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泽喜一（1919年10月8日 - 2007年6月28日）先后写下过三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第一本是1991年6月出版的《战后政治的证言》（读卖新闻社），第二本是1995年4月出版的《新•护宪宣言》（朝日新闻社），最后一本就是这本2005年3月出版的《宫泽喜一回忆录》。毫无疑问，作为回忆录来说，三本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最后一本。其理由很简单，宫泽喜一本人在第一本出版之时，尚未担任日本政府首相，还没有走到他政治生涯的最辉煌点。第二本书虽然出版在宫泽喜一担任过日本首相之后，但是时间仍然是在他临危受命，以曾经担任过首相之身出任大藏大臣，达到他晚年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辉煌点之前。而最后一本，也就是本书，则成书于宫泽喜一从议员位置上完全引退以后，也是他集人生之大成的最后一部著作。

宫泽喜一在1991年11月成为第78届日本政府首相，但1993年6月因为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分裂，众议院通过了内阁不信任案，在接着进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因为没有取得半数以上的席位，结果成了在野党，1955年以来自民党一党专政的“55年体制”崩溃。宫泽喜一作为当时的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他的体验与感受不能不说是弥为珍贵。因为34岁进入政界之前一直在大藏省重要部门工作，宫泽喜一是自民党内屈指可数的财政问题专家，他曾经在竹下登内阁里担任大藏大臣时导入了消费税体制。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渡过难关，宫泽喜一接受了小渊惠三首相的极力邀请，于1998年7月再次出任并连续担任了三届大藏大臣（后因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而为第一代财务大臣），制定并通过了“金融再生关联法”和“金融健全法”，出笼了“新宫泽构想”并据此向东南亚各国进行了300亿美元的经济支援，为帮助世界渡过这次经济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担任过首相之后又数度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经历相似，因而被称为“平成时代的高桥是清”。

高桥是清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反对增加军费，遭到军部的忌恨，最后在2.26事件中被暗杀。宫泽喜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带有牺牲精神的悲剧性人物。1987年秋，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竹下登三人竞争中曾根康弘退下来之后的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位置，结果由中曾根裁决竹下登继任，作为副首相和大藏大臣进入竹下内阁的宫泽喜一辅佐竹下登导入消费说，完成了自民党多年来进行税制改革的夙愿。4年之后，终于登上大位的宫泽喜一，尊重社会大众的呼声，决心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然而为了通过“政治改革关联法案”却遭到了感到自己地位受到威胁的一部分自民党议员的强烈抵抗，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执政党议员向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投赞成票的现象，使宫泽喜一成为了葬送自民党连续38年执政历史的首相。

后来，宫泽喜一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反省时说：“我的政权之所以崩溃，其原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不会在党内搞人际关系。”这句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宫泽喜一是出了名的不会阿谀奉承的政治家。据说有一次在酒席上他对竹下登说，听说你进早稻田大学时，商学部不用参加入学考试就可以进去？可想而知，这句话引起了竹下登多大的不快。有一位记者回忆道，能比宫泽喜一更让谈话者紧张的大概再无他人。他初次见到宫泽喜一时递上名片，兴奋地说了一句：我和您的生日同为10月8日。结果宫泽喜一头一歪反问了一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一句话，让这位记者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宫泽喜一因为从担任大藏省官员的时代就一直跟随池田勇人（后任首相），从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时期就开始参与处理日美关系，作为旧金山和约日方最年轻的代表团成员参加谈判，出席池田与肯尼迪总统的会谈等，直接参与了日本战后政治进程中许多重要事件，所以被称为战后日本政治的活字典。加上从42岁起就开始担任经济企画厅长官，历任通商产业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官房长官等重要职务，宫泽喜一从很早就被财界看好为首相人选。迟迟未能当选首相，除了他的高傲性格之外，毫无疑问，还与他只愿意干实事，不愿多参加权力斗争有关。据说，在那次丢掉政权的选举结果出来后，仍然维持了第一大党地位的自民党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组织反击，但是宫泽喜一没有听从他人劝告，而以平淡的口吻向媒体宣读了自己亲自准备下的退任宣言。田中角荣就曾经这样评价宫泽喜一，他是一个一流的秘书，却不是一块做政治家的料子。

宫泽喜一与田中角荣是日本两种完全性格不同的政治家，人们当然可以根据他们作出的功过而对二者评价不一。但是，宫泽喜一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却让我们感到了他身具有着足以与田中角荣抗衡的魅力：“最好的政治，就是让人感觉不到政治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不炫耀权力。”宫泽喜一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他对“权力”的认识：“我对权力总抱有那么一点怀疑，尽管如果正确使用它也并不都是坏事。但是我感到自己从体质上就与它合不来。因为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所以就尽量不去动用它。”“我以为权力已被滥用过多，所以当到了自己（成为掌权者）时常常如履薄冰。”宫泽喜一的洁身自好，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例如，2001年1月，因为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宫泽喜一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财务大臣，人们便想让他书写“财务省”的牌子，因为宫泽喜一的书法造诣很高，而过去的“大藏省”牌子也是由时任第一任战后的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在政治上的恩师池田勇人挥毫。但是，宫泽喜一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提议：“王羲之书法，无出其右”，通过电脑从书圣的遗墨中找到了合适的三个字。

宫泽喜一曾经说过：我就是一个东京生东京长的人，因此从来就没有什么荣归故里的念头。在日本政界中，大概也没有几位政治家能与宫泽喜一相同，具有这种对于“权力”的认识。宫泽喜一认为：“政治的任务就是尽力为国民营造一个能得到幸福的环境。”（《新•护宪宣言》）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他还始终是一位坚定的“护宪派”。当然，与社会党过去不承认自卫队的合法性和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所谓的“革新护宪派”不同，宫泽喜一的所谓“护宪”是以承认以上两者的合法性为前提的。然而，当社会党取得政权后改变方针，不仅承认以上两者的合法性，甚至与自民党中的右派也进行合作之后，“真正的护宪派”的代表人物，就变得非宫泽喜一莫属了。

宫泽喜一是战后第一位公开说出“护宪”的日本首相，他之所以始终坚持“护宪”，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日本再犯过去的错误，再走过去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的老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强烈主张要对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进行严格的限制，因此不能修改严禁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的宪法第九条。尽管他在首相任上，通过了可以允许日本自卫队到国外参加“维和行动”的“协助维和行动法”，但是他始终反对自卫队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坚决反对日本自卫队参加由多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他公开教育日本的青年一代，不要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军队很奇怪，要想想过去的日本军作出的事情就会明白这部禁止日本发展武装力量、禁止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的宪法的意义所在。他认为，这部由于禁止发展武装力量、禁止战争行为，从而给战后日本带来繁荣的宪法，堪称世界的一个创举，不仅值得称道，而且今后还要“维持”下去。有记者询问宫泽喜一，他所尊敬的日本政治家是谁？他回答的第一位就是公开批判日本侵略亚洲的石桥湛山。对于日本社会中一部分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日本二战中虽然败给了美国，但并没有败给中国的想法，宫泽喜一公开加以否定，说他从日本军队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就感到日本打不赢这场战争。

可以看出，宫泽喜一“护宪”思想的底线之一，就是不要再去伤害那些曾经被日本在过去那场侵略战争中受到过严重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他在担任官房长官时发表“宫泽官房长官谈话”，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进出”应该为“侵略”，从而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近邻国家感情原则”奠定了基础；在担任日本政府首相时来到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国民正式谢罪；在小泉纯一郎当首相时以首相名义参拜靖国神社时，对小泉的做法公开提出批评，认为小泉不仅没有尽到向日本国民说明参拜原因的责任，同时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在中日关系上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他在首相任上时，不顾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拼死反对，不顾人咒骂为“卖国贼”，而促成了日本平成天皇于1992年10月顺利访中，从而使中日两国之间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本文原为王柯主编日本首相回忆录丛书之一《宫泽喜一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序言，此次发表于此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