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在本质上是中国海洋主权追求与美国海洋霸权诉求的矛盾。从中国方面而言，不宜夸大和渲染中国海权与美国海权之间的矛盾，同时需要向美国表明中国的立场并力争获取美国的理解，而美方则应对中国面临的海洋权益危机及其解决此类危机所需要的海权发展予以理解，进而使双方都能够在认识到彼此海权不同性质的基础上，在主观上规避双方的海权冲突。
美国国务院3日就南海问题发表所谓声明，引发中国方面强烈反弹。中美双方作为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并没有直接的海洋领土争端，但海权问题何以产生并影响中美关系？是因为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在本质上是中国海洋主权追求与美国海洋霸权诉求的矛盾。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并非一个恒定的、纯粹的不利于中国海洋主权实现的因素，其对中国海洋权益影响的消极与积极因素是同时存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态势，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友好就曾为改善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对于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在客观上要正确面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并加以应对，在主观上则应谋求使中美关系向有利于中国海洋安全的方向发展。
中美海权三大问题
二战结束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认为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边缘地带”“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缓冲地带的作用”。斯派克曼的观点为美国的地缘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为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开始提出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构想，并通过美日、美韩、美菲、美台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构筑太平洋海岛防御圈，力图掌控东亚大陆的外边缘地带。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与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有密切关系。总体看来，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凭借超强实力特别是优势军事力量获取对亚太的领导权；确保并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以威慑、遏制甚至必要的先发制人打击等手段挫败挑战美战略利益的地区力量；塑造、构建并主导亚太地区安全机制。
自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亚洲战略呈现出日趋明确的两大战略走向。第一，实行反恐战略的全面收缩。第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东移，从美国调整亚太地区盟友体系到对台军售和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日趋明显。
综合冷战后尤其是当前的美国亚太战略，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突出表现为：
（1）美日两国呈现出联手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对中国海上安全压力增大，并对钓鱼岛争端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2）美国的台湾政策尤其是对台出售军事武器和美台军事合作的不断升级，将极大加大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海权成本。
（3）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渗透和影响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争端解决的难度。近年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一改其过去奉行的“中立”立场，转而采取“积极”介入的政策。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宣称，南海问题是美国要优先解决的外交事务，“南海航行自由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并主张建立南海问题的多边机制，标志着美国南海政策的重大变化。近年来，美国对菲、越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偏袒，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不仅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同时有可能使南海问题成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的重要支点。
理性应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
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近年来国内思想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学者认为中美海权存在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并疾呼中国发展海权，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有的学者则从地缘政治制约性、综合国力的支撑能力、与霸权国冲突的风险等角度，主张要避免进入“海权的误区”，尤其要避免重演德国挑战英国海洋霸权而失败的历史悲剧。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究竟是否存在与美国的海权矛盾和冲突，中国应该选择对美国的海洋霸权进行挑战还是承认现状并规避与美国的冲突。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略谈管见。
（1）中国应理性认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并力求规避与美国的海权冲突。
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需求在于主权需求，这就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构建不可能选择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远洋海权国家。因此，中国海权的有限发展绝不是以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为归宿和目的，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多种安全压力，决定了海权的有限性及其满足主权需求的性质，从现实而言，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根本无法建立美国式的全球海洋权力。对此，从中国方面而言，不宜夸大和渲染中国海权与美国海权之间的矛盾，同时需要向美国表明中国的立场并力争获取美国的理解，而美方则应对中国面临的海洋权益危机及其解决此类危机所需要的海权发展予以理解，进而使双方都能够在认识到彼此海权不同性质的基础上，在主观上规避双方的海权冲突。
近年来，中国的确有因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主权需求而有限发展海权力量的必要性，并被美国视为挑战其亚太主导地位，进而有引发中美关系紧张乃至潜在冲突的可能性的存在。对此，美国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国并非要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更没有将美国驱逐出亚太地区的企图和力量；美国还应该认识到，如果美国要凭借其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存在及其同盟体系阻遏中国国家主权追求的实现，美国将冒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同时美国也没有在台湾等局部问题上绝对胜出中国的把握。对于中国而言，也应该认可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存在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中国没有力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海权存在，而且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平衡该地区局势，维护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的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2）要进一步加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规避或减少冲突。
中美双方除了需要在认知上正确认识彼此的海权性质及其发展，并力求规避冲突，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领域建立和加强海洋安全磋商机制，以减少相互之间的因对对方军事活动发生误解和判断错误而引发武装冲突或战争的危险，减少进行突然袭击的能力。1997年中美两国就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达成协议。1998年1月19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这是中美两国第一份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中美通过签署双边协定建立和运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积极开展海上军事安全合作，有利于减少相互猜疑和防止战略对立；同时，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建立与运行，还可减少东亚国家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担心，有利于它们与中、美同时发展安全合作关系。从长远的角度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内容也应该不断得以扩展并包括海洋非传统安全等领域，进而形成中美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机制。
（3）谨慎有序地推动包括海空军力量在内的海权力量的发展，实现以实力求和平。
不容否认，目前中国海洋方向的安全态势表明，现有的海权力量难以应对所面临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危机与压力。从捍卫领土完整的基本主权需求来看，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也许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几个问题。三个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台湾问题属于反分裂的内政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属于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的外交问题。但从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层面看，三个问题又都有一定的共性，即三个问题都关涉到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安全，都不同程度地有美国的因素介入其中（尤其是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因此其最终解决也必将受到美国海权力量的限制。当然，中国决不希望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与美国的海权力量发生冲突，但由于无法排除美国以其强大力量进行程度不同的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本着从好处着眼，从坏处打算的原则，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适度推进海权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
毫无疑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将是未来中国处理海洋划界矛盾的基本原则，但真正使这一原则得到相关各方的配合，恰恰需要中国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如果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同时办事公道，入情入理，……谨慎小心地处理与有关国家的海界争端，中国就能够既保障应有的海洋权益、对潜在的麻烦起到有效的威慑和抑制作用，又给世界展现一种友好和平、善于睦邻和促进共同发展的正面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