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20年的时候，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却在国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又一次升温。各种观点大相径庭。有的人说，是59年前逝世的斯大林及其建立的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葬送了苏联，更多的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等党内领导集团公开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因而遭到了历史的抛弃。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往往反映了对现实问题的不同态度和主张。有人发表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研究系列》的署名文章（以下简称《三垄断》的文章），提出“‘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本文集中对此文的观点进行辩驳。

一、把抨击的矛头从苏共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逻辑不能成立

《三垄断》一文中把苏联垮台的基本原因归结为：“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文章在这里接近触碰到导致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但是，文章在这里虚晃一枪，转而把矛头对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文章认为，“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难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

为了完成这个逻辑的转变，《三垄断》一文引出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根据这篇讲话的上下文，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这里讲的“制度”，明确指明了是“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不是《三垄断》作者后面概括的“三垄断”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正是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同上书，第337页）这才是邓小平对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本态度。

然而，《三垄断》一文却从这样一个逻辑起点，转而集中抨击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文章说：“从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几十年的暴政以及长期的腐败，像火山喷发后结成的熔岩，积累起来，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挽巨澜之既倒。”

斯大林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被《三垄断》一文称作“三垄断”，按照这种话语体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被称作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被称作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被称作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如今苏联剧变20年了，人们都清楚，苏联并不是由于坚持这些基本制度而垮台，而是由于丢掉了这些基本制度而垮台。

在中国的新时期，邓小平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垄断》一文抨击的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经济利益的垄断，对真理解释权的垄断，实际上已经把矛头对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四项基本原则。

二、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三垄断》一文指出：“所谓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文章还说：“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表不同声音的人，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犯了多大的错误和罪恶，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它，广大群众长期积压起来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形成摧毁整个旧制度、使国家改变颜色的巨大力量！”一句话，《三垄断》认为，“一党专政”（即共产党长期占据执政地位）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基本原因之一。

这就完全颠倒了是非。谁人不知，苏联共产党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根据宪法长期执政，并没有导致剧变。苏联的剧变是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党内集团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在国家的执政地位，然后才发生混乱，迅速走向灭亡的。把苏联剧变的罪责归于斯大林30年的统治，简直不着边际。

在苏联剧变20 年后，俄罗斯人民经历深刻的反思，认为苏联剧变原因是苏共的变质和背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Ｂ·И·茹科夫指出，苏联崩溃的罪责应由苏联共产党来承担，由1953年以后斯大林的接班人苏共领袖们来承担。俄共主席团成员德·格·诺维科夫也认为：“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危机促进了苏联崩溃。改革的思想家宣称将实现国家‘非党化’。1990年，苏联宪法中宣布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被取缔。其结果是打断了国家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原《真理报》主编根·尼·谢列兹尼奥夫说：“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俄罗斯政治家经过反思而进行的分析充分说明，苏联的解体不是由于坚持了所谓“一党执政”，而是由于取消了党的领导而垮台。

《三垄断》一文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企图肯定苏联剧变的合理性，赞美苏联剧变和叶利钦篡权的合法性。文章认为：“叶利钦是政治改革的倡导者、执行者。……人民群众通过一次次的全民公决表示了对他，也是对改革的支持。”“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试问，今日有良心的俄罗斯民众，有谁愿意忍受这种剧变的阵痛还去支持那种瞎折腾的“改革”！

《三垄断》一文经过一番曲折的论证，其政治改革的政治理想就是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文章指出：“他们选择宪政民主，选择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根据该法，各个政党在司法部注册后，就可进行活动，提出本党的政治纲领、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名单，进行竞选。”这一切正是苏联剧变这场灾难的后果，而《三垄断》一文却把它称作“进步”！作者还说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达到了“自由公正”，1999年和2000年的选举“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读到这里，可以说《三垄断》一文就是在鼓吹完全西化的政治标准。

在中国的改革中，宣扬苏共因“垄断政治权力”而垮台，甚至鼓吹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这是对中国政治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威胁。中国人民自从毛泽东时代就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邓小平在改革伊始的1979年3月30日，就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不断前进而没有发生崩溃和剧变，就是因为我们牢牢坚持了这些原则。

三、所谓“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三垄断》一文不得不承认，正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私有化，“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文章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污蔑为共产党“对经济利益的垄断”，文章指出：“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作者认为这也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基本原因之一。

《三垄断》一文不得不承认斯大林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这个制度”。

《三垄断》一文引用叶利钦《我的自述》中的话，说是在斯大林时代特权化就大肆蔓延，“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接着，这同一句引语又用来描述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情况：“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三垄断》一文说的“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这种状况，到底是斯大林时代的情况还是“苏联解体前夕”的情况呢？这不是太实用主义了吗？

看来要从斯大林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中找到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的证据，简直是太难了。斯大林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论存在什么值得变革的地方，也不能与某些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瓜分国家财产、化公为私同日而语，这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情。

真正在经济上促成苏联解体的人物，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这些人早就丧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世界，他们利用改革之机，咒骂公有制是共产党“垄断经济利益”，或者胡说“公有制就是无有制”，在这种否定公有制的烟幕下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他们为了使自己攫取的财产永远属于自己及其子孙后代享用，就成为推翻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主力。

就苏联的经济基础来说，实现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科学地实现公有制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到底怎么规范和改革，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借鉴。在漫长的发展中，出现曲折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个过程，并没有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相反，与资本主义强国相比，苏联却在较短的时间里，积累了打垮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力量，进而在经济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就说明，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展示了自己的优越性。至于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革，那毕竟是另外一个问题。

与《三垄断》一文的判断恰恰相反，在苏联经济领域，直接导致苏联崩溃的起点是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的“500天计划”。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商定，由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起草一份《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亦称“500天计划”）。这个计划方案不到一个月便匆匆忙忙出笼。这个计划主张实行“非国有化”（实际上就是实行私有化），以塑造市场经济的主体，规定在500天内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1990年10月18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胁迫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的方针，公开主张：“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 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竟然又通过《私有化法》，据此，苏联的企业到1992年底将有40%—50%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将会有60%—70%的企业脱离国家控制，国营企业可以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同月，戈尔巴乔夫写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进一步表白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然后，将进一步对大型企业实现私人经营。所有制方面的这一重大举措，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私有化从根本上打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这不叫改革，这只能叫做背叛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复辟。

四、所谓“对真理的垄断”

《三垄断》一文所说的最后一项就是“对真理的垄断”。文章认为：“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

这里有两种是非判断混淆了。

第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坚持党的理论、理想，继承和发展列宁主义，使马列主义作为苏联的指导思想，贡献卓著，名垂史册，这一点他没有错；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是神仙，他的话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指导也出现过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甚至出现过错误，这是任何人都难免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混淆起来。不能把斯大林坚持马列主义的主导地位污蔑为“垄断对真理的解释权”。

斯大林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积极向上、富于战斗性的舆论氛围。他强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使得社会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苏联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维埃政权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新鲜力量占80%—90%，他们中许多人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充满活力。

当然，斯大林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也有缺陷和不足。例如，在斯大林时期，也有一批追名逐利的官僚混进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他们利用自己优越的党政职务，又把“院士”、“教授”头衔拿到手，但一遇到风吹草动，他们就成了反戈一击的“斗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在斯大林时代，在应对西方敌对思想的进攻之中，思想批判进行得坚决有力，但也有简单化的现象，没有注意团结尽量多的人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但是这些缺点和不足是前进中的问题，是事后反思的体会，都是可以调整解决的，决不是造成苏共垮台的原因。

第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缺少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逐步背离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脱节，同时他们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压制不同意见，镇压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这确实属于“钳制思想”的专制行为。他们利用占据的党内权力，在思想理论上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掩盖自己背叛马列主义的本质，确实值得谴责和揭露。他们不仅是“垄断真理”，实际上他们是背叛和歪曲真理、背叛和镇压群众。可惜，《三垄断》一文抨击的并不是这样披着共产党人外衣的叛变者。

《三垄断》一文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概括为“垄断真理，对思想的钳制，对思想文化的专制”、“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但是文章却把打击的重点集中到斯大林身上：“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真正压制不同意见、理论与实际脱节、制造“夜间人”等消极现象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却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批评为“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差不多都是些杂牌学校出来的，什么函授学校、党校训练班之类”、“基本文化科学素质都十分欠缺”，而没有说明他们“背叛”马列主义的实质。

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的遗嘱毫无根据。《三垄断》一文歪曲事实说：“列宁的政治遗嘱被斯大林长期隐瞒起来，知道此事的许多人都被杀掉。这样他就以列宁事业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控制整个党。”史实早就粉碎了这些加在斯大林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列宁在特定的环境中关于斯大林的性格和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的一组谈话记录文件是在列宁逝世（1924年2月21日）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列宁的政治遗嘱，每一个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知道，只是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因为列宁的文字是写给中央委员会的，没有说在报刊上发表。1927年10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公开地谈论了自己对列宁遗嘱内容的看法。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这个谈话不久发表在11月2日的《真理报》上。列宁的遗嘱文件收入了1927年12月召开的苏共十五大的会议记录和大会的第30号公报中。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对待列宁遗嘱的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丝毫不存在什么“长期隐瞒”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成为继承列宁的领袖，当时在苏共党内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事实十分清楚，任何公正的人都不应该再重复赫鲁晓夫当年大反斯大林时的造谣污蔑。

《三垄断》一文竟然把苏联人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思想沉寂局面和“夜间人”的现象转嫁于斯大林，这种做法太离奇。《三垄断》一文在描述20世纪30-40年代斯大林使得人民“不敢讲真话、说实话”的情况时说：“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便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请问这些现象是出现在斯大林时代吗？以上这些话都是专门针对勃列日涅夫领导时期说的，不应张冠李戴地抨击斯大林时代。

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叫“反对垄断”的是戈尔巴乔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垄断”的也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大叫“反对垄断真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行径，从而达到自己垄断意识形态的目的，放手大搞叛卖活动。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 1989年12月26日苏联国家教委又发表命令，取消高校马列主义必修课程。1990年2月苏共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竟然公开宣布：“坚决摈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戈尔巴乔夫利用职权通过了所谓《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接着，又下达总统令，命令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 “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反对垄断舆论工具”。戈尔巴乔夫为此撤换了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人主持意识形态。雅科夫列夫不仅撤换了大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报刊负责人，组建了搞垮苏联的大众传媒队伍，而且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雅科夫列夫在1991年8月2日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说：“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为其“公开性”铺平了道路。原来，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就是公开攻击和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公开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公开攻击和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苏联被抽掉了灵魂，迷失了方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深渊。在思想战线上，正是这伙大叫反对“垄断真理解释权”的人，垄断了舆论和话语权，在思想混乱中把苏联葬送了。

总之，提出“‘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说法，实际上把否定的矛头指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有害的。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一个：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唯一的目的。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