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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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该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许多年后，史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恶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旋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在左拉眼里，他这样做，完全是履践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同胞的义务，再正常再应该不过了。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总是为他的国家所误解。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作家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颗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作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向曾背弃的一方聚集。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了它高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高高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
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响至深、且像爱国课本一样传颂，并不因为它“蚍蜉撼大树”的奇迹，而在于它紧咬不舍的人权理念，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一个要义：生命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
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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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有尊严的，但尊严不是趾高气扬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承诺上，要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决心、能力和付诸来兑现，它不能预支，更不能摊派。在价值观上，国家权威与公民权益不存在大小之分，个体永远不能沦为集体羽翼下的雏鸟或孵卵，否则，就会给权力滥用国家名义谋集团之私或迫害异己提供依据。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法国《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及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开宗明义地宣扬了该常识。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门之“权威”，惟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拥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和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概念。
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了，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
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
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连素以“万能”著称的上帝代言人都承认“寡人有疾”，更何况凡夫俗子？同时也说明，这不失为一位胸襟辽阔、值得信赖的“上帝”。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
曾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禁书案，经过3年审理，于1988年10月，由英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政府起诉。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拥有自由印刷、发行和报刊转载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上，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关键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制度、一套健正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严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资源和舆论环境。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和尊严上输光。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谁也没过多责备这位自责的老人，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美国仍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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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至少有两点让一百年后的我尤为感慨，也是让我吃惊和敬羡的地方。
首先，舆论的“讨论空间”如此之大。
它包含“此类政事竟允许舆论参与”（即民众的知情范围和讨论范围）和“舆情的规模、幅度、持续性竟如此强劲”（民众对公共事件的积极性）两层意思。一个世纪前，一个冒犯国家威严、对政府不恭的声音竟能顺利出笼，竟有报刊敢“别有用心”地发表——且不受指控，确乎不可思议。而在一场对手是国家机器的较量中，竟有那么多的民间力量汹涌而入，不仅不避嫌、不为尊者讳，反而敢于大声对政府说“不”，就更令人惊叹了。试想，在另一些国度，即使有左拉般的斗士站出来，谁又保证会有《震旦报》那样不惧烧身的媒体呢？《我控诉》能公开问世并迅速传播，至少说明一点：在当时法国，此类政治问题的讨论空间是存在的，或者说，言论自由有较可靠的社会根基和法律依据，连政府都没想要去背叛它——这确令人鼓舞。否则，若话题一开始就被封杀，“德雷福斯”连成为街头巷议的机会都没了。而在别的地方和时代，让这类事胎死腹中、秘密流产后偷偷埋掉，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
其次，事件的理性结局。
表面上，迎合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公式：邪不压正！真理必胜！但实际生活中，要维持此公式的有效却极难。“正义”“真理”，从主观的精神优势到客观的力量优势，中间有很长的崎岖和险势。个人挑战权威的例子不罕见，但能迅速赢得社会同情、升至一场全民性精神运动并获胜，即不简单了。其中，既有先驱者的孤独付出和后援力量的锲而不舍，又有来自权力的某种程度的精神合作与妥协，否则，法兰西又徒添几条为真理殉葬的嗓子或烈士而已。该案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实现了左拉的控诉企图，且让“真理”用短短8年就显示了它神圣的逻辑力量。
政府最终选择了真相，选择了理性，即使它是被迫的“不得不”，这个让步也值得嘉许和为后世所纪念。它需要勇气，需要文化和理性的支持，或许还受到了某种古老榜样的注视与鼓励……这与法兰西深入人心的自由传统和民主渊源有关，与制度自身的空间和弹性有关。左拉的胜利，乃欧洲现代民主精神的胜利。在无数人组成的“个人”面前，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渺小的；知耻近乎勇，承认过失乃维护荣誉的唯一方法……想到并做到这些，对一个诞生过狄得罗、伏尔泰、卢梭的民族来说，固然在信仰资源和精神背景上不是难事，但它所费周折和成本也令人反思，比如曾将左拉逼入绝境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德雷福斯案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一个世纪，在由拉斐德起草的号称“旧制度死亡书”的《人权宣言》里，早就宣告了社会对“人”的种种义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之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可最初的德雷福斯和左拉，不仅没享受到以上保护，反而遭及同部宣言中其它条款的迫害：“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法律有权禁止有害社会的行为”……可见，再伟大的法律和政治文书，都难免给权力留出“利己性司法解释”和“选择性依法”的机会。而这类舞弊，在今天的很多国家仍司空见惯。
英国学者戴雪说过一句寓意深远的话：“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是啊，真正的法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纪念碑上，而是栖息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细节中。唯一让制度和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福祉，是来自个体的信任和满意。
2000年
（本文收入苏教版高中语文读本必修三）
（摘自《精神明亮的人》，王开岭著，书海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