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问题的冲突似乎愈演愈烈。日本野田政府由于面临国内信任危机，在钓鱼岛问题上被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代表的极右翼势力逼得没有退路，对中国“说软话”、但“做硬事”。野田政府出面收购而不是让东京都政府出面收购钓鱼岛似乎已成定局。

但中国如果默认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等于一定程度上默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管辖，在和日本争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将明显“吃亏”。

如果中国不接受日本收购钓鱼岛，可以反制日本的手段似乎又非常有限。

目前的钓鱼岛局势成为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僵局甚至可能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场“困局”。钓鱼岛局势未来究竟会怎么演变，中国到底能够怎么办？

纷争起于日本“内政生变”

石原的“受虐狂想症”反映出，今天的日本社会迫切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意志动力的病态现实

此次日本挑起钓鱼岛风波的原因十分多样化。至少两个原因很重要，一是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各种政治势力想要通过炒作钓鱼岛问题“借船出海”，谋求各自的政治利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极右翼政治势力的代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石原作为日本铁杆的老右翼，对日本的未来有一种发自骨髓的危机感。石原在今年3月成立了“奋起日本党”，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在面对中国威胁和日本国内长期软弱的对外关系时做一个“坚定的日本人”。

石原的思想基础就是要全盘否定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努力，全盘否定“二战”战败给日本带来的委屈，全盘否定“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认为只有从心里和精神走出日本自我设想的战败阴影，日本“才有的救”。为此，他拿中国说事、借购买钓鱼岛兴风作浪。

说到底，石原是想要通过所谓对华强硬来进行所谓“拯救日本”。

2012年8月28日，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视频采访，回答美国记者提出的他为什么要购买钓鱼岛这一问题时，石原说：“看看西藏，成为了中国的附属国，不能举办奥运会，不能保护自己的文化；我的一切做法就是不能让日本沦落为第二个西藏。”

石原的“受虐狂想症”颇为可笑，但却反映了在经济低迷和政治疲软双重打击下，今天的日本社会迫切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意志动力的病态现实。

第二个原因，就是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余波在日本的持续发酵。撞船事件发生之后，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中国的压力下同意释放非法拘押的中国船长。随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的声明，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日本民众。对于很要面子的日本人来说，詹姓中国船长所谓“擅闯日本水域”、撞了日本执法船，日本政府已经同意放人，中国还要日本“道歉赔偿”，这就相当于“公开欺负”日本了。

这一事件的结果客观上对于恶化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也给石原在钓鱼岛问题上通过购岛要找补回来2010年日本失去的面子这一举动，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支持。

从2012年4月17日石原正式提出为购买钓鱼岛进行募捐，到2012年7月20日这三个月的时间内，东京都政府就收到了超过12亿日元的捐款。这一事实表明，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所产生的“余恨”，在考虑问题常常“一根筋”的日本公众中依然强烈地回荡。

石原购岛，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得到的支持率超过92%。2012年6月中旬笔者前往东京参加中日二轨安全对话，每晚打开电视机，日本各个电视台播送的几乎都是石原的讲话。

作为一个东亚安全问题的学者，笔者历来认为中日关系纠结了世界政治中几乎所有可能导致两国对抗的因素——地缘政治竞争、安全困境、历史问题、领土争议、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不同的政治系统与价值体系，等等。

笔者总是认为，不应该把日本“制造”成中国的敌人。然而，今天日本的政治乱象和对华心态上的促狭、尖刻和情绪化，让笔者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日本公众、媒体对石原购岛的支持，反映出的是日本朝野对中国利益的战略性蔑视。而日本民意所展示的对日本东京都政府购岛行动“一边倒”式的支持，日本媒体一致不顾40年中日友好关系的历史煽动在钓鱼岛上的对立情绪，令这40年来在我眼中的日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陌生”。

别有用心的政客、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右翼意识形态所挟持的日本政府以及在反华问题上亢奋过度的日本民众，这些因素加起来，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今天的中国从来没有遭遇如此严峻的“日本威胁”。

日本全面开动

石原和野田都想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所作为”，加剧了政治人物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文章的私利

石原的购岛计划把野田政府推到了火山口上。野田政府深知，如果要像石原构想的那样由东京都购岛，那么，购岛后石原的计划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钓鱼岛现状。

石原大肆吹嘘自己的计划：东京都一旦购岛完成，第一步是在钓鱼岛为日本渔民建立避风港、建立微波通讯中转站、建立渔民补给设施；第二步则是“在适当时候”建立军事设施。

野田政府很清楚，让石原这样闹下去，中日对峙升级，两国因为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将是早晚的事。

稍微有点常识的日本精英很清楚，这么闹对日本不利，对日本自卫队不利，更不用说对整个日中关系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野田政府的对策就是，钓鱼岛购岛问题必须“闹一闹”，否则民主党政府在公众面前无法交代，但不能“胡闹”到日本政府无法收场，必须面对日中关系全面崩盘的危险。

我认为这是野田政府出面在7月25日宣布由日本政府而不是东京都政府收购钓鱼岛的考量所在。

但对中国政府来说，无论是“东京都收购”，还是“野田政府收购”都是不能接受的。

日本政府如果想要强行干预，事实上有的是办法和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日本宪法规定日本地方自治权力，日本政府并不能直接发布行政命令阻止东京都购岛。

问题恰恰在于，野田首相本人也是个右翼分子，面对2012年消费税征税法在国会通过之后引起的乱局，野田政府也想利用钓鱼岛购岛案累积政治人气。结果是，石原和野田都想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所作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乱象，加剧了政治人物的私利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大做文章。

在这样的背景下，野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策是既要让日中关系不失控，但又要竭力谋求对华强硬，在此次的钓鱼岛中日较量中显示决心。

观察日方迄今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策，野田政府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尽可能地像在下围棋那样“抢占实空”。

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中国媒体的反日声浪，野田声称必要时可以动用日本自卫队；在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之后，野田政府虽然放了人，但迅速修改法律，赋予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日本“离岛”海域的强制执法权——逮捕权。这意味着下次再有中方人士登岛，就不是“释放”的问题，而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可以直接“逮捕”和“起诉”的问题。随后，日本又在冲绳首府那霸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登岛者的特别警备部队，寻找所谓专门应对的方法。

中日钓鱼岛风波骤起之后，整个日本政治和军事机器全面开动，从各个角度维护“日本利益”。例如日本国会专门就钓鱼岛应对举行立法听证会，讨论通过什么样的立法措施来加强日本的占领；日本参议院专门通过所谓“谴责中国”决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举行“登岛”军事演习；石原慎太郎主导的东京都政府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钓鱼岛是日本的”整版广告。

这一系列的行动，虽然别有用心，也根本无法抹杀钓鱼岛是中国的事实。但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机器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上下发动”“火力全开”而形成的“声势”，让中国相形见绌。

“保钓”：“少放炮”与“多做事”

成功“保钓”，说到底，是充分的军事准备、成功的危机外交和中国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的“三合一”

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外交和政治纷争已经开始进入关键阶段。连日来双方之间互掰手腕的政治行动开始变成管控危机的外交沟通。

日本外务省副外务大臣山口壮8月28日－30日携带日本首相野田的亲笔信来到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会晤。中国从安排戴秉国国务委员见山口到接信，原则坚定、处置适当。

外交并非是一味地用强，外交更不是只眼睁睁地看着相关争议升级。在今天的时代，危机外交不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处置争议问题的能力的展示，更是宣示善意与合作意愿、争取在争议问题上取得国际理解和支持的必要举措。

同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启动以接触、对话和沟通为目标的危机外交，与捍卫自身主权利益的坚定意志并不矛盾。

在尖锐和严峻的国际争议问题上，危机外交启动得越早、越快和越深入，越是有利于昭示中国的立场，越是能为关键时刻不惜动用极端手段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树立合法性和正义性。

目前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面临的挑战，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该问题上面临的来自日本最为无理、蛮横和阴险的挑战。正因为问题严峻，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表达不惜代价维权的决心，更是要靠艰巨和细致的工作。

成功“保钓”，说到底，是充分的军事准备、成功的危机外交和中国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的“三合一”。特别是，我们对于日本政府的对策要有细致和准确的研究与判断。

笔者目前正在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一位新西兰教授朋友问道，在钓鱼岛问题上为什么他的印象是只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警告、中国的军事专家整天挂在嘴上的“打仗”叫嚷和走上街头、反日悲情难抑的中国民众，而中国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声音哪里去了呢？面对日本在购岛问题上策划已久、朝野协力、明摆着是在依仗美国的同盟支持和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而妄想“摆中国一道”时，中国的谋略和智慧到哪里去了呢？

“保钓”在中国是国家行动、社会行动和公民行动，中国方方面面都在做准备。但问题是，中国的全国人大外交委员会、全国政协外委会为什么不能也出面“听证”和通过相关决议呢？中国商人陈光标在《纽约时报》登了广告，为什么中国友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不能去做这样的“媒体公关”呢？许多媒体在中国人针对日本大使汽车的“夺旗”事件高喊“误国”，为什么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不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直接出面就中国的政策和相关方针和民众沟通、直接对日方“喊话”呢？

钓鱼岛争议到现在，军方在演习，军事专家在各种媒体“放炮”，网民在奔走呐喊。问题是，我们相关权力部门是否也能“火力全开”，是否也能向国际社会喊话？当前与日本的主权争议涉及到俄罗斯、韩国和中国，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已经成为了东亚政治共同的敌人，特别是中韩两国在面对这些势力的共同威胁。为什么我们不能和韩国联袂“抗日”呢？今天充满活力的韩国，难道不是中国一直被低估的战略伙伴吗？

中国外交

与国家安全的转型契机

中国人“保钓”的决心与为了“保钓”而必然需要做出的战略调整和战略准备同等重要

在目前中国举国激愤、上下同心、共同“保钓”之际，穿越钓鱼岛的外交、军事和媒体喧嚣，为未来必然变得更为复杂、动荡甚至长期紧张的局势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将“保钓”变成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战略任务，这将比单纯宣示在“保钓”问题上的“战争热情”更为重要。

“保钓”不能只是简单的爱国口号、或者只想着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味地采取军事对策。一旦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陷入更为激烈和冲突性的对抗，需要的是我们对整个中日关系、对日战略以及当前的亚太战略做出及时和到位的调整。

中国人“保钓”的决心与中国人为了“保钓”而必然需要做出的战略调整和战略准备同等重要。

当然，这样一个调整和准备的过程可能是长期和渐进性的。“保钓”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日关系的现有格局将出现迅速的质变。但是，只有我们自己想清楚、想明白了，只有我们自己准备为“保钓”下决心去付出和承受必要的甚至是战略性的代价，我们的“保钓”决心才能真正转变成为确实可行的行动。

与此同时，在目前整个东亚都存在激荡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认知和把握，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爱国的口号上，更不能将今天的钓鱼岛冲突一味地理解为是否动用军事手段、寻求军事解决的狭隘思维上。钓鱼岛冲突还没有发展到必然要寻求军事解决的程度，那种因为主权是绝对的而动辄认为可以将军事手段自我合法化的认识，更是偏激和缺乏常识的看法。

外交关系如同我们复杂的社会关系一样，并非只是依据原则就可以搞定的关系。即便中国准备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惜动用“所有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必要手段”来维护中国的主权权益，我们也需要首先穷尽外交和政治解决的途径，需要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是在具有最大诚意尝试对话和政治解决方案失效之后，因为日本的挑衅，而不得不寻求“最后的途径”。

中国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爱国主义热情让人可敬可爱，但问题是，今天多少的中国舆论陷入了“爱国主义幼稚病”或者“爱国主义狂躁症”中。只要一涉及钓鱼岛问题和日本现在的做法，就将我们的分析和对策简化为“我们的军队不会置之不理”，或者“战”与“和”的界限只是勇气和决心问题。

甚至某些激进的舆论，不惜刻意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以迎合某些狂躁的民意，而不是用冷静、专业的分析来充实在钓鱼岛问题上应有的多视角、深入、准确的信息传播。如果我们的媒体整天呐喊我们被“逼急”就一定会“打人”，这样的“呐喊”只是给我们自己博得一些廉价的感动，而不可能真正吓得住别人。

因为对日本来说，真正担心的绝非是我们的“咋呼”，而是你手中有什么。中国近20年军事力量发展的现实已经展示了“沉默是金”的真正魅力。

今天，“保钓”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用脑”，而不是“用嘴”。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 《财经》 2012年09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