
最后，深层次结构性紧张是价值结构的紧张，这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和中国传统价值三者的冲突。我们究竟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价值预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学术界也好，社会也好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一部分人要回到过去，在传统中寻求出路，我个人认为千万不能回去，当然也回不去。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目前中国有三个不能低估：第一个不能低估是官员的贪腐程度；第二个不能低估是知识分子的堕落程度；第三个不能低估是中国老百姓的愚昧程度。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讲，中国的“现实”就是这三者合力造成的。所以我还是同意有些人的观点：中国的传统批判或“国民性批判”还在一个过程之中，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还在一个过程之中。要注重“理性启蒙”，要给官员以“公仆意识”教育，要给知识分子以“责任意识”教育，要给我们老百姓以基本“权利意识”教育，总之，要给全社会以合理化的“规则意识”教育，而不仅仅是道德说教。现代社会要治理好，首先要讲规则而不是只谈道德。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合理的“规则”起主导作用。
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讲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无力感、无助感”非常严重，活着很艰难，遇到事不知道该找谁，“强权公理”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公共部门吃拿卡要现象比较严重，对于“花钱办事”已经习以为常。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最根本的还是要逐步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老百姓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真正关在“人民权利”编成的制度笼子里。可以说，这也是未来5 到10 年我们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最基本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振“国民性”，造就理性的国民，并进而振奋民族精神。我们知道，没有权利的人就没有健全的人格和尊严，老百姓要生活得有人格有尊严，就必须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我们改革过程中充分给老百姓以基本权利，真正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核心价值。只有赋予人民基本权利，才能造就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他们的精神才是健全的，他们的行为才是规范的。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实现中国梦，建立一个公正的和谐社会，就必须“以公正为中心重构改革话语”。因为只有在一个人民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才有现实的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公正的社会首先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
来源: 《中国民商》2014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