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元首相福田赳夫先生，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他在构筑中日新关系上所作出的贡献。1976年12月就任首相之后，福田赳夫首相马上提出了“全方位和平外交”的概念，目的就是扩大日本外交框架，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负起与其经济地位相符合的政治责任。他1977年访问东南亚期间在最后一站的马尼拉发表演说，提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三原则：日本决不走军事大国化的道路，努力建设与各国心心交融（heart to heart）的关系，日本作为平等的支持者支援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三原则受到了东南亚各国的高度赞扬，日后被称为“福田主义”。福田赳夫在日中关系上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佐藤荣作内阁末期，他作为政权的中枢人物，曾经一度提出慎重对待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但是他之后坦率承认，田中角荣推进恢复日中邦交的做法是认准了世界潮流。担任首相后，他着手解决久而未决的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与邓小平先生等我国领导人一起发挥政治智慧，巧妙地处理了两国之间在“反霸权”条款问题上的分歧，于1978年8月果断地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由于日本政治体制的原因，在日中关系、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上，日本的政治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它必然涉及到战争认识的问题，所以必然遭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抵抗。在恢复邦交以后，许多议员在日中关系上属于消极论或反对派的原因也大多在此。因此，福田赳夫首相推动日本与亚洲、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大步前进，不得不说是一种意识到自我牺牲的壮举。据当年作为日本外务省中负责东南亚问题的课长、参加起草了福田赳夫首相在马尼拉演说稿的谷野作太郎回忆，福田赳夫首相当时曾明确指示他一定写进“日本决不走军事大国化的道路”一条。此后，谷野作太郎在担任外务省亚洲局长时参与了平成天皇对中国的访问，在担任内阁外政审议室长时参与了就当年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亚洲人民进行道歉的“村山首相谈话”的起草，并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了日本驻中国大使（《在外交的浪尖上》8《面对战争的伤痕，不逃避面对》，《朝日新闻》2008年2月26日晚刊《日本人脉记》）。这些活动目的虽在外交，首先要处理的却是营造国内政治环境，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做自民党内的消极论和反对派工作的问题。在这些过程中，谷野作太郎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说是“日中关系”，还不如说是“日日关系。”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个月后，福田赳夫首相在自民党总裁预备选举中输给了大平正芳，他坚守自己的诺言不等举行正式选举就辞去了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职务。这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即使是天的声音，有时也有杂音”。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西方民主主义体制的弊病。本书更大的价值，正在于通过叙事全面地再现了当代日本政治体制成立的过程，以简明的语言深刻分析了当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利弊。
战后日本政治的最重要特点，就是自由民主党一直处于执政党地位的“55年体制”。在1955年2月的大选中，第一大党自由党在国会众议院中的席位由选举前的180席减少到了112席，而福田赳夫所在的民主党则由124席增加到了185席，这件事促成了两党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到1993年为止，作为执政党的自由民主党和日本社会党两大政党的对立，形成了日本政治的主流，这就是所谓的“55年体制”。受到民主党和自民党领袖岸信介青睐的福田纠夫，作为日本民主党政策委员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始终参与了这一过程。仅仅两年之后的1957年就担任了自民党副干事长，58年后两次担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简称政调会长），59年1月后两次担任自民党干事长，以后历任农林大臣、大藏大臣（两次）、外务大臣、副总理等，尤其是因为得到了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也是兄弟俩）的高度信赖，一直身处自民党政权的中枢，所以本书中提及的很多当代日本的大事都是作者亲身经历，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福田赳夫之所以受到重视，原因应该在于他本身所具有的才干和素质。作为一个出身大藏省的政治家，他对推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7年时在担任自民党副干事长随岸信介首相访美时与美国达成了三亿美元贷款协议，使日本走出了经济大萧条；1964年在担任佐藤内阁的大藏大臣时主持了第一次国债的发行，实现了从1965年到1970年长达5年的“伊弉诺景气”；在田中角荣内阁里担任大藏大臣时自诩为“消防队员”，完成了既要恢复经济景气，又要减少对美贸易出超的难题。福田赳夫在经济问题上的才干，来自他进入政界之前的官僚经历。战争一结束，福田赳夫就升任了大藏省官房长，46年时任大藏省银行局长，47年时成为负责制定国家预算的大藏省主计局长，这些经历使他既有了人际关系，更主要的是还练就了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然而即使具有如此才干，到他登上首相宝座，居然也需要了21年的岁月。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领袖的诞生”过程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要素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福田赳夫历经了吉田茂、鳩山一郎、石橋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历届政府，进入自民党六年后的1962年就成为派系领袖，以后又被公认为是佐藤荣作的继承人。然而，与田中角荣、三木武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在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选举问题上的冲突，使他屡屡与自民党总裁、也就是日本政府首相的宝座失之交臂。本书对三次“角福战争”（1970年至1985年之间发生在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之间的权力斗争）、 “三角大福”战争（围绕佐藤荣作之后由谁继承一事在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福田赳夫四人之间发生的权力斗争）前后经纬的描述，能够帮助我们从日本政界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中找到解开一些认识日本政治特质的钥匙：一位领袖发表谈话的时机有多么重要，一位元老之死对于改变选举趋势具有多大的影响，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是可以作出或随机应变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承诺，对重要职位的任命既可以成为具有任命权限者的一个政治资源，也可以成为一把断送自己政治生命的双面剑。
“政治就是最高的道德”，是福田赳夫首相最著名的名言。他在本书中对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彻底批判，可以帮助我们当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弊端。由于各派争权夺利，在自民党内部的总裁选举中甚至出现了金钱贿选。福田赳夫早在1962年就发起成立了“党风革新恳谈会”，提出让所有的政治家认识到自身所附责任和使命，消除党内派别。他秉承岸信介遗志，认为“消灭派系是天的声音”，当选后率先解散了自己的派系“清和会”，提倡实行全党体制，尽管这成为他日后没能实现连任总裁和首相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还对日本社会风气的颓废深恶痛绝，作为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政调会长时，针对池田提出的“消费美德论”而发出“昭和元禄”的警句，警告日本国民不能只知追求享乐和刺激，而缺乏社会责任心。
他在自己当选首相之后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如此说道：
“我在此有一件事情想拜托大家。虽然并不中听，但是我还是要恳请各位参加国政的政治家，中央以及地方的公务员，从事公共事业的人士，请再次确认自己是否做到了公私分明，一身正气和廉洁奉公。是否体验到了为国家和人民做奉献时的喜悦，是否感受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以上各项也是我本人衡量自己，自肃自律的尺度。
政治的颓废必然导致社会和民族的没落。……我还要向全体国民呼吁，丢弃自己不合理的物质欲望，与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彻底诀别。创造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相互帮助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关爱之纽带，在日本这片国土上，为取得来自全世界各国人们的信任与敬重，构筑真正安定的文明社会而奋斗吧！”
其实，福田赳夫首相的这些珍珠玉盘之声，不仅对于当年的日本，甚至对于今天的整个国际社会都有着借鉴意义。例如他在担任首相时，发生了日本赤军在达卡劫持日本航空公司飞机的事件，这时他果断地命令支付赎金，从而拯救了151名人质的性命，留下了“生命比地球还重要”的名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首相，任期却只有713天。也许这也是一种天命吧，福田赳夫在71岁时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政府首相，而他的儿子福田康夫也在71岁时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日本政府首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次“父子首相”。
本文原为王柯主编日本首相回忆录丛书之一《回顾九十年》（福田赳夫）东方出版社、2008年）序言，此次发表于此时有所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