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在当代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内源性风险，也有外源性风险，突出表现为10个方面：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我们党历来具有战胜任何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已经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风险，在新的形势下，只要全党勇于担当，不断提高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科学应对并战胜当前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风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当代；内源性；外源性；执政风险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处在充满矛盾和挑战、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在客观分析风险的主要来源，深刻认识执政风险与党的自身建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防范和化解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和考验。随着所处内外环境、历史方位和肩负任务的变化，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改革开放领域的风险，也有来自全球化领域和自然界领域的风险。虽然风险来自多领域多方面，但从风险源来看，不外乎是两种基本的风险，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
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如同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要科学应对执政风险，首先必须客观地分析和把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进而才能适时采取相应对策，以提高党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我们党历史及现状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其中前九个方面为内源性风险，最后一个方面为外源性风险。
（一）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揭示和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规律，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2]（P16）。邓小平明确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P371）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2]（P16）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根本在于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凯歌行进，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30多年的实践中，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内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在两个基本点之间，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上却长期存在争论，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都始终存在。有的人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有的人则试图把改革变为改向。当前在党内和社会上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尤为严重。少数人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把对外开放变成全盘西化；甚至有人公开要求在宪法中删除四项基本原则，实行私有化。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之本，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事业不断胜利的政治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事业的行动指南。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和政治基础，我们对这种倾向决不可等闲视之。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片面性。邓小平曾深刻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3]（P248）。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既反“左”的僵化观点，又反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如果动摇了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两个基本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会给我们党带来巨大危险和灾难。
（二）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整合力量、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我们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共产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理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严峻挑战的态势。这种态势突出表现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关键的是一些党员群众理想信念的动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益泛滥，无信仰或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影响我们党的政策和决心，一些境内外势力打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大肆散布传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甚至反动的思想文化，公开或秘密地与我们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却有一些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削弱。邓小平曾把“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的情况称为“精神污染”，并严肃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5）因此，“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3]（p156）
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党心民心涣散，行不成统一意志和行动，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和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三）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4]（P54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所处的地位、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自身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敏锐观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新风险，进一步指出：“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5]（P46）
虽然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但由于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整体上必然偏重于集中。建国后，我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又别无选择，主要是借鉴苏联的做法，而这种政治体制在苏联的实行本身就是不成功的，其“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随着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过分集中的体制逐渐成形，并且制度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发表后，中央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总的看党内民主不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情况突出表现为在党的组织中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在党委中权力又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由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党内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等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在一些基层组织中党委书记的权力往往难以监督和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其人身依附；书记凌驾于党委之上，重大建设项目的决策、重要工程的发包、重要人事的任免等都由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你民主我集中，班子成员发表的往往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没意见”等所谓意见，严重影响了领导班子整体效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广大党员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难以充分行使。在党内现行体制及党的建设的具体运作中，存在着片面强调党员义务，忽视党员权利的倾向，存在着把党员作为被动的教育对象、管理对象、监督对象的情况。譬如，只强调对党员实行严格的约束性管理，而漠视党员一律平等参与党内管理的权利；只强调党员要与组织保持一致，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党的决策，而忽视党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等等。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国家政治体制的设计者，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性，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影响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影响党组织对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如果在党的委员会内部，委员的民主权利缺乏制度保障，不敢或不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主决策流于形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重大问题的盲断、乱断、误断和错断。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漠然置之，任其存在和发展，就不能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就会窒息党的生命和创造活力，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风险，甚至重蹈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覆辙。
（四）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
良好的精神风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如果党的精神懈怠了，意志消沉了，就会引发思想僵化、创新停滞、道德滑坡、奋斗精神泯灭的连锁反应，党的生机活力就会被销蚀，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就作不出反应，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不再具有先进性。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并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广大党员群众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在党的中心工作由领导革命战争转为领导经济建设后，党更加强调增强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活力，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预见到执政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谆谆告诫全党，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多次指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号召全党：要“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坚韧不拔、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6]，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1]。
在90年的奋斗征程中，正因为我们党始终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才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三件大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随着执政时间延长、执政环境的变化，成绩多了，鲜花多了，掌声多了，在某些党员干部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精神萎靡不振，革命意志消沉；居功自傲、粉饰太平，饱食终日、不思进取，庸庸碌碌、无所用心，养尊处优、得过且过；淡忘了艰苦奋斗作风，不想再顽强拼搏，甚至把吃苦耐劳看成迂腐和傻帽，把挥霍浪费当做慷慨大方，拜倒在金钱女色面前，漫步于歌台舞榭之上，沉湎于酒绿灯红之中。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现象虽然出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但其危害却十分严重，如果对其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任其蔓延，必然会瓦解党员干部的斗志，使我们党丧失战斗力，动摇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五）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
适应时代发展，提升能力素质，是政党的永恒主题。在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惟有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意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努力学习新知识，增强新本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在重大风险和挑战面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我们党的成长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提升能力素质的过程。在党的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折关头和工作重心转移中，党都遇到并成功解决了“本领恐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从土地革命的十年烽火，走向建设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严肃的提出了“本领恐慌”的问题，要求全党都要“学习本领”、“增加知识”，“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前夕，他再次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要加强学习，明确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7]（P1480-1481）。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问题，他明确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5]（P271）。”正是由于我们党对能力不足的危险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党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能力和经验不足逐步走向能够从容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局面，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党需要继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当代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作出进一步的解答；需要科学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做到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障公平，既要深化改革、又要保持稳定，既要鼓励竞争、又要整合利益，以便凝聚社会共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就迫切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理论创新的能力、领导发展的能力、利益调节的能力、资源整合的能力、完善制度的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等等。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确有不少人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满足于往日的业绩；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心态浮躁、浅尝辄止；热衷于迎来送往、不喜欢看书学习，发展没有新思路、改革没有新突破、开放没有新局面、工作缺乏新举措，对落后的现状视而不见、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对面临的危机无动于衷。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克服，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党整体执政能力的下降、应对复杂局面和处理危机能力的不足，以致出现在重大风险和挑战面前的进退失据，贻误党的事业。
（六）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中外政权更迭史警示我们：民心不可违，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拥有18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之所以败亡，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党背离了自己的宗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已严重官僚化，如同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瓦?博尔金所说：“党的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蜕化变质，在公众心目中丧失了威信。[8]（P285）”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的事业必败无疑。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视防止党员干部官僚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培育了党群之间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9]（P262）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1]；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因为我们党几十年来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保持了良好的党群关系，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党同群众的关系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我们党未成为执政党并面临反动统治者残酷镇压、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对于这一点全党同志有着直接的感受和深切的体会，因而都有维护这一联系的高度自觉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大批党员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职务，手中掌握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的执政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使党联系群众的面更宽了，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更好了，党群关系理应更加密切。然而，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人对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逐渐淡化，沾染上官僚习气；由于我们要以政权的力量推进改革开放，这就使得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增大；因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着一些党员干部把党的宗旨抛之脑后，大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现象。他们高高在上，官气十足；不是把人民当主人，做人民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父母官”，视群众为“草民”；对群众感情淡漠，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遇事推诿，不负责任；或是满足于在办公室“上传下达”；或是忙碌于“文山会海”之中，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或是“坐着车子下基层，隔着玻璃察民情”；或是奔波于“庆典”、“剪彩”、“宴会”、“舞会”之间；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已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如果我们对此丧失警觉，掉以轻心，不努力加以克服，党就会丧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七）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
实现社会公正是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是为了推翻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和改革，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设计都包含着对公正的追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把实现社会公正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之中。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实现社会公正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实现社会公正是我们党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是一个长期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实现社会公正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由于在一段时期中，“左”的思想影响和平均主义盛行，经济发展缓慢，自然也影响了社会公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社会建设则相对滞后，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等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之中，我们的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公。比如，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致使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一些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变为职工的高收入；个别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吃拿卡要、贪污受贿；等等。由于社会上存在的权利、机会、规则和分配等不公平，导致改革收益过分向掌握资本、权力等资源的强势群体集中，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一定利益的部分工农群众则成为相对利益受损者，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庞大的弱势群体。不同群体利益的巨大悬殊进而导致社会的裂痕和群体间的尖锐矛盾，导致了社会结构性的不和谐，并由结构性的不和谐导致社会运行的不和谐。正是基于对社会上逐步显露出来的不公正现象的认知和解决的坚定决心，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2]（P17），号召全党为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奋斗。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当代中国工农大众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因而以人为本究其实质就是以工农大众为本。我们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工农大众的利益要求，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我们的政策偏离了党的价值追求，对不同群体利益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置若罔闻，不关注社会主体阶级的利益损益，工农大众等群体就会将导致自己不利地位的原因归为不公正的社会规则、他人对不公正社会规则的钻营以及创立这些规则的党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便会在社会中蔓延，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倾向会大大减弱，以致动摇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以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正是由于忽视了社会公正，忽视了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最终导致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八）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
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的“顽症”，是导致许多政党衰落乃至败亡的致命毒素。20世纪80-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政权、2000年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败北下台，党内腐败都是重要的原因；近年来的菲律宾兵变、泰国骚乱、突尼斯和埃及政权更迭，以及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消亡，也都与腐败密切相关。
我们党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建立，并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廉洁奉公、执政为民是我们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所在。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高擎反腐大旗，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以保持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纯洁性。早在1932年毛泽东就指出：“腐败不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10]建国后毛泽东对反腐败工作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腐败现象看成我们党面临的一大执政风险。他在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的时候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P313）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并号召全党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
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腐败现象的措施，始终对消极腐败现象采取严厉打击和高压态势。但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不可避免的带来和产生了大量新旧观念的冲撞和摩擦，仍有不少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经不住金钱、美色、权力的诱惑，在“糖弹”面前“翻身落马”、败下阵来。他们不是将官看成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权当做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而是将官职大小看成人生价值的标准，把权力看成谋取私利的资本；将价值追求从政治转向经济、从精神转向物质，把勤俭朴素当作寒酸和低贱，把吃喝玩乐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私有化，大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吃拿卡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抢官骗官，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侵害了人民利益，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估反腐败斗争的现状，既不能否定党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并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如果我们对腐败现象掉以轻心，不坚决惩治，其后果如同江泽民所说：“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11](P319)
（九）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
我们党是靠人民的支持取得政权并成为执政党的，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以权谋私。如果忘记了权力的来源并把其异化为谋私的工具，进而在党内形成以政治权力为手段对公共资源和社会利益进行支配和占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对权力异化问题保持着高度警觉。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了加强党风建设，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12]（p.605）他警醒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苏东剧变后，江泽民在深刻总结中外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明确的告诫全党：“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13]（P280）但由于权力自身具有强制性力量和专制化倾向，而且总是与各种利益有着紧密联系；在长期执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益多元化趋向也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党内，难免会有少数人由钻体制的漏洞进而蜕化变质。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利益；有的甚至视之为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进而以政治权力为纽带，网络各方面人员，结成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大量鲸吞社会财富。
在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中，串案、窝案和案中案明显增多，表现出明显的团伙性，譬如沈阳“慕马案”、厦门远华集团案、安徽阜阳窝案，都已初具既得利益集团雏形。在“慕马案”中以慕绥新、马向东为核心，网络了从党委、政府官员到司法、财税、烟草、国企、私企等各方面人员，形成一个政治上结帮拉派、经济上同流合污的犯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涉及沈阳市、局级领导干部就有２３名，其中居然有１７个“一把手”；曾经杀过４２条人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目刘涌也被网络其中，并当上沈阳市人大代表。在这个团伙中，慕绥新被尊称为“大哥”，他的那帮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有事找大哥”；他们利用各方面权力和关系，疯狂聚敛社会财富，并逃避打击。在远华集团案中，网络了上至公安部副部长，下至一般办事员，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公安厅长、海关关长等上下左右，结成了一个严密集团。案发后有人上下疏通关系，有人通风报信，有人海关放行，等等。在安徽阜阳窝案中，查处了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副省长王怀忠、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一大批腐败官员，涉及两名副省级干部、11名副厅级以上干部、200多名处级以上干部；其中有18位县委书记、三任阜阳中级法院院长、10多名法院庭长副庭长。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因而，在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阜阳曾被人们称之为“贪官之乡”、“苦难之乡”。
虽然既得利益集团在我国作为一个阶层还没有形成，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也决不容许形成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既得利益思想在党内的滋生蔓延，坚决遏制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化倾向。如果党内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后果将不堪设想。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会从内部瓦解党、败坏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苏共灭亡那可怕的一幕应足以使我们警醒：在苏共各级办公楼被占领，财产被查封、没收时，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人、市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市委、区委和州委，连党员也无动于衷，军队更是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我们应以前苏联为鉴，努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决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防止既得利益集团毁掉党，毁掉社会主义。
（十）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
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统治者那里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国家本质决定的。因而，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开始，在地球上消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他们的一贯意图和战略目标。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21世纪阻碍其实现全球霸业的主要的或潜在的对手就是中国。尽管我国一再宣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对美国而言，只要中国实力日增，它们就感到寝食难安。中美之间在国家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具有战略性和本源性，是不可能消除和调和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所谓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也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手段更加隐蔽，方式更加多样化。他们一方面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改变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譬如通过学术交流、理论研讨等大力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理论，削弱中国的理论思考和原创力，企图使中国按照他们的理论来指导当前的改革，最后使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大力宣传推销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思想观念，影响我国群众并改变其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等渠道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煽动街头政治，图谋“颜色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们要“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1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敌对势力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但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尚没有在全党完全形成共识。在党内、在政治精英中，有些人打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幌子，以西方人的措辞为措辞、西方人的视角为视角，大肆宣扬所谓“普世价值”，赞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鼓吹全球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美国化；有些人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诋毁性解读，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抓住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大肆攻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削弱人们的政治认同。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比如，在我国的外国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常之多，其中一些团体和组织往往以资助学术研究为名，对我国知识界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网络持不同政见者、培植代理人，影响、干扰甚至破坏我国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进而与我国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纠合在一起，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但对此我们却关注甚少，警觉不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共产党下台，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丧失了警惕。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美国休斯顿的演讲中曾公开承认西方势力（包括她自己）在“苏联瓦解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5]（P424-425）全党同志应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告诫，高度警惕并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党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前进的道路上难免荆棘丛生、坎坷不平。党一诞生，就开始在风浪中拼搏；从执政那天起，就面临着各种风险的考验。在90年的征程中，我们党已经抵御、化解了不少风险，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在前进中必将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出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风险。有风险并不可怕，共产党人历来具有战胜任何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屈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只要我们党精神不垮、意志不衰退，足够坚强、足够强大、足够有力量，永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努力提高全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能力、组织变革与保持活力能力、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能力、文化创新与思想引领能力、利益整合与社会凝聚能力、党风廉政与自身净化能力、力量协调和物资调动能力、执掌政权与巩固国防能力、国际交往和世界影响能力、危机处理和稳定社会能力等应对和化解执政风险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当前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风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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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文摘》2012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