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们为何那么嗜吃喝?那么多时间、精力花在陪吃、招待上?换句话说，为什么独对食物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人贪污”之嫌、往往不被纪律和司法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各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有的甚至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另外，官员们毕竟属工薪阶层，在外蹭一顿饭局，吃得过瘾不说，至少省了家里一顿饭钱不是……
应该说，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但另一事实是，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富裕人群中，不同样存在狂饮豪嚼吗?甚至更变本加厉，乃至到了“什么都敢吃”、“吃无敌”的“黑吃”、“恶吃”、“海吃”、“暴吃”的地步。
不错，相当比例的中国人的确被穷怕过、亏狠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物质匮乏、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地视作一种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机械补偿吗?若仅仅这样，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可乐观了：只要经济发展了，物资丰裕了，“恋食症”即迎刃而解、自然痊愈。可事实根本没这般简单，如果把超常、无度、贪婪的物资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民族漫长的贫穷与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当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曾见一份报道：“深圳一天吞掉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流行的则是吃鸟，数年下来，原本种类繁丰的海南鸟族今已伤残累累、羽光凋零。事实证明，在物资富裕程度已足够高的人群中，人生的“物化”价值倾向不仅没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膨胀和愈演愈烈。这一点，在深受汉文化浸濡的港澳台、新加坡，体现得更充分。
资料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珍稀类)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在中国菜的餐单上，你尽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脑、熊胆、寿龟、鹤鹳、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扬子鳄……“四条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什么都敢吃。”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一种恐怖，一种“暴力饮食”、“犯罪饮食”、“地狱饮食”，大概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癫狂。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最深不可测的胃!
我想，仅仅大还不要紧，重要的那胃里都装着些什么?可怕的是，里面竟有那么多惨不忍睹的动物尸体……那简直不叫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坟墓!
什么样的胃呢?大概应叫“恐龙之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价码、档次稍“寒碜”点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会餐、会议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暇聚、联络感情，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个城市哪级政府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财务账本不赫然登着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条、贷款、项目、公章……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豪迈、能量、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撞杯的一刹那方石破天惊地乍泄，似乎也只有在酒精中才可升腾到沸点。西方自然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是远离饭局的，即使生活中的朋聚小饮，也多采用“AA制”。
前几年，据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几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实在举不动更高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实在令人咋舌，但更令人不解是：这究竟算什么?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世界巨贾们，常常过着一种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价值可能体现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但同时也把降低物耗、拒绝浪费、节制欲望作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和操守。他们往往要把很多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产值税、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捐助教会、资助公益事业、设立文化基金等。据几年前的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总有一千四百亿美元以上，而致力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就有三百多个，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即二三十亿美元……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百分之六十八，加拿大为百分之六十五，英法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三十九……不久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曾表示，愿将遗产的绝大部分捐献给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博爱、仁慈、慷慨等思维习性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深层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价值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中丰富的审美含量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现着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蜷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爱情、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与变态欲望的疯狂膨胀和大肆流布……比如饮食，西方人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从而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吃多少取多少，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碟数”、“排场”和“规格”。变幻缭乱的山珍海味、野馐奇佐，甚至成为一种炫耀财富的资本。“吃”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什么价”。吃并不仅仅满足生理的需要，更反射着主人的心理和社会欲望，“胃”似乎同时兼容着“大脑”“脸面”的特殊功能……双方的质别，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比拟，而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方面去检索，去界定。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和权力的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空母舰”之类的“事迹”，即这种交易的成果。所以，“反吃喝”便也成了反腐败的一大紧要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招待费、从官员们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确也反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特色”。听说过一件事：一位省级领导到基层县区视察，嫌工作餐“不标准”，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城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大讲“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府急忙调车，由一位副县长亲自带队，警车开道，浩浩荡荡，从几十里外的市区大饭店借来餐具、厨师和菜料。已备好的酒席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若摊上西方人的智商，是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和青睐，惟独于头脑却漠不关心呢?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而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深宫闺庭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吏中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李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牵进了厨房……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辽阔、遥远的生命理想和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往往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而积垢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中国的人文现代化才真正苏醒罢。
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算术化”，文化品质中缺乏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的价值目标。亦即说，这种对食物的大幅欲望和超量需求，显露的是一种陈腐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一种对人生的物质化理解和顽固的生理消费模式——“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食物需求，不过乃物质需求之最浮表最直观的形式)。这和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贫穷表现出的是一种“物化”，富裕昭示的也是一种“物化”，落魄时对金钱的吝惜及疯狂追逐反映了对物的倚重和迷信，而发迹后的大肆挥霍与炫耀亦源于同样的“拜物”情结，一脉相承，前后并无二致。不知不觉中，人生的成功标志即：对物质和权力的占有程度(权力，说到底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间接的对物的占有方式)。
欲望物质化、信仰物质化、交际物质化、权力物质化、艺术物质化、情趣物质化、操守物质化……人生面貌全方位的物化，说明了什么?
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科学的现代理性意识。而一个民族，一旦缺少了“宗教感”和理性态度，缺少了对生命普遍的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功利思维便失去了制约，欲望便失去了底限。
二
在对自然的态度和饮食等生活习惯上，西方人奉行“节约”和“绿色”原则，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成熟的现代理念，一方面得力于传统的宗教关怀意识——
从社会理性的历史变迁看，随着工业革命和进化论、唯物论的兴起，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纪以降，继“人本”之后大肆流布起了“人类中心论”(对大自然来说，“中心论”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世界皆为人设计”、“万物皆备于我”)，它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欲、占有欲和统治欲，在刺激人类物质生活和工具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人的传统灵魂结构。“自然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霍·罗尔斯顿语)但目睹了一系列生态破坏后果之后，人类那种“胜天”的狂妄与霸主自信开始受到怀疑，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过分强调自然对人类的使用价值，不仅伦理上“不公平”，且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误区：“中心论”试图将人类从自然家族中分离出来——并使劲推向高处的努力——纯粹徒劳!大自然有其天然自足的能量系统、生态平衡和链条法则，万物皆平等皆合理，任一物类的受伤都能引发大自然全身的疾病，人类其实什么都“战胜”不了，每次所谓的“征服”，都是对自身的一次重创和削弱，都是一种自虐狂的态度。于是，西方理性开始了对工业时代和物质文明的反思，批评物对人的压迫，抗议工具对人的异化，并逐渐生长出一种新的理性精神：“大地伦理”与“自然和平主义”!“任何事物，只要它趋向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这意味着，它不再仅仅从人群内部系统来寻找和确立价值准则，它突破了“人本”边界，向平等的万物秩序挺进，从而推翻了以“人”为尺度的传统判断标准，使生态学变成了一种最广泛的伦理学，一种富有“宗教感”的生命关怀信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各种生态研究机构、动植物保护协会、环保基金、“绿色和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生，正是这一伦理的应诉表现。
遗憾的是，迟迟才步入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只顾埋头享受生产力所带来的初级好处，只顾惊羡和崇拜技术的威力，并未顾及西方文化这场“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反思。
更须重视的是，“大地伦理”在西方的深入人心，并非仅仅是现代理性对“工业暴力”反思的结果，亦非完全出于人类自保心理和“利害相较”所致，同时起作用——甚至起根本作用的，竟是西方传统文化中最具底蕴和主脉意义的宗教精神!
最接近“大地伦理”的即宗教伦理。宗教是一种类似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智慧，她教人懂得敬畏、懂得感激和呵护，懂得小心翼翼地善待一切，尤其善待自然和弱势生命……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等，其精神都有一个共同核心：倡导物种平等和最低消费原则，倡导生命间的关爱和承让，倡导对欲求的节制、对苍生的仁慈与悲悯，倡导万物和平……这恰好构成对物质主义、人本消费主义的一种文化抵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克尔凯郭尔也说：“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
对今日西方人而言，在精神皈依方面，基督教仍发挥着终极作用，但它已更多地被一种温和的“泛信仰主义”——即“宗教感”状态所替代。历经几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现代理性冲击，基督教本身逐渐背叛着它作为统治意识的全能性和世俗性，实现了从权力形态向纯粹的精神形态——从“固体”的历史格式向“液体”的心灵格式的转化。其教义也从冷酷的“原罪”和单纯的“禁欲”走向一种对健康人性、公共美德和心灵秩序的追求上来。借助它，人们更多地完成着一种对“善恶”的最高确认，对理想品质的寻求与塑造。由于人格化的减弱，“上帝”概念不再发挥其传统工具意义上的剥削作用，相反，她愈来愈多地变成了一种赋予和施舍，一种神性光芒下的人文关照，一种重视生命、呵护灵魂的福音和能量……这是一个从严酷走向温柔、从愤怒走向宁静、从喝斥走向慈爱的历程。
正由于基督教的这种变迁，她才与现代理性和谐地组成了“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着今日西方的文化生态。宗教的神性作用，有效地弥补了知识理性在文明构建方面的不足。
或许有人会问：即使没有宗教在场，单靠法律、制度、教育等理性手段，就不能建立一个优美和有良知的绿色生态社会吗?前景不容乐观。比如在动物保护、严禁滥伐和过度开采等方面，虽然我们在宣传、监管和打击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收效甚微。无论科学游说还是严厉的制度，似乎都难从根本上遏制人的贪婪欲望。
科技本身乃实用的产物，是以维护人的消费利益和开发更多的使用价值为使命的，不仅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本”的功利原则，甚至还巩固了它；而法律更为“人本”产物，它是人与人协商的结果，既然是人工契约，那人就有可能随时怀疑和推翻它。在社会约束力上，惟一超越科学理性和法律的即信仰，尤其宗教信仰，宗教是人与神(宇宙意志)的一种共谋和共享，乃最高的自然法，乃最原始意义的心灵契约和精神秩序。她传达的不是人的意志，而是永恒的神之律令，其神性尊严和权威乃天然的，无须假设或人工求证。与宗教相比，法律和制度都不具永恒价值，只有历史性、时段性和区间性，它们的实际威严也远远低于宗教威严。比如一个人可以不承认、不服从历史性、集团式的法律，但他很难不敬畏宗教的“善恶”观，不向心目中的“上帝”俯首。我们亦不难发现，在宗教传统资源较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对自然的保护，明显优于了那些无神主义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其生产力多么发达)。比如日本，其社会民主程度和知识理性水平都已非常高，但由于缺乏宗教伦理资源，其国民精神中的实用倾向已严重到了可怕的地步，近来在“捕鲸”问题上所表现的自私与贪婪已令世人震惊。
和制度、法律所凭借的外在强制性不同，宗教伦理的力量在于“心”，在于精神!事实无不在提醒我们：惟有在信仰和心灵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实现“大地伦理”，营救我们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
比如，我们倡导“绿色消费”，可细察便发现：所谓的“绿”，只停留在食品是否染有化学物质和残留农药、饮食是否安全、装饰材料是否对人体有害等“利己”层面上，丝毫没触及“是否最低限度地消耗资源”、“是否有利于物种安全”等本原问题——也就是说，一旦排除了“有害”嫌疑，我们就会大胆地生产、尽情地挥霍。而我们的“环保”，无不以“担心损失”为心理基础，只是在以“否则”的利害权衡方式暗示眼前的危险，并非真正尊重那些自然对象。比如急急火火的植树运动，是因我们遭遇了空前的沙尘暴袭击和干旱；比如专业人士发出警告：一个物种的消失，很可能使人类失去医治某疾病所需的基因……不难预测，若始终以这种“人类中心”立场来确定保护名单和紧迫性，即使暂时取得一些效果，但对真正的保护起不到决定作用，甚至有害：因为人类会经常根据自己的眼前需要和实际利益，在保护范围、程度和缓急方面拟定一种“可比性”，会通过计算方法在“实用性”和“利弊大小”上做文章，从而很容易找到一种“更能为人服务”的理由，最终放弃对一些物种的承诺。比如在修建一座水电大坝和保护一种鱼类间作选择的话，决策部门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并非保护鱼类不重要，而是建大坝“更重要”，更有益于时代生产力，更现实地服务和满足于当代人!说到底，这并没有跳出“人类中心论”的窠臼，我们并没有真正把“物种平等”“尊重生命”纳入自己的日常信仰，这种对他类假惺惺的关心不外乎一种变相的“自恋”而已。从这个角度讲，今天对物种的保护与过去那种虐杀的态度并无质别，双方来自同一个“源”——自保和利己原则。
而在西方，这样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早已引起了伦理的不满。美国自然哲学家霍·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说：“我们关心的不是受到威胁的物种，而是受到威胁的人类未来……从人类中心论出发来寻找保护濒危物种的理由，本质上带有一种剥削性，尽管这种剥削性很微妙……从物种间的关系看，人类把其他所有物种都视为铆钉、资源、研究用的材料或供人类娱乐用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剥削了。仅仅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而认定其他物种有无价值，就像一个国家完全从利益的角度来论证其外交政策。”“人们已经学会了一些物种内的利他主义，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学会物种间的利他主义。挽救物种的功利主义理由，对于制定政策很有用。可我们就不能揭示出最好的理由，就不能弄清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吗?……我们需要的不是精明，而是对生物圈地球的责任心。”即使“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这样的利他伦理，也只是在人类集团内部发生的精神行为，对人之外的物种毫无意义。人们——哪怕道德高尚的人，也往往只留意对同类的道德，对内部成员所负的责任，却完全忽视了对大地、对其它生物、对宇宙的道德和责任……而“大地伦理”的美德在于：它把“责任”触角探出了人类边界——试图将人类义务的“全部范围”搞清楚!
在对待自然上，若不能摆脱“利己”的欲望纠缠，若没有类似基督教那样的虔敬态度和终极信仰，无论我们理性上再发达，也只能算是临时处理了人与自然间的一种“短期”关系——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外交”。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难度就在这里。
中国文化中一直深藏着一种顽固的“实用”和“拜物”情结。尤其随着儒学的权力化与道家的道教化，中国人的生存精神中愈发缺少一种超功利的、对抗世俗性的东西，重实际、重功用、重物性、重得失、重利弊……从传统的儒(治世)道(养身)经世到近现代“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实践，无不是一种对物质主义的阐发。和欧洲相比，中国从来就缺少天然的宗教资源，更多的是政治话语和世俗的物用精神。基督教文化虽在近代开始影响中国，但1870年的天津教案与义和团之“灭洋”，都验明着国人对宗教的误解和恐惧。而中国惟一的本土“类宗教”——道教，却是以炼丹、采补、服药、房中术、念咒、画符、掐诀为道具，以养生延年、富贵长乐、肉欲满足为取向……此不过世俗精神和玄学方术的媾和，属对生命的异化而非滋养、虐待而非体恤，这和重视悲悯与关怀的世界宗教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外来佛教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本土化的阴影。儒家文化中所谓“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未能作为一种普世的生存精神和价值理念，真正渗入国人的日常细胞和脊髓中去，而是作为一种消极的价值幻象，成了少数士人遁世避难、淡漠世嚣的文化掩体。
二十世纪，随着反殖民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宗教遗产及传统文化的猛烈扫荡，中国人在世俗精神的道路上就再也没有障碍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道德伦理，但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唯物”“斗争”非但不能抵御实用主义，反而本质上怂恿物质精神，鼓励向万物宣战。所以，一旦商业经济的浪潮涌至，中国的“俗世”底子立刻敞裸无遗，毫无精神植被的覆盖。在今天的国人头脑里，你很难找到那种纯净的可被称作“信仰”的东西，对一个几乎什么都“不信”、拼命求实的人，还有什么“禁忌”和“敬畏”可言呢?有何戒律不能打破、欲望不敢满足呢?上不封顶、下无底限，肆无忌惮、海阔天空的“通吃”即成必然。饮食上的“无法无天”，其背后隐匿的不正是文化上的“无法无天”吗?
所以，像中国这样一块缺乏“宗教感”、更缺乏现代理性的土壤，二十世纪流行起粗野的“愚公移山”和“战天斗地”，流行起“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流行起“黄金宴”和“恐龙胃”来并不奇怪。对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来说，东方的市场比西方更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