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叙利亚危机置于整个阿拉伯大变局中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叙利亚是阿拉伯变局中外部因素最为复杂、外部势力介入最为广泛深入的国家，而西方主导的外部干预正是推动叙利亚冲突不断升级并向内战演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当前，叙利亚的血腥冲突继续升级。据联合国估计，这场持续11个月的叙利亚国内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远远超出5000人，而国际人权组织则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
究竟是什么力量是推动叙利亚冲突不断升级的主导因素呢？按照西方的逻辑，当然是阿萨德家族的专制暴政。但是，如果将叙利亚危机置于整个阿拉伯大变局中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叙利亚是阿拉伯变局中外部因素最为复杂、外部势力介入最为广泛深入的国家，而西方主导的外部干预正是推动叙利亚冲突不断升级并向内战演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阿拉伯大变局发生以来，学界和舆论界多认为，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积弊，是导致民众发起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抗议浪潮的根源所在，其直接政治诉求是发展民主和改善民生。因此，阿拉伯大变局具有广泛的内生性特征。
总体来说，上述看法并无不妥。但是具体到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外部力量的干预程度不同则是不同阿拉伯国家抗议浪潮的结果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总体来说，西方的外部干预是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危机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但是，由于美欧在地缘战略和国家利益上的不同考虑，它们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的干预采取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策略，即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标准。
概括起来，西方对阿拉伯国家政治变革的政策反应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方式：第一，见风使舵：对埃及等和平变革的国家，美欧采取了根据形势变化顺势而为的两面手法。第二，大打出手：突出表现在法英美通过主导联合国通过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最终颠覆了卡扎菲政权。第三，包庇纵容：突出表现在美国对巴林、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政策。基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考虑，西方实际上默许乃至纵容了海湾国家对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
不难设想，如果西方对巴林采取类似利比亚的政策，巴林便难以度过危机，甚至早就变成第二个利比亚了。坦率地讲，叙利亚现政权并非没有问题，阿萨德家族子承父业、家族内部腐败盛行，叙利亚经济不振、民生凋敝，改革举步不前等因素都是导致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内部原因。但是，外部干预对于叙利亚局势的不断恶化，直至向内战的演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时间节点看，联合国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开辟的恶劣先例，是导致叙利亚从和平抗议浪潮向血腥暴力冲突乃至内战化演变的重要因素。
在2011年3月前，叙利亚局势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浪潮并无大的区别，甚至是抗议浪潮发生最晚的国家。但是1973号决议通过后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使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并使反对派由此在斗争形式上发生了从和平抗议向武装斗争的转变，在斗争目标上发生了从政治改革向推翻现政权的转换。
其次，美欧等西方国家极力推动叙利亚问题利比亚化，从始至终坚定推行以颠覆叙利亚现政权为目标的外交政策。
西方的叙利亚政策明显地区别于对埃及的顺势而为政策，更区别于对海湾国家的庇护政策。对于巴沙尔政权，从外交施压到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从唆使阿拉伯联盟施压到推动安理会决议，从为反对派创造外交空间到经济和军事支持，西方采取了除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所有政策，其目标就是颠覆巴沙尔政权。因此，西方对叙利亚政权和反对派的政策失衡，是导致反对派胃口越来越大，叙利亚局势不断向着利比亚化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
最后，地区组织和地区国家出于自身的私利推波助澜乃至落井下石，导致叙利亚成为地区内势力介入最多的国家。
在阿盟内部，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之所以在叙利亚问题上态度激进，除希望尽快解决叙利亚问题，避免“阿拉伯之春”冲击海合会国家的现实考虑外，另一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就是希望通过颠覆巴沙尔掌握的什叶派政权，切断伊朗试图建立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联盟”的中枢环节，进而削弱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影响。卡塔尔等国家则冲锋在前，充当沙特的外交工具。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也试图通过打压叙利亚扮演“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样板”。在阿盟外，过去与叙利亚关系不错的土耳其则为了借中东变局推广“土耳其模式”，通过南下东进主导地区事务，进而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国外的大本营。
当前，叙利亚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内外势力竭力要推倒的一块重要的“多米诺骨牌”。但是，对于当前极力推波助澜的地区内国家，尤其是尚未变天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叙利亚或许不会是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固然于自身有利，但是它们显然缺乏有朝一日自己也可能成为下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忧患意识。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如果中东政治变革换取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完全倒向西方，使自身的命运操控于他者之手，无疑将是更大的民族悲剧，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部干涉对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亚非阿拉伯国家在干涉内政问题上向西方的价值趋同，对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同时也是西方主导的新干涉主义扩大化的表现，更是中国外交必须正视的挑战。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来源: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