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此处，孔飞力笔锋一转，以美国共和制度形成时期一桩著名事件——《联邦党人文集》系列论文的发表——作为背景，就冯桂芬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关政治设计同美国立国初年联邦党人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做了比较讨论，而由此透露出来的，恐怕是孔飞力本人的一些深层次关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孔飞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他关于“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认作“一种怪诞的概念”开始的，但他随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国立国之初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相关的辩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在政府实践中应如何得到实现，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应如何达成妥协而展开的。因此，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提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

所有这一切，亦是晚清大变动时期清廷官员们对于冯桂芬所提建议的回应。孔飞力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戊戌变法时清廷及有关官员对于危机的反应以及相关对策，并将注意力放在官员们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绪皇帝的诏谕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评读上。孔飞力所集中讨论的，是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陈鼎的反应。此人可谓奇人。从一般意义上，不能说他“思想保守”或缺乏“开放心态”。为了应对来自洋人的挑战，他甚至提出了通过鼓励中国女子与西人通婚而“获取资讯”的建议。然而，在关系大清国乃至整个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则对冯桂芬关于由下层官员推举任命官员等建议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视之为地地道道的旁门邪说。陈鼎的京官同僚们大概也会觉得他关于“中西通婚”的想法荒谬绝伦，但在推举任命官员的问题上，他们却同陈鼎如出一辙，对冯的主张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孔飞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于说明，来自于清统治阶层及政治文化精英们对于冯桂芬“选举”建议的负面反应，若从帝制时代官僚科层体制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非常态”，而是一种“常态”；官员们是从一种基于“常规”和“传统”的立场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而其意义，恰恰也正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危机时期特殊事变的影响，更真切地体察到在此类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中深深植根于人们反应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代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然而，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横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在本书中着力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的那部分，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本书第一、二章的讨论集中于19世纪“文人中流”关于“根本性问题”及应对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却出现了论述上的一个“大跳跃”，重点转移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这在孔飞力似乎是一项非同寻常之举。若与孔氏本人先前的著述相比较，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论述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界线”。孔飞力先前的著作虽曾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一般只是从同帝制晚期比较的角度着眼；例如，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他在对帝制晚期中国民兵组织探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兵问题，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民兵及其他准军事组织。在以往的历史论著中，他从来没有直接涉及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讨论。而在本书中，他将讨论从晚清延伸到了民国时期，又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并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他甚至还论及了中国于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农业及农村社会所受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涵义。

其实，如果从孔飞力本人的学术写作发展脉络来看，本书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在完成《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后，孔飞力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研究从帝制晚期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探讨虽然没有成书，但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为主要的之一，便是作为19～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作努力的压倒性胜利，由此而所写就的，则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飞力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业改造问题的探讨，却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湖南耒阳的一桩抗税事件开始的。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卷入造反的固然是当地百姓，造反的组织者却是应当被称之为地方精英的乡绅豪强。这段故事何以会同毛泽东时代国家对农村及农业的改造有关？孔飞力指出，其联结点恰恰在于从国家财政汲取以及对于社会控制的角度（这也是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所应有的重要标志）来看，尽管耒阳暴乱和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这就是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也构成了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其背后恐怕又有着他本人的一种关切，而这中间应有着英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形成中所面临的“建制议程”的影响。孔飞力出生于伦敦，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后来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当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叙事时，英国的相关经历和经验很难不成为他的“参照案例”。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整个社会及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书中，孔飞力对于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发生的大饥荒，或许由于并非本书的讨论重点，只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再做深入及展开性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后毛泽东时代不能回避并必须在学理以及现实政治／生活这两方面均须予以直面的问题。）他随后论及了上世纪60年代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尤其是把乡村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生活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曲折（这应该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尝试）之后，这种做法到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又重新成为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存在了下来”。换言之，农业集体化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家“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为毛泽东时代及其后中国“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革命时代”的基础。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原本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何以竟出现了前两种特征被压倒、排斥的结果？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中央集权并在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质的现代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其实只是最后一步（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上述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各处均有涉及，但没有做系统的展开性讨论。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出一些头绪来。若从孔本人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国家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知识根源以及“文人中流／知识精英”在讨论“根本性问题”时对此的阐发来看，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这三个涉及建制的“根本性问题”中，从魏源开始的文人中流们所最为重视并用来为政治参与和竞争辩护的，便是这最终将能够“苟利国家”，使得国家的职能机制、行政及其他能力获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强。于是，就其由知识资源所界定行为的内在逻辑而言，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便成为任何关于“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必须予以追求的目标。

然而，即便某种计划及设想曾有过传统知识资源的支撑，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是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曾经在耒阳动乱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的地方绅民势力，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却开始登堂入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置中日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区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实践更崛起而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国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种对峙之势。但这一切为何却未能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根本性问题”结合起来，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对于政治权势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在本书中，孔飞力没有就“1949年的意义”这一在中国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问题做明确的讨论阐述，但从他在书中对于“现代国家”特质及其同“建制议程”演变的关系的讨论来看，他显然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例如，“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来的想法”，便是帝制时代及民国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政权同样念兹在兹的问题；它们的做法虽不成功，却“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然而，孔飞力又绝不认为1949年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在他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农业改造的论述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以他所阐述的“建制议程”为标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脊梁”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则是国家将任何“异议”（包括想象的“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国家才做得到。问题在于，在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下，这样的国家是否也会在自身合法性叙述上始终面临挑战？

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做一番比较，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③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但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及相关的中外贸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有关。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④费氏是在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⑤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察。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毛泽东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对毛泽东的革命中“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的倾向⑥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2004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大有一种“酒逢知己”的兴致。）晚年，他的兴趣集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也就是在2004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曹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毛泽东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教科书，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由此而可以引申出来的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史学界越来越充斥着种种超越现代性并以“后现代”为自我标榜的追索时，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近三十年前，柯文（Paul A. Cohen）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⑦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所开启的“东方主义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陷阱！

在追寻“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上，孔飞力显得极为执著又十分谨慎——这是一位既对自身的知识关怀极为认真，又对自己的可堕失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孔飞力的历史著述的一个最大特点，应在于他总是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识关怀为出发点，构建“有意义的问题”。他对于西方学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种时髦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可以随手拈来，但他却从不会使得自己的历史思考及叙事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而是将对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背景和语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之中，并以此来确定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常会感到，孔飞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著的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飞力的知识和人文关怀，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人为界限的。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依靠本土资源推进并完成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

由此又引出了日益强势的“后现代”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或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曾经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守势。而知识关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底从守势转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其中，最为要紧之处，则在于对于“普世性”问题界定权力的掌控。由此又产生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性构建和面对“后现代”关怀时所面临的困局：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而现代性构建的过程对它们来说又是跳跃不过去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革命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悖论，一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目标和语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时间差”：当“后现代”实践及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基本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并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掌控“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界定权力（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情势下，现代性的持续构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知识关怀是否仍然属于“有意义的”的范围？（如此来看，则所谓“普世价值”和“中国特点”的对峙也可以被视为是“后现代”同“现代”关怀之间的一种冲撞。）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界定“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世界范围现代化起步并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任何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和讨论又都同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关，“有意义的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也不断从“国家”游离开去。在对于主流性话语的争相“拥抱”的种种努力中，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为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国家为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如此一来，似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可能范畴了。孔飞力的研究则显示，无论关于其他范畴的讨论有多么重要，它们其实并不排斥国家层面的相关讨论——或者说，关于国家层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现代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现实政治关怀的表露，毋宁说是他的人文或知识关怀的体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本文系笔者作为译者为孔飞力所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及导读。此书将于近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注释

①Philip A. Kuh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o. 2 （Fall 1992）， pp. 1-6.

②我们在翻译本书时，曾将书中出现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处，全部译为“根本性议程”。后来，许纪霖兄在阅读译稿时提出，国内学界在涉及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的转译时，已常常使用“建制”一词；而“所谓‘建制’，乃是相对于‘价值’而言，一套文明体系，有‘价值’也有‘建制’，方构成完整的从形而上到制度性的建构。‘建制’在中文语境之中，乃是一套中性的制度化设置。”我们觉得，纪霖兄所言极有道理。在constitutional question译为“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用“建制”一词翻译constitutional agenda有时更为贴切并说明问题。我们因而对全书译文做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谨向纪霖兄致谢。

③从道理上来说，此节本来也应当包括黄仁宇这位在国内学界及读者中颇具影响的前辈大家，在知识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层面对他和孔飞力做一些比较与讨论。只是，此事陈兼已与刘昶在为《叫魂》2012年新版所写的“翻译札记与若干随想”中做过了。此处再做，似有重复之嫌，因而略去了。相关讨论，谨请读者参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2～367页。

④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3.

⑤Benjamin Schwar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

⑥Frederic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27.

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页。此处对译文参照原文做了修订。

陈　兼：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陈之宏：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