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华战略，那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中国是其当之无愧的选择。
一 美国的全球主义与霸权的式微
1991年发生了两件对整个世界局势影响重大的事件。其一是苏联解体，其二是海湾战争。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摧枯拉朽般的胜利展示了其独霸世界的军事实力。这两件事情极大地助长了美国舍我其谁的主导世界的信心。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的出版并在全球引发热议，就是当时“美国信心”的具体体现。福山认为，美国的发展模式，即“华盛顿共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多党竞争维系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选择，历史因此而终结。
1994年克林顿上台后，以詹姆士·斯坦伯格、戴维·莱克、约塞夫·耐和约翰·尹柯柏瑞等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学者提出了“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要按照“华盛顿共识”塑造一个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即美国价值理念（“普世价值”）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克林顿时期开始全面实施全球主义战略。此后，小布什、奥巴马也都以不同的侧重点继续推行这一战略。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价值引导、政治改造和经济控制，全面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
从20多年以前提出“历史的终结”到今天特朗普及建制派主流公开摈弃全球主义战略，美国霸权的式微是客观事实。其根源是其全球战略的失败。美国建制派和战略界主流已经认识到并开始反省这一重大战略失误。
首先，美国全球主义在价值导向上具有天然的不足。1994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文明冲突实质上是价值理念的冲突。所谓价值理念，其实是在一个特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积淀产生的。美国强行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必然遭到其他文明的抵抗。事实上，对美国“普世价值”全球化反应最激烈的首先是伊斯兰世界，“9﹒11事件”实质上就是伊斯兰世界反对美国价值全球化的一个缩影。
其次，美国的民主政治全球化很难在价值取向不同的国家获得成功。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先后实行多轮民主政治全球化运动，但无论是颜色革命，抑或阿拉伯之春，除了与西方价值同源并被欧盟迅速接受的几个东欧小国外，巴尔干地区、罗马尼亚、原南斯拉夫和乌克兰等地的“颜色革命”都导致了更糟糕的局面，成为欧洲的“累赘”；而“阿拉伯之春”以及西方主导的叙利亚“倒萨”运动，不仅使整个中东地区动乱不止，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而且由此造成的难民潮更是引发了欧洲以至整个西方的政治混乱。到特朗普上任时，尽管美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战略资源，非但“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的全球化难以为继，而且使美国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
第三，以市场经济、资本引导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取得了成功，但同时也造就了强大的对手——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有两个相向的力量。一个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另一个就是产品和服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两个相对的流动目的都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当今美国朝野都认为，中国是这两股流动力量——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既是最大的外资流向国，也发展成最大的制造国。美国在“普世价值”上没能引导中国，在政治上也没能改造中国，但中国却通过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美国看来，中国靠着美国发起并领导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壮大，经济上几乎与美国比肩，但在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上却拒绝向美国看齐，甚至发展并推动“北京模式”——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来挑战“华盛顿共识”。基于此，现在美国建制派对中国充满沮丧与愤慨，具有强烈的情绪感。美国认为，中国这个敌人是自己培养起来的，中国的发展“背离”了美国的初衷。但事实上，在全球化当中真正获利最大的是资本。整个华尔街资本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造成了美国想要和中国“脱钩”的最大困难，因为资本获利的吸血管早已凭借经济全球化深入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正因如此，反对美中脱钩，反对中美“贸易战”最坚决的就是华尔街。
二 全球主义对美国内政的影响
从美国国内政治上来看，全球主义战略已经造成两个大的分裂，这也是美国未曾预料到的。
其一，资本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分裂。以前福山认为市场经济跟民主政治是 “理想婚姻”。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追逐的永远是利润。只要有利可图，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并不重要。民主政治则必须高举平等、自由、人权的旗帜（因为这是民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民主政治的运作，包括总统、议员、地方官员的选举，司法、福利、传媒等，都高度依赖资本。但是，资本已经高度全球化，政治却总是本土的。毕竟选民永远在美国，不能随着资本全球逐利。这就造成了美国政治精英们既离不开高度全球化的资本，更离不开反对全球化的选民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并且愈演愈烈。
其二，价值观的分裂。因为美国想要推动价值全球化，就必然要宣扬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价值。从小布什时期开始，基督教福音派选民在美国政治中突起，他们在宗教、种族、堕胎、性取向、社会福利、移民等关键议题上持右翼保守价值观，成为一支左右美国政局和选情的重要力量。与之相抗衡的左派自由主义则强调种族平权、男女平等、宗教包容、个人自由等价值观，形成所谓“政治正确”社会力量。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政治抗衡的结果，是使美国宗教文化的“大染缸”丧失了功效。此前，美国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政策取向是选民投票的依据。左派政策取向强调照顾弱势群体、支持工会、加强福利、强化政府的管控等，自然能赢得中下层选民和知识分子的选票；右派的政策倾向于资本发展，提倡减税，鼓励投资，限制福利、依赖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管控）等，因此受到资本家和保守选民的支持。但从小布什时期开始，选民的投票倾向发生明显的变化。投票标准不再是竞选者的政策取向，而是根据其价值观念进行投票。也就是说，选民选择的不再是利益，不是“我们要什么”（what we want），而是福山所说的政治认同，是“我们是谁”（who we are）。民主选举不再是利益导向，而是价值观导向。而价值观上的矛盾是不能妥协的。其结果是难以弥和的政治分裂，形成了政治上的两极化。“特朗普现象”由此而生。
要克服由于重大战略失误造成的内外交困，美国不得不做出重大战略改变，这必将导致战略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各利益集团之间平衡的重大调整。要完成这一重大的战略改弦更张，美国需要一个“危及美国根本安全”的强敌。仔细研究美苏冷战史，不难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80年代初，美国都是通过以苏联为敌重新整合了美国的政治。50年代到60年代，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美国借力与苏联的对抗，完成了从右向左战略大调整。在80年代初，美国因越南战争失败、石油危机、经济危机、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以及人权等问题而内外交困。里根上台后，马上终止了对苏缓和政策，高调宣布苏联为邪恶帝国，推动由左向右的战略大转变。而现在特朗普上台，美国建制派再次推动由左向右的战略大调整，“强起来”的中国成为了必要的强敌。
三 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源
学者们在探讨中美关系逆转时，通常的观点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所以将中国视为敌人。这只是事务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来完成重大战略调整，重新整合自己。中国是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不二选择。具体而言，通过与华为敌，美国要达到三“重”目的。第一，重塑美国认同（Reinvent American Identity）。第二，重组对美国有利的世界经济格局（Restructure World Economy in America’s Favor），这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关键所在。第三，重写美国主导的游戏规则（Rewrite the Rule of Game in America’s term）。这些目标，都需要一个强大的敌人：中国。
美国需要一个强敌来重新打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所谓的中美竞争，实际是两个大国重新整合内部的一个赛跑，谁能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谁就能赢得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进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用中国制造敌人解决美国问题，中国又何尝不需要一个巨大的外部压力来倒逼自己的改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