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双方都坚决地认为导致钓鱼岛局势紧张的责任在于对方，而自己的行为则是为了“宣示主权”。双方不约而同将对方看做“加害者”，而本国则是“受害者”。这种“只能如此”表达的心态，才是钓鱼岛问题一再扩大，无法解决的关键。

8月15日下午4点29分，从香港出发的“启丰二号”保钓船，在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多重封锁线后，成功在钓鱼岛靠岸并且有7人成功登岛宣示主权。尽管日本冲绳警方将他们逮捕，但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之下，14名被捕的保钓乘员全部回到中国。

无独有偶，8月19日，一支包括8名国会议员在内的所谓“慰灵团”也前往了钓鱼岛海域，其中10人游上了钓鱼岛，并在登岛之后，将日本国旗挂在了岛上。事后据日本报告，登岛成员因涉嫌违反轻犯罪法，将被冲绳县警方调查。

这两件前后发生的登岛事件，本身存在互为因果的关联：香港保钓船的出动是因为日本计划购岛、登岛的刺激；而日本绕岛最终变成登岛，则是中国保钓船行动激化的自然结果。

目前，两国关于钓鱼岛争夺的民间气氛已经高度紧张，中国各地已经有多起向日本政府抗议的示威和游行，而日本媒体对于所谓“中国保钓人士上陆”也极其愤怒，质问日本政府为何没有阻止中国保钓船的登陆。

在此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独特现象在于中日双方都坚决地认为导致钓鱼岛局势紧张的责任在于对方，而自己的行为则是为了“宣示主权”。双方不约而同将对方看做“加害者”，而本国则是“受害者”。这种“只能如此”表达的心态，才是钓鱼岛问题一再扩大，无法解决的关键。

宏观强与微观弱

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和日本长期陷入低迷不振甚至衰退，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或者惊人发现，而是现在几乎所有人的共识。在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之后，日本就被迫开始了承认这一事实的历程，尽管日本在许多领域依旧有着领先于中国的指标，但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对日本的全面超越却是显而易见。

比起中国，日本似乎适应了这一东亚力量的角色反转。而在面对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时，也适时开始扮演起“受害者”的角色。2010年中国船长詹其雄因为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被日本非法逮捕后，日本人民就曾群情激奋地上街示威游行。当时日本街头打出的横幅，就是“打倒中华帝国主义”几个大字。

喊了多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到头来被人家骂成了帝国主义，这是许多中国人没有想到的，甚至是许多中国人不敢想的。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日本的科学技术还领先中国好几十年；日本的军队还是虎狼之师，军国主义之心不死；海上自卫队一定和昔日的联合舰队一样强大；空中自卫队也能轻松击败中国空军……中国发展得太快，十年之间，中日两国许多曾经多年不变的差距，悄然之间消失了甚至颠倒了，日本人盯得紧所以认得清，反倒是中国人，盲目地不自信。

中国人不自信显然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尽管中国确实已经在许多方面赶超了日本，但是综合国力的强大要体现到每个领域是需要时间的。尽管中日海军的差距已经很小，中国还因为航空母舰的即将服役而将大部反超，但很不幸地，在海洋权益维护力量上的中日差距，暂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日本很早就通过海上保安厅这一个机构实现了对日本海洋权益的统一管理，作为一个岛国，又得益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数十年的建设之后，实力之强大是非比寻常的：海上保安厅拥有多达12593名雇员，巡视船121艘（其中超过1000吨的大型巡逻舰就有51艘）、巡视艇237艘、特殊警备救难艇63艘、测量船13艘、航路标识测定船1艘、设标船1艘、灯台船18艘、教育业务用船3艘、合计457艘。航空机：固定翼飞机27架、直升机46架。仅在钓鱼岛海域的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厅就配有1000吨以上大型巡逻舰6艘，各型巡逻艇19艘，飞机10架。这还不算毗邻钓鱼岛海区可以随时支援的第十管区的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的海洋执法力量几乎可以用“孱弱”来形容。不仅执法力量被分散为海警、海监、海关、渔政等多支力量，由于多年缺乏充足经费，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大规模添置大型巡逻船只。以中国海监东海总队为例，截止今年2月，东海总队拥有海监船艇19艘，其中千吨级以上7艘、800吨级2艘、300吨级2艘、执法艇8艘，飞机3架。虽然和钓鱼岛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数量质量上差距都不大，但考虑到东海总队要负责整个东海的执法巡逻，具体到钓鱼岛海域，船只的不足就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即使这样的规模，也主要是海监在“十一五”期间大发展的结果，海监力量进一步扩充到和日本海上保卫厅接近的规模和质量，则是到“十二五”结束都未必能够达成的目标。这并非是海监建设不够迅速，而是因为海监在和日本保安厅的对比中差距太大，根本难以在一个五年之中完全弥补。

如此一来，完成了中日强弱角色转换的日本看到的是强大的中国“不断扩张自己的海域权益”，而尚未完成这个转换的中国看到的是在钓鱼岛争端中尚显薄弱的中国海洋执法力量屡战下风，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两国民众“互为受害者”的心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短视带来的毫无余地

这一轮互相登岛的钓鱼岛争端中，给予笔者影响最深的，并非是两国政府的态度或者中日海上执法力量的差距，保钓人士不畏凶险，登岛护土值得尊敬，但舆论过于渲染；日本政府则存在不顾一切的短视。

如前所述，在中国强而日本弱的大趋势下，尽管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在钓鱼岛方向上海洋执法力量的不断加强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海监船队的不断壮大，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执法和巡逻将越来越频繁，也就越来越能打破日本现有的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进而将钓鱼岛控制权掌握回来，完成保钓的使命。

香港保钓船出海保钓，原本是与大陆和台湾的保钓团体共同行动的，而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他们无视中日海上执法力量的对比强行登岛，又在登岛“必然”地被抓捕后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切本身的目的，并非仅仅宣示主权那么简单。而是和香港在9月9日即将进行的立法会选举息息相关，无论是被抓捕的曾健成还是在香港“请愿”的梁国雄，都是这次社民连的候选重头。再考虑到这几位高举五星红旗的人不久之前曾经的举动，他们的保钓行为，显然有着浓厚的试图短期影响选举的意味。

而日本政府同样也因为其内部的政治局势而采取了极端短视的行动：由于民主党解散国会在即，新一轮的大选即将召开，一方面国会议员们要趁此前抓住机会增加自身的曝光度，一方面支持率低迷的民主党政府急切需要展现其执政成果的展示。

在日本经济低迷不振复苏无望的情况下，面对钓鱼岛的突发争端，展现强硬几乎成了为了选票而必然的举动。而国会议员们也为了选举情势而纷纷前往钓鱼岛展示态度。

由于野田政府几乎毫无疑问不可能继续执政，他们甚至不需要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强硬产生的后果负责，于是野田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动完全依照选民的需要而不是中日关系的长久大计。在这样的短视之下，自然也不要指望日本能审时度势，做出什么理智的举动。

保钓一方和“守钓”一方，在这一时间上演的这场大戏，除了挤压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真正有建设性的外交操作空间和破坏两国关系之外，对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中国对钓鱼岛主权的宣示都没有丝毫好处。唯一可以预期的是，钓鱼岛问题的未来将更加悲观，由于外交回旋余地的几近消失，双方对钓鱼岛争端的仅有选项就剩下了不可能的战争一种。而在“绝对不可能发生战争的中日双方”和“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钓鱼岛问题”之间的选择，则将是个怎样都双输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