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政治文化是界定基本游戏规则的内在结构，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观心理因素，包括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政治文化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制约着政策选择。任何国家的政策制定，往往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或缺。可以说政治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决策和执行的过程，其中政治体系成员的心理取向和偏好，直接影响到政策选择。外交政策选择亦是如此。无论从微观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从政党，抑或从国家层面来说，其认知、取向和立场，都会深受该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蝙蝠性格与日本外交政策选择
日本政治文化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美国有学者认为：“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这是与日本矛盾的民族性格、倔强的民族心理、耻感文化、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念、“万世一系”的皇权思想等政治文化主要内容分不开的。政治文化是日本外交的灵魂，是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潜在指针和潜规则。在政治文化影响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体现出表里不一、两面性和暧昧性、注重实利，以及与强者为伍等特性。
尤其是摇曳不定的“蝙蝠性格”，恰好能够较为形象和通俗地解释日本的外交政策，也从政治文化心理角度解释了日本是一个易于形成强者崇拜也善于追随强权的国家。所谓“蝙蝠性格”，来自《伊索寓言》中一则关于“蝙蝠、鸟和野兽”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当鸟与野兽宣战时，鸟对蝙蝠说：“加入我们吧。”蝙蝠回答说：“我是野兽。”后来，一些野兽对蝙蝠说：“加入我们吧。”但是蝙蝠回答说：“我是鸟。”当鸟和野兽宣告停战和平时，交战双方明白了蝙蝠的欺骗行为，自此之后蝙蝠陷入“非鸟非兽”的境遇之中。
“非鸟非兽”的“蝙蝠性格”，是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与强者为伍、崇尚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性格的生动写照。从“脱亚入欧”到“脱亚入美”，再到“亲美入亚”，无不体现了日本外交政策选择中的“蝙蝠性格”。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利用模糊的身份定位，依据自身利益得失及国际格局的转变，对其身份进行见风使舵式的解构和重构，始终以“脱亚”和“入亚”为媒介，游走于西方与东方之间，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面对西方的崛起和强大，在向“东”还是向“西”的抉择上，日本选择了后者，通过“脱亚入欧”抛弃了亚洲身份，建构了以扩张为本性、以侵略为手段的日本国家利益，并与欧美列强为伍，共同染指和瓜分亚洲。二战后，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外交上奉行“脱亚入美”政策，对美奉行追随路线，同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又运用地理上的“亚洲身份”与欧美周旋。晚近以来，随着亚洲区域经济的勃兴和战略地位的上升，日本各阶层又开始评估“亲美路线”的可行性，重新评估和界定自身的亚洲身份，“亲美”又“入亚”的“双头鹰”策略，成为日本当下的外交政策选择。
高卢雄鸡与法国外交政策选择
推崇理念，但理念孤悬，重权利而不重法，是法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政治文化观念在其对“公意”、“主权不可分割”、“自由、平等、博爱”等目标追求中都得以体现出来。但这些目标通常又都是高度抽象和模糊的，在政治实践中往往很难找到确切的实现形式。法国政治文化过度推崇理念和理性的作用，往往就观念如何得以精确表达而争议不休，从而常常忽略了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理论纲领的道理。法国政治文化因而具有强调先验性、抽象性、建构性和远离实践性等特征。在本国特有政治文化的作用下，法国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半总统制政体，而外交政策的目标则是光荣甚于利益，倾向于只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人们因此常用高傲的一唱天下白的“高卢雄鸡”，来形容法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事实上罗马帝国就把今天法国这个地方叫做高卢（Gallia），把高卢人叫做Gallus，而它在拉丁语里的另一个意思是公鸡。17世纪以来，倔强、勇敢、傲慢而又自负、好斗的“高卢雄鸡”成了法国人的象征。在法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确定上，高卢雄鸡特性起到重要作用，对法国外交政策的手段、方式与外交风格，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上，“高卢雄鸡”高傲的特性体现为法国从不愿附和他人，敢于挑战权威，力图恢复法兰西的光荣和梦想。二战期间，戴高乐领导了“自由法国”的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保住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二战结束后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处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法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依然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积极参与欧盟的创建和扩展，对维护世界的稳定及和平作出过较大的贡献。面对二战后国际地位的逐渐衰弱，高傲的高卢雄鸡并不甘于这种境遇，不甘于寄人之下，而是要力争出人头地，争得主导权。长期以来“大国梦”就萦绕着法国人。近一百多年来，保持大国地位成为法国外交的重点。在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上，法国继续坚持了一贯以来的独立自主政策。自从冷战结束之后，法国发挥大国作用的希望寄托于欧盟的发展，所以长期以来法国外交政策一个不动摇的坚持因素，就是要发挥自己在欧盟建设中的轴心作用。为了争取大国地位，甚至敢向美国说“不”。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法国国力的衰弱，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实在有点力所不逮。由于与大国结盟难以占得上风，为了博得堂堂大国地位的风范，法国往往倾向于只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常常甚至不惜牺牲地缘政治的利益，而与仰承其鼻息的小国结盟。
尽管雄鸡被法国人赋予警惕勇敢的品质，但高卢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特性，不免给法国人贴上重思想、重原则而轻行动的标签。深受笛卡尔唯理主义哲学的影响，法国在外交政策上重“唱”而轻“做”，重理性设计而轻实际行动，常导致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脱节。法国人在行动前必得先有一个周密计划或者系统理论作依据，以便决定是否行动和怎样行动。当原则与事实严重冲突时，法国人宁可坚持原则而牺牲实际利益。在国际政治利益博弈的游戏中，法国的外交作风往往突兀孟浪，既欠缺深思熟虑的缜密考虑，也缺乏首尾一致的连续性。
因此，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弗尔所说：“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政治文化是一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和出发点，一国外交政策往往以本国的政治文化作为指导。因此要全面了解一国的外交动态，政治文化是最深刻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