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以来，大张旗鼓反腐败，令人振奋。然而，从执政党的角度看，腐败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干部管理体制失效。是党不管党、党管不了党的现实体现。要根治腐败，保证改革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必须改革中共干部管理体制，确保中共对其干部队伍的有效管理，使广大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非但腐败难以根除，中共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将失败，中共也将随之垮台。这一点，笔者在《中国改革面临的六大挑战与选择》一文中（2012年8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已有所述及。
干部管理体制失效的原因
首先，执政党利益多元化是对中共干部管理体制的最根本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多元化，各种利益团体不断涌现。同时，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其政策诉求也日益多元。其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的利益和中央的政策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由此导致愈演愈烈的政策扭曲的现象：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突破政策”。土政策愈演愈烈。政出多门、有令不行在各级政府中普遍存在；消极懈怠、阳奉阴违在干部官员中屡见不鲜。
执政党利益多元化的另一结果，是在同一级别的党员干部之间，由于岗位不同、分工不同、部门不同而导致经济、社会待遇的明显差别，从而引发各级干部中强烈的利益诉求。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现实社会中，仅仅靠政治忠诚、道德约束、纪律强制来束缚广大干部的合理利益诉求，非但不能抹平这些原本不合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的各种差别，反而使其趋于合理、合法。普遍的政策扭曲行为和同级干部待遇中各种差别的“合理”存在，为腐败提供了体制上的诱因。
其次，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开放的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使得干部升迁过程中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干部越往上走，出路越窄。由于没有与社会横向流通的机制，广大干部始终面对“众多处长争一个局长，众多局长争一个部长”的升迁瓶颈。一方面是仕途提升的瓶颈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是多元社会在市场机制下快速发展，各方面的诱惑越来越大。一些干部为克服升迁“瓶颈”而寻求旁门左道，以至违法乱纪。各级干部突破升迁“瓶颈”的渴求，为腐败提供了强劲的利益驱动。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决策机制的演变削弱了干部管理体制。在中共一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下，决策过程必须高度集权，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依靠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分权让利的过程，以便各级干部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保证经济发展。显然，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不能适应这一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决策机制。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分权削弱了中央在干部管理中的权威；另一方面，决策上的集权使各级主管领导在干部管理中易于搞“一言堂”。其结果，是中共干部管理体制在结构上日益支离破碎，为腐败提供了制度上的温床。
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广角来看，中共干部管理体制更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过程中，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其脚下的土地转变为可携带的知识与技能，因而获得了在农耕社会中不可想像的个体经济独立性和社会能动性。一个经济独立并能自由迁徙的人，必然要追求以“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因此，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平等、公正、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公民”，取代以“忠孝礼仪信”为核心价值的“臣民”的转变过程。
伴随着这一转变过程的，是人们为保障、优化自己的权益而积极要求政治参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共广大党员非但不能置身其外，反而因其较高的教育水准和较好的能力素质，产生更强烈的政治参与要求，党内的民主呼声因此而起。然而，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不能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反而日益成为党内民主的阻碍。对党内民主的压制，为腐败提供了权力的保障。
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积弊
在任何政治体制下，对干部官员的管理不外乎三个系统：选拔系统，监管系统，惩罚系统。就结构而言，这三个系统在中共干部管理体制中早已确立：即任免干部的组织系统，监管干部的中纪委系统，以及最终处罚违法乱纪干部的司法系统。
长期以来，以这三个系统为主干，中共发展了一套纵横交错的干部管理体制。所谓“纵”，就是从中央到基层，三个系统各自对其对口单位实施垂直管理。所谓“横”，就是各级党委对同一层级的三个系统的“一元化”领导。在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计划经济时期，这套纵横交错的干部管理体制是有力并有效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共中央通过领导干部轮调、党校培训、干部考评、纪律检查、以至“双规”等措施来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管控，但随着执政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改革过程中的“分权让利”，三个系统中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弱。相比之下，地方党委对干部的任命、提拔、监控、惩罚等各方面的控制和影响则越来越强。
危害更大的是，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干部管理中任免、监督、惩罚三个系统非但不能相互制衡，反而在“一言堂”的形势下发展成利益共同体。其结果，是干部选拔中任人唯亲，甚至买官卖官；监察机制流于形式甚至为虎作伥；司法系统“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甚至黑狱连连。一方面官官相护，贪污腐败呈板块状发展；一方面钱权结合，特权阶层侵蚀公平正义。干部管理中形成日常弊端无人管，一出问题惊天下的畸形局面。
在制度建设上改革
从制度建设上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势在必行。就执政党而言，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有两个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一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二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要充分认识到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必须有审慎的顶层设计和严谨的实施步骤。
切实加强中央权威，切割干部管理体制中的横向羁绊，强化纵向管理，增强干部管理的政治有效性和社会可信度，应该是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而其中的关键，是要在中共的集体领导下，从制度上确保干部管理体制中选拔、监管、惩罚三个系统的互相独立，形成必要的制衡机制。否则，加强纵向管理权威或将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结果适得其反。
显然，在目前条件下，同时强化三个系统的纵向管理并不现实。尤其是在组织和司法两大系统，牵涉面广，急于求成，反而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但是，中共可以从监督管理入手，进行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创新。简言之，就是在纪委体系中，加强中纪委对各级纪委的纵向领导，从人事、薪酬甚至家眷安排等各方面实行自上而下的“一条鞭”管理，切割地方党委的横向羁绊。“监管”这一重要环节从上到下独立存在，为干部的任免把关，为司法惩罚干部中违法犯纪者提供确凿证据。在此过程中，由于干部的提拔、监管和惩罚三大系统在中央集体领导下互相独立，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可以防止实行纵向管理的纪委体系权力膨胀。
于此同时，中共应该借鉴发达国家中官员面向社会的交流，积极探索并建立干部与社会各相关领域的交流方式和机制，以此逐步克服同级干部之间因岗位分工不同而产生的待遇“差别”。一方面保证在执政党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对中共政治忠诚，遵守党的纪律；另一方面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广大干部除了仕途升迁之外，还可以选择到社会的相关领域中发挥自己专长与才能。其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封闭的干部管理体制，使干部管理体制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促进中国转型的积极力量。（来源：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