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端突然紧张。在日方拘捕、但在中方压力下迅即释放了来自香港的14名登岛的保钓人士之后，10名日本右翼人士登岛“慰灵”。同时，两国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强硬回击对方的“侵略”行为。显而易见，如此紧张局势，不论从双方采取的行动规模，还是官方及民间的卷入和动员的程度，都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所未有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双方斡旋妥协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中日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复杂的历史渊源
这次危机，肇始于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起的回购钓鱼岛行动，由此引发了野田政府宣称要将钓鱼岛“国有化”。其历史根源，起自1905年。当时，日本帝国在先后击败满清和沙俄之后，将掠来的钓鱼岛诸岛出售给日本国民，成为私人产业。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却改变了这一现实。
二战结束前，美、中、英三国于1945年签署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指美、中、英三国）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0日照会美、中、英、苏四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1952年生效的旧金山合约，在亚洲各战胜国均未参与的情况下，明确规定将北纬29度以南的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大东群岛和钓鱼岛等）交由美国托管。1971年，美国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这些群岛的管理权移交给日本。对此，中国大陆和台湾表示抗议，并由此引发了台湾主导的第一次保钓运动。尽管美国政府表示“归还冲绳的管理权，对尖阁列岛（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但却从此埋下了钓鱼岛之争的祸根。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角荣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保证：“日本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可见，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已经获得对钓鱼岛等诸岛管理权之后，依然承诺信守二战条约。由此形成中日双方长期以来的默契：中方认可日本管理钓鱼岛等诸岛的现状，而日本亦“回避”其主权话题。
因此，从中国和台湾的立场看，由于日本政府在二战战败后，无条件地放弃了对钓鱼岛及其他岛屿的主权。因此，日本国民早已不再拥有对钓鱼岛的“产权”，所谓“回购”毫无合法性可言。事实上，野田政府反对石原的“回购”，宣称要将钓鱼岛“国有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二战结束60余年后，重新“回购钓鱼岛”是十分荒谬的。
但是，由炒作“回购”而引发的将钓鱼岛“国有化”，彻底打破了自1972年以来中日双方维持的“默契”。日本政府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立场，涉及的不仅仅是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如果日本坚持对钓鱼岛等诸岛拥有主权，非但中日关系将永无宁日，而且将危及在二战条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亚太国际秩序，从而危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国内外局势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奥巴马政府高调宣称将战略的基准点（pivot）移到亚太地区。但在实际上，美国却鲜有具体的战略政策配套与行动，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美日关系上，尽管日本近年来表示要加强美日同盟，但美国依然对日封锁关键的军事技术与设备，在不断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同盟费用的同时，却不肯给予日本更大的自主权。在钓鱼岛问题上，始作俑者美国一方面反复宣称，在中日领土争端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表示美国将在日美安保同盟的框架下维护日本的利益。如此立场，无非是要以最小的代价，博取美国最大的利益。但却使日本忐忑焦虑，政策也随之摇摆不定。
日本的国内局面也难以乐观。首先，政局势长期动荡不稳。自小泉纯一郎后的首相如走马灯般地更换，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长久以来无法得到整合。其次，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在其“失去的15年”间，日本的邻居却都在快速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弥漫着着发展到头的忧虑与困扰。再次，由于日本始终未能效法德国彻底解决其侵略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中韩等国的不断强大，给日本各阶层造成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压力。
扑朔迷离的政治格局，使得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张变得更有吸引力。而美国“重返”亚洲的造势行为，也为日本的右翼势力注入了强心剂。日本社会中广泛弥漫的忧虑焦躁情绪，不但为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嚣张提供了土壤，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强硬”姿态。
斡旋空间十分有限
在目前的形势下，双方的斡旋空间都十分有限。
首先，对于已经是遥遥欲坠的野田内阁而言，在右翼集团煽动起日本国内民族情绪后，软化立场也似乎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不论是即将交班的胡温政府，还是将要接班的习李政府，都不愿因为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弱，在国内政治中贻人口实。
其次，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爆棚。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植根于中国饱受侵略和欺凌的近代史。这样的民族情结在对日关系中表现尤甚。日本高调宣示主权而引发的钓鱼岛争端，对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无异于火上浇油。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惊恐不安；对本国的未来也忧虑重重，由此触发的国民情绪日益强烈，给野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再次，对中日关系有相当影响的美国，一方面由于紧锣密鼓的总统大选而无暇他顾；另一方面无论是打保卫战的奥巴马，还是打攻坚战的罗姆尼，都不愿意在中日冲突中失分。即不想因过分强硬支持日本而落入“承诺陷阱”，更不愿意被贴上反日亲中的标签。美国刻意保持的“战略模糊”，使事件发展的走向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形势下，钓鱼岛危机一旦升级，日本更加输不起。
从战略大视野观之，如果野田政府屈从日本右翼集团压力，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用强，其结果将不堪设想。其危险性并不仅仅在于误判形势而导致的过激行为，而在于其政策的出发点，是将中日关系视为“零和游戏”，因此为寻求“平衡”而采取对抗中国的策略。果真如此，不仅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而且必将大大加重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使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努力更加艰难。长此以往，不但日本将步履艰难，而且将对整个亚太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日本也不占优势。首先，即便是以和平方式对抗，中方都拥有更大的策略空间和更多的手段。日本对钓鱼岛拥有实际的管理权，因而在争端中似乎占据主动。但这恰恰是日本政府的包袱所在。管理钓鱼岛的日本，必须对登岛的中方保钓人士实施拘捕。但在中国的巨大压力下日本只能迅速放人。否则，无论是长期拘留还是“审判”保钓人士，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和压力。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克制，防止事态扩大。假设中国政府在登岛问题上稍微放纵，一旦形成“千帆竞渡，万人登岛”的局面，日本政府抓不尽、赶不绝，又不能（不敢）使用暴力，局面将更加难以收拾。
其次，钓鱼岛事件从根本上说关乎是否承认二战后关于领土的各项决议，这也是为何中俄韩三国立场一致，而美国则鼠首两端的根本原因。倘若日本在领土问题上一意孤行，必将挑战由包括美国在内的战胜国提出的、由战败的日本无条件接受的二战条约。如此一来，非但日本将使自己在亚洲陷入孤立的局面，也会使美国背上沉重的包袱，对日本最为倚重的美日同盟弊多利少。
再次，如果日本在领土问题上出尔反尔，在政治和双边关系上同中韩俄等国家形成僵局，最终受损的必然是自己最根本的经济利益。这对于刚刚走出经济“呆滞”泥潭的日本，实在是“不可承受之重”。
化解危机的路径
通过理性妥协来化解危机，符合中日双方的根本利益。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中日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因素，更关系到中日两国的未来发展。同时，因美国将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权私相授受给日本，以及美日安保同盟的存在，钓鱼岛争端也牵涉到美中关系的“大棋局”，更触及二战条约所奠定的亚太国际秩序。因此，要想在短期内解决钓鱼岛问题，希望渺茫。
理性的做法是回归现实，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妥协。应该以恢复自1972年以来中日间的长期默契为基础，即中方认可日方对钓鱼岛的实际管理权，而日方则保证“回避”钓鱼岛的主权“话题”。鉴于目前双方都定期派船前往钓鱼岛水域巡视的事实，中日双方或许可以进一步达成默契，互不干扰对方非军事船只在钓鱼岛水域的巡视。同时共同规范在这一水域的捕鱼作业、资源开发的事宜；采取联合措施禁止包括登岛在内的政治性活动。
这些措施的目的并不在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建立双边的争端管理机制，防止危机的发生。唯有此，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维护和平、合作与发展；保持中日两国关系的稳定与良性互动，进而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作者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