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两先生堪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雌雄”双璧了。虽都痛感不自由，且叛了旧文化，背上了民主启蒙的大旗帜，但双璧的性情，境遇和生长方式却相去甚远。一块飘沛民间，在野地里忍受风雨煎砺，炼就了冰魄寒魂；一块于橱窗里生养，在书架上供放，煨成了谦谦温玉。二者之成色，质地，纹理意义和用途皆有殊歧，可谓“雌雄”互补，蔚成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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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透过“治学”的深邃镜片打量这世界。他眯起细眼，以一种友好，和蔼的书肆目光察悉空气中沸扬的浮埃和蝇豸……而鲁迅早按捺不住，因为他看到了人肉酱缸，尸体和血污，故怒不可遏，拍案耸起——适之则沉吟片刻，若有所思道：恩，不干净……一个是“肮脏”，一个是“不干净”，强度，重量，压力诸不同，于是导出了各自的文章。
鲁迅对事物的反应是强烈，削厉，尖锐，疾迫的，他在现实道场的残酷拥抱中——不能自持地剧烈颤晃，有惊风啸木撕空裂帛之险势。而适之则悠游不迫，与一切外界作绅士状的握手。对待“问题”，一个是吞咽，一个是品尝；一个是巨大，一个是细腻。对待“悲剧”，一乃饥饿者，一乃美食家；前者用的是正餐，后者仅当零食吃。所以鲁迅呈现的是色厉辞严，愤激悲怆，“一个都不饶恕”的决绝与坚韧。适之却裕仁亲和，宽宥大度得多，他代表中产阶级的智慧礼数，专作有教养有风度的学者发言，吐字清晰，温雅谐趣；“谨慎”可谓其最大的“方法论”，举手投足文风语貌间皆透着书斋的缜密和周致——老怕摔坏东西，其味道就像纸箱壳子上赫印着“小心，轻放，防潮，勿倒置”等提醒字样。
鲁迅是露天的战斗，是野地里的奔走，呼号，披荆斩棘的拓荒。后者则更像专心致志的“研学”——踱步于茗室，沉吟于花园，且有芝兰墨竹环侍。故世人称前者为“战士”，尊适之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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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属那种“否定式”的发难型的爱国者，所有的持论都发轫于“说不”,犹如携螯针的蜜蜂，孤注一掷，不惜性命，以卑微之躯作“重磅出击”，专事有毒的“讽”与“刺”。而适之则颇露“治”和“改良”的味道，主张从上而下的布施，其话语总少不了“幕僚班子”的苦谏色彩，算得上“友情出击”，“适度量行”，分寸感极好。前者有类尼采，波德莱尔之野鹤式的呼啸之风，后者却似歌德，培根，有孔雀爱羽之嗜，常露“开屏”“求爱”之态。就气质类型言，前属“士为知己者死”，后乃“女为悦己者容”。
可以说，鲁迅凭借的是血性，骨气和胆魄，是良知和独茕的清醒，秉承了魏晋高义和普罗米修斯的烈火之勇。胡适则喜“聪明”，好“炫智”，重“学理”，西方民主的浪漫和国监士大夫的矜持皆具之，即通舒放达，又不失技巧策略。
在权力与自由的关系上，二者更是歧向分明。
鲁迅认为王道与霸道是“兄弟”，权力吃人，王道吃人，教化吃人，革除旧文化之目的即为“惩凶”与“打鬼”。他把现实体制看穿了，识透了，酷冷绝望，不抱任何侥幸幻想。故而以决然的背叛面目出现，不合作，不妥协，不帮忙，不帮闲，惟有对峙和战斗。
胡适不，他虽同意权力是通向自由的屏障，但同时认为，中间可打一文明洞眼，借助这小孔，即可穿越权力抵达自由。所以他虽为权力之粗鄙野蛮痛心疾首，却仍像一个不服输的设计师，为权力工程的改造而乐此不疲。或许受基督的影响，适之先生总免不了善信，甚至糊涂，对政治抱有一种诗性的热忱与幻想，在权力面前常流露出一厢情愿的说客作风，明知对方不将自各儿当回事，仍不减“优越感”，仍在那儿奋笔疾书，提案献策……其骨子里既有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流质和理性批判之术，亦不乏“学而优则士”的大夫髓气，故总奢望能到一个鲲鹏驰骋的政治操场上，试一试膂力，丈一丈翼幅，为此总在书房里做着各种“热身运动”，常年不懈……他不去投靠政治，但潜意识里却等着政治来招聘他，此乃“坐帐隆中”的待价而沽，用时下的话说是“知识寻租”。所以，至1948年4月，“行宪国大”开张之际，闻听蒋公欲让贤予己，也委实摩拳擦掌兴奋了好一阵子。虽终是缘木求鱼，可也着实照出他不甘寂寞的心迹。
鲁迅是颂夜的，他几乎拒绝了所有政治势力以“光明”相许的贿赂，宁可像恶鸣的“猫头鹰”那样独于黑暗中领受“光”的谕示，流沛旷野，风餐露宿，发出不详的“恶声”，亦注定了其生存环境的艰险。而胡适一生都只想做衔泥的燕子，勤业吉祥的燕子，渴望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筑一个“巢”——燕子好窝居不喜露天，她是要进屋做“客人”的，对时令节候敏感得很；她需租一个掩体，以免湿了羽毛，伤损元气。较之鲁迅对“国弊”的识透能力，胡适虽也眼光不错（某些才华甚至超越前者），但他看清了“恶兆”和“病象”后，忍不住第一反应就是飞去给政府报个警，提个醒……这恐怕亦是包括蒋公在内的国民政府总不时想器他挂念他的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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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得人说胡适先生乃典型的不折不扣的“自由知识分子”，而对鲁迅则存有疑忌，认为被“政治”利用不是件好事。如此颂誉适之的理由恐怕是因了他“20年不问政治，20年不入政治”的豪迈阔腑（虽有驻美大使的短暂挂职，虽有竞选总统的一时冲动，但终缘于救国利民的清白初衷），说实话，这对一个蛰居政府屋檐下，在体制边缘游历的文化巨擘而言，能时时刻刻抵得住高官厚禄之诱惑，确是可圈可点。正是这种难得的“距离感”，奠定其一生学术和人格成就的基础，在同类知识分子中，似乎也只有陈寅恪膺此幸运。
但在“自由”“独立”问题上，试以胡适的“不问政治”映衬鲁迅的“自由不及格”“独立不彻底”显然有失偏颇。鲁迅对不自由之体制之国情之民状不是更深恶痛绝吗？在“帮忙”“帮闲”“扯淡”之事上他岂不更力主“痛打落水狗”的么？不错，鲁迅没有像适之那样不时地收到权力请柬，并因此“错过”了拒腐蚀示清高的表现机会，但问题是，何独他没有这种“被考验的机会”？因为根本不给对方如此奢望的可能——连想都不要想！他清晰得只会让对方害怕，丝毫不敢接近，哪里还会动什么招安的念头？
至于他又是怎样被利用，那完全是身后的事，别人的事。同时须看到被利用的并非鲁迅称之为“战斗”的批判精神，而仅是他的衣钵和名号，是被篡异曲改后的“部分”窃用，并非原来的真实的“拿来”。是因为在鲁迅死后其角色得不到续承，其灵魂得不到守护，其文字得不到好的料理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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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仅渴望自由，更是为自由而真行动的人。他为自由所遭之罪所受之苦，应该说比适之先生多得多。鲁迅完全是民间的生存姿态，就像野草和棘藜，一生体验的都是寒冷，疾苦，穷孑，悲愤，血污与恐吓……而胡适则像“接骨木”，属名贵药材，引得官方都垂涎，他精神上的优雅宽松，人事上的和善包容与物质上的裕厚大方是相谐匹配的，其大客厅高薪金好人缘皆为鲁迅与战友们所不及。我想，今人如此敬羡胡适，恐怕也和这种物质精神的“双丰收”有关，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存梦想。
应该说，在一个政治比较开明，权力者相对通达，社会理性基础和民间文化资源皆较优厚的时代，胡博士们的用世之道是能够派上用场的，也可谓“精英治国”，“知识政体”。但历史却呈现了另一种沉痛的文化命运，给我们以不容乐观的启示——
以胡适谦让妥协的性格和温良宽容的济世作风尚“英雄无用武之地”，这能说明什么呢？只有一点，即鲁迅的清醒和远见！即鲁迅激烈战斗，彻底批判绝不合作之正确！胡适们所臆想的那个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时代和燕子衔泥的盛世田园风光——却得事先由一代代鲁迅们靠牺牲去博取，去把长夜过完，把黑暗熬干，把牢底坐穿，把阴霾刺破，把恶鬼打尽……等鲁迅们平整好了土方，夯实了地基，胡博士们才能凭优良的技术盖起理想的“大瓦房”。
一言以蔽之：胡适的前提正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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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世纪，鲁迅是最难做的。胡适虽然也只有一个，倒也不妨冒昧地称呼一下“胡适们”（因为仅就同时期的人来说，与胡适相近或相去不远的文化实力派即有一批）。
缺了胡适，是现代思想史的遗憾。而少了鲁迅，则称得上国人精神和灵魂的悲哀了。前者属细腻的天才，贡献的是人格之美和超前的学术。后者为巨大的天才，高蹈的是生命正义和英雄绝响。在这一点上，鲁迅确有点像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你很难找到那种“文学高于生存”的纯艺术理解，现实之严峻苦难之腥重使其不由分想，不得折身，除了与黑暗面对面的激烈抗争与拼刺以外，别无选择。应该说，他是对的，在做人和文学的诚实性方面，技巧永远是次要的，末流的，写作者的生存姿势直接决定了其文本的品质和意义。我们不妨听听美国人索尔兹博理的赞叹——
“他们那么伟大，他们的伟大在于为了生存必须战斗，而他们知道必须战斗。敌人就在那边，清晰而明显……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讲了，再讲，不管多么可怕……”
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既贡献不出鲁迅，也诞生不了真的胡适——仅凭那份“清高”和冒犯龙颜的勇气就模仿不起，有的只是戏称“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类的从客和应者。
那么，鲁迅的传人们到底哪里去了呢？“不自由”的痛感哪里去了呢？莫非个个都从鲁迅的同道摇变成了胡府的客人？（可以肯定，也仅仅是“客人”而已，做“主人”尚差得远。）
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技术易为，精神却难做。精神上走型了，松散了，人生和事业自然即变质，即易折。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群落里不就发生过许多“先左后右”“先右后左”“左左右右”的沦变例子吗？我们亦不妨重温一下鲁迅当年的警告——
“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关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在文学战线上还要韧，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门一敲进，砖就可以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两本诗集或小说集之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到哪里去了呢?
大概又忙乎着去搬弄新砖了罢。
1998年5月6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