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欧债岌岌可危，美国复苏疲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学家们哀叹“真的看不到隧道出口的曙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难免不受影响。但是，在悲观情绪蔓延各国之际，人们也应该看到新出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低收入国家正赶上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概言之，中国工资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之龙”，点亮工业化之火炬，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火种传播给世界各地愿意接受火种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勤劳的人民。
工业化乃成功之源。通过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现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从农业经济向产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且经济发展可通过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实现。
18世纪以来，欧洲、北美和东亚地区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所有国家具有两大共同点：一是它们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二是它们利用了仿效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模式的后来者优势，或后发优势。除了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所有国家都是借助工业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
总体而言，人均GDP的变化与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某些国家自然资源或土地资源丰富但制造业规模不大，即便它们能成功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基本不能成功地长期保持增长态势。
目前，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大国也在开展产业升级，但各国又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经济规模庞大，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劳动密集型就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当前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主导性地位，会阻碍穷国发展类似产业。
实际上，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的工资水平，正推动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些产业将裁减劳动力，从而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带来机遇。这一进程可称为“领头龙现象”，比如，将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带来空前机遇。
历史经验的启示
在历史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曾从一国转至另一国，如今它们继续向另一国转移，当然转移方式稍有不同。
工业革命期间，制造业产业迅速从英国转向欧洲大陆和美国；“二战”后，从美国迅速转向日本。在每一个时期，产业转移速度都有所加快。因此，制造业产业从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移，然后向东盟四国的转移，直至最近向中国和越南的转移，在速度上均快于赤松和格申克龙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阵模型方式”转移的速度。
工业化革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
某些欧洲国家可相对较快地赶上英国，因为其发展阶段同英国相似。1870年，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约为英国的60％－70％（麦迪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瞄准了德国产业，其人均收入约为德国的40％。因此，日本瞄准德国而非英国是很现实的。虽然试图赶超的国家很多，但仅有日本取得了成功，因其正确地选择了所要瞄准的国家。
几乎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均执行了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雁阵模型”挖掘其后发优势。产业不仅跨境迅速转移，而且所转移的产业也实现了由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行业的升级。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领头雁为“东亚四小龙”，因此中国企业向四小龙迁至中国的企业学习并仿效了其做法。如今，随着韩国、中国台湾继续实行产业升级，其迁至中国内地的企业也转而生产高端产品，即从服装转向计算机、从家电转向电子产品。在比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所用更短的时间内，中国内地具备了用更先进产品取代简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能力。这归功于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低工资就业“去中国化”
中国正处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及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所处阶段。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成熟，工资出现上涨，企业转入技术更先进且符合其基本禀赋结构的产业。
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出现的制造业就业总体萎缩是由两大因素造成的：一是服务业发达，规模扩大；二是制造业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增大导致了制造业就业萎缩（见图1）。
由于中国产业、出口和就业结构正在升级，其劳动力成本正迅速增加。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工资快速上涨，从2005年的150美元月工资上涨到2010年的350美元左右（年工资收入约为4200美元）。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实际工资收入增速同GDP增速保持同步，这意味着今后十年内，月工资将翻番，从350美元左右增至700美元。
如考虑人民币持续升值因素，中国的实际工资水平有可能在今后十年内接近1000美元或一些中上等收入国家（土耳其和巴西）的水平，并于2030年底之前接近2000美元或韩国和中国台湾目前的水平。
显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不断上涨已然引发了低工资就业转至国外。越南、老挝、柬埔寨等许多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国邻国正逐步成为服装业、鞋袜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增长点。当然每个国家所能吸引的就业人数不同，取决于其为投资者制定的一揽子激励机制。
“领头龙”效应将显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能不能受益于中国产业向该地区的迁移，或许是个问题，因为它们建立制造业基地的一些基本要素仍然缺失，包括金融资本、创业技能、同全球买方和市场的联系等等。
对这些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是一剂灵丹妙药。当地创业技能和投资资本缺乏一直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首要制约因素。在这方面，如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就会为该地区国家克服上述制约因素、发挥“领头龙”效应的作用、最终参与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创造条件。
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3838亿美元，其中俄罗斯与中国位居首位（673亿美元和651亿美元），巴西、印度和韩国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见图2）。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约22％集中于制造业，仅次于矿业（29％）。印度对外投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目前，印度超过40％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
中国约有8500万至1亿工人从事制造业，其中大部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之中的劳动密集型分支产业。随着这些产业转型升级，裁减劳动力，将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创造一大机遇，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
“领头龙”现象将为很多工资水平较低国家步入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阶段提供绝佳机遇。如果印度、巴西、印尼和其他中等收入大国能够保持当前增速，将会出现类似格局和就业机会。如果中国仅10％的制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领头龙”现象就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翻两番。如果巴西和印度也出现产业升级，则流入的就业岗位总数将足够非洲国家和其他工资水平较低国家使用。
低收入国家必须争取获得资本、技术和能力建设机会。如果这些国家实施合理的政策框架，则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产业升级将会给它们带来黄金机遇，在今后数年内推动其由充满活力的制造业主导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