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

胡继平 纪明葵 王鸿刚 刘江永

【编者按】在世界战略大棋局上，西太平洋地区作为全球事务中权重最高的板块，一向是大国博弈与角力的前沿地带。近年以来，西太平洋地区波诡云谲，乱象纷纭。今年9月的钓鱼岛事件，一时激起地区局势的高度紧张，挑动了国人的敏感神经，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严重关切。持续发酵的南海纠纷，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等，均使本地区局势充满变数。

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成为新一轮全球博弈的核心舞台，对21世纪的全球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热点问题的出现，也标志着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整合的主题，迫切需要从推进经济合作向建立战略信任这一深层次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我们对大区域的长期战略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认真思考我们自身的应对方式。

为此，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于2010年10月1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研讨会。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精彩发言，以期引起学界的思考和争鸣。会议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学术委员李晓宁先生担任嘉宾主持。

李晓宁：

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日本问题，问题一直在发酵，从东北亚一直往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是很热闹的。今天的主题是“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地区，这个讨论需要些时间，分开来讲，今天我们先讲讲东亚篇。

这个地区是焦点，不能完全用以前的框架和视点看问题了。我们应该集中一些最优秀的“脑子”，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问题。不只是从本地区原有的要素来分析，要把新的变化了的要素加进去。今天大家针对这些事情号号脉，想想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哪些东西是真变了，是需要重视的。本地区的局势有点儿乱，所谓的乱就是原有的成规成法被改变了。因为乱，所以有必要讨论。乱不要紧，世界历史发展不可能什么事都是有条不紊的，进入蜕变期后大家都有点无所适从，老规律和新事物共同存在，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先请高洪同志谈谈他的看法。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根据会议宗旨，集中谈两个问题。即以“溯源”来追寻近代日本的海洋战略，以及今天民主党内新鹰派的海洋战略。

一、近代日本海洋战略溯源

自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后，日本就一直十分重视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已成为世界海军强国，其海上力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三位。海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夺军事霸权的主要战略工具和“推动日本发展的第一实力主体”。在日本海上霸权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对后来日本海军的建设和作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制海权思想，其基本特点是进攻性、侵略性和扩张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与此相适应，日本海军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并结合日本的历史传统以及海军建设和海战的实践，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海战理论特别是制海权理论。其中，美国著名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思想对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以此指导海军建设和策划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战争。

日本海军战略思想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该理论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海外贸易、海军舰队和商船队、沿海上航线建立海军基地），该理论在近代日本得到了比在其它国家更广泛的传播。1902年，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为马汉的见解所折服, 曾邀请他到日本海军大学执教。在日本海军大学执教过六年的英国军官约翰•英格尔斯上校曾指出，“日本海军军官对于在陆地战争中拥有海上优势的好处印象深刻。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马汉上校的忠实信徒。”如果说马汉只是对日本帝国海军产生过影响的众多智囊人物之一，那么，其“海权论”也只是日本海军战略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众多因素之一。同时，日本海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虚荣心、宣传鼓吹及民族主义交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海军完成了战舰动力由煤转向石油的改造后，依据国家利益将向南“进军海洋”被列为当务之急。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1945年军国主义败亡。

二、民主党内新鹰派的海洋战略溯源

我认为会议所指的“新时期”，应当是指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而这10年正是日本新鹰派在民族保守主义潮流涌动下登上日本政治权力巅峰的最佳时期。新鹰派是指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以“市民型政治家”自诩的战略派群体，其代表人物无疑是最近从国土交通大臣提升为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前原诚司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国际政治专业，是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坂正尧的高足。1987年，前原进入松下政经塾（八期学员）。1991年，28岁的前原诚司成为京都府议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1993年作为日本新党成员当选众院议员，后因不满党首细川护熙与小泽一郎的联合而脱离新党。加入民主党后，他一度担任过党首，并在众议院担任过“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武力攻击事态对应特别委员会”首席理事。

前原自诩得到高坂正尧的真传，而高坂正尧恰恰是日本现代海权理论的权威。从1962年起高坂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海洋霸权的理论书籍——《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央公论社，1965年）、《古典外交的成熟与崩溃》（中央公论社，1978年）、《外交感觉——同时代史的考察》（中央公论社，1985年）、《国际摩擦——大国日本的处世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87年）、《和平与危机构造——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5年），等等。可以说高坂正尧是当代日本“海洋国家论”和“海洋文明论”的始作俑者，其基本观点认为对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而言，海洋决定着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给日本带来无限生机是活跃在滔滔大海上的民间商船队，日本的“自然之力”决定了日本文化不是“大陆文化”，而是“海洋文化”，这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是“日本未来的希望”。

在日本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阐发高坂正尧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一是主张用麦金德所说的“新月形包围圈”来包围和限制价值观不同的中国的川胜平太。他提出了所谓“近代国家”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观念，对安倍晋三影响很大。另一个是白石隆，他在《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提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正常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日本究竟属不属于亚洲？”白石隆问道，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 他还认为，“大陆亚洲”是农民与乡绅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中国至今还维持着这种反“海洋亚洲”的生存秩序，因此，“海洋亚洲”是中国以外的亚洲。

其实日本的所谓“海洋文明论”，无非是一种试图从文明史上重新对“日本”进行世界性定位的“文明史观”。这种“文明史观”以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绝对优越感”为基本宗旨，完全抹杀两千年来“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真实，歪曲日本文明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基本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虚假幻影，扭曲日本国民和世界民众关于“东亚文明构建”的心理认知状态。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一种理论形式。

正是这样一种日本新鹰派政治势力与主张“日本的海洋文明”论调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在社会上制造了所谓的民意，并为“市民型政治家”们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主党政府这样一个缺少执政经历和处理大国关系经验的新政权，在对应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上放胆进行“政治赌博”。明眼人都看得出，东海合作前景黯淡是日本方面制造事端的必然结果。我国固有的钓鱼群岛被日本长期强占，其领土争议原本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我国渔民世代在钓鱼群岛海域张网捕鱼更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传统营生。试问，倘若没有海上保安厅无理拦截和炮艇挟持，何来“撞船事件”；不是日本把执法权滥用到我国岛屿及海域，中国公民怎么能对日本海警“妨碍公务”？哲学家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按照因果律构筑的，因此，一切后发事件都不会在逻辑上反对前面的起因。认识到这一点并分清事情的因果是非，即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有日本从根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做法，其后的诸多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按照常理，国与国之间发生些小摩擦，理当通过外交渠道沟通解决。让人想不通、料不到的是，一个口口声声讲求国际法理的国家，竟会使用国内司法程序处理国家间的争端与摩擦。究其远因，日本的国家海洋战略与之不无牵连。直到今天，这场风波的负面影响还在继续扩大，人们有理由担心事件对中日关系大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尽早化解中日在东海上的僵持局面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常言道，心痛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东海上的僵局如何打破，中日间民众的对立情绪怎样缓解，这是日本方面应当抓紧考虑和尽早付诸行动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亡羊补牢，在后续处理上采取得当做法，两国尝试在争议海域建立一种可以控制的规则和机制，也可以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当然，这需要日本领导人摒弃以对抗和争夺为着眼点的海洋战略，拿出改正错误的勇气，发挥更多的政治智慧。

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日本社会上一直都存在极右的观点，但不是主流，整体的保守是主流。日本的主流社会承认美国的价值观，承认美国带来的民主主义，承认天皇的象征性，对军国主义持否定态度。但日本整个社会的思维是非常保守的，做什么事都非常慢，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措施和改革也比较慢，日本20年间采取的措施，美国在2年间全用上了。这种特点表现在社会进程的任何一种改革上。它的改革进程，是非常费时间的，左右摇摆，方向不清。

这个国家除了保守以外，在文化传统上是一个缺少哲学思维的国家。日本所有的大学没有独立的哲学系，而中国任何一个综合大学都有哲学系。实用主义的特点也体现在日本政治上。日本人不会像欧洲人那样先去讨论一个主义，或者一个价值，弄明白方向后再说怎么走，他们非常现实。所以它对待国际问题，对待自己的问题，对待和中国的相处都是这样的。

讲到这几年的日本社会，我是这么看的。它的保守源于遗留了很多战前的行政体制以及人脉关系。战后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危机出现，那时受国际思潮的影响，左派、右派很清楚，冷战之后国际上左派右派不清楚了，日本的社会党也没了，没有什么可战斗的，总体更加趋于保守了。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迷失了方向和定位。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高速经济增长所支撑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政治模式也失去了基础。日本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注意。高速增长时期有几个词汇代表了那个时代：“高速增长”、“充分就业”、“超安定社会”、“政治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基础是高速增长。国家手里有钱，可以进行利益再分配，而当没有钱的时候，以往的利益分配机制难以维持，政治也乱起来，到现在还没找着北。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出来一些非常极端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日本比方成是一个病人，那么，我们对待一个病人，不能像对正常人那样，必须使用对症的办法。我们在面对处于转换期的日本时，需要思考如何诱导以及如何实现我方的利益最大化。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跟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周边关系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需要认真思考我们自身的应对方式。

李晓宁：

日本的保守派多是穷人，美国的保守派多是富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日本的行政官僚继承了以前流传下来的成规成法，战略目标和步骤都比较清晰。然而最近民选上来的人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做法很不一样。日本经济比较发达，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侏儒”状态，他们想改变。

松下政经塾找一些穷孩子培养，选出精英解决问题，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人在技术上的用心是非常细致的，但大的战略方向经常判断有误，我不清楚日本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请湘穗说说你的看法。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西太平洋地区是个很大的区域，今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东北亚。最近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了很多事儿，如天安舰事件、黄海军演、南海争议、钓鱼岛事件等等，从高层到老百姓都很关切。这暴露了一个问题，说明我们以前对这个区域的形势判断过于短期化，缺少长期的研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确实要对大区域的走势做分析和判断。

我想谈三点意见：

一、引起东北亚地区变化的几个要素

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涉及的国家比较多，包括中、俄、朝、美、日、韩。其中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美、中、日是世界GDP最高的国家，等于是世界三大经济强国；二是从军事力量上看，美、俄、中也可以说是世界三大军事强国。所以，这一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至少是世界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权重比较高的地区。它们的变化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目前有三个要素在发生变化，对该地区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美国战略的调整。美国战略在克林顿时期是重点干预，是有选择干预的战略；小布什时期多走单边路线，实行全球干预。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开始战略调整，倾向于多边主义，减少干预，好像在往回缩。可是，美国一方面在收缩，另一方面在亚洲推进。希拉里和奥巴马都反复地讲我们要重返亚洲。奥巴马在日本说，我是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对于亚洲事务的介入，特别是对亚洲安全领域多边组织的介入要比以前更加积极。以前赖斯常常不出席亚洲的会议，希拉里现在不但积极参加，还力争主导会议。最近每一次的多边会议，美国都要出牌，都要给中国出一个难题，或者给亚洲出一个题目。这次东盟国防部长“10+8”会议中国事先做了工作，越南做了担保，美国没有给中国继续出难题，实际上还是做了一些动作。总体上看来，美国全球战略在作调整，这种调整是在全球作收缩，在亚洲搞强化。

美国为什么要作战略目标的调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是利益的变化。美国曾经很长时间是世界工厂，甚至是自由世界的兵工厂，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但二战之后开始产业转移，特别是1971年之后，美国生存状态在变化，已经变成以金融服务业、技术转让为主的国家。美国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因为支撑美国生存方式的资本净流入，大概有70%是靠日本、中国、韩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地区支撑。金融化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依赖。现在美国GDP中制造业只占12%，这里面有50%是军工，所以美国经济基本靠的是服务业。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核心区域是一种趋势，这促使美国要把太平洋地区变成美元湖。从利益角度来讲，美国在亚太地区是不能放的。所以，重返亚太地区就成为了美国重要的战略目标。

其次，从力量上讲，美国仍然很强大，但跟冷战之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相比，其力量实际是在下降的。因此，它不可能再维持小布什时期的全球性干预，只能在重点区域进行干预。如果说克林顿或小布什时期美国对于亚洲某种程度的漠视是一种全球霸权在握的漠视，现在的重视则是全球收缩时期的重视。

除了利益和力量以外，美国人使用力量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奥巴马比较强调“巧实力”，希望介入亚太地区，又不希望直接跟中国发生冲突。这从美国最近的行为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美国在亚洲主要是制造分歧和利用矛盾，这样它就可以扮演“隔岸平衡手”。美国战略的变化是影响西太平洋地区的重大因素。

第二，中国的崛起。由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包括独特的社会生活模式，这极大地削弱了美国模式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中国现在推行的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这实际上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甚至是全球战略都具有极大冲击力。对于这一点，我们有时候还不太自知。今年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多事之年，实际上跟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走得快有关系。今年初，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开始运行，彼此间要进行货币互换，冲击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中日韩又要搞自贸区和货币互换，必然会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制。我们认为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影响大局，其实你的经济战略已经在影响全球，至少是一个区域的格局。你是一头大象，有可能踩翻原有利益格局这条船，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这种不自知，对美国的反制缺少心理和实际工作的准备。我们内心是不希望其他国家来主导东亚区域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但是我们自己似乎也没有做好主导的准备。我们缺少一种意愿，对区域的政治和安全事务进行更多的管理。

现在，我们已经是亚太地区具有领导潜质的国家了，人家已经认为你是老大了。大国要定规则，要担责任，要化解危机。但是我们没有当老大的意愿，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就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影响太平洋对面的美国，也在影响周边国家，而我们自己却估计不足。

第三，日本，包括韩国，现在对美国产生的一种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是一种大的长期趋势。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外国驻军65年了，这对任何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挫折。在我们跟苏联关系极好的时候，苏联要在旅顺建个基地，我们也绝不允许。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首先是要跟美国人说的。日本一方面从真正的内心感受和民族尊严来讲是想脱离美国的，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又对于美国有一种尊崇。小泽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厉害人物，去年把260多个议员带到中国，就是要让中国明白日本政治家希望跟中国接近。日本宣称要当海洋国家，要成为当代海洋文明的代表。但日本忘了海权不能分割，海洋只能有一个霸主，日本要想跟美国争夺海权，美国人一定会把它压制住，绝对不会放它出来。这就是日本的战略困境。

近年来，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政治家已经表现出想当正常国家的强烈意愿，希望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韩国、日本想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往外挤，这种离心倾向还是很重的。他们在跟中国的经济互动中发现，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得入亚，至少要与美国保持距离。

从趋势来看，上述这三大因素导致了西太平洋地区未来局势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二、未来可能的四种趋向

1、西太平洋地区继续由美国主导。对这种前景，不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东盟都比较难以接受。美国经济性的力量，特别是对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经济拉动的力量没有了。奥巴马想再工业化是比较困难的，低碳工业不可能像IT业那样，一阵风就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继续主导西太平洋地区的势头会逐步地减弱。

2、由中国或日、韩主导。这一前景也比较难以出现。因为目前中国没有意愿，日本缺少信誉，韩国缺少实力。因此由一个单一的亚洲国家来主导西太平洋地区的可能性比较低。

3、由中、日、韩共同主导。有点像法德同盟主导欧洲，这是很多人期盼的，我们前段时间也想推进，但这一趋势会受到美国的干扰和制约。最近美国小施伎俩，就使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政治互信分崩离析，因此在政治上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前景。

4、多极化的亚洲。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这是各种力量容易接受的趋势。美国也好接受，因为这样比较好平衡，比日本坐大强，也比中国主导强。中国也比较容易接受，符合中国多极化的价值观，中国希望亚洲和世界都是多极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这几种趋势不论怎么发展，都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不是唯一的，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这些趋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战略意图和行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比较缺少明晰的战略目标，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口号提出来之后，对于安全政治保障的问题没有找到自己比较明晰也比较好推进的目标、路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提出战略，确立战略目标，引导西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趋势。

三、朝鲜问题是一个机遇

目前东北亚地区的格局总体稳定，但朝鲜问题可能是一个突变因素。朝鲜问题不是东北亚地区最关键的因素，但可能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对朝鲜的政策，最近几年起伏波动较大，我希望把朝鲜问题作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机遇，一个改变力量格局的杠杆。目前中朝战略关系在迅速升温，我们需要抓住机遇，让这个因素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因此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策略设计。

美国对朝政策也在做调整。美国是一个战略思想非常活跃的国家，肯定不止一种选项。朝鲜毕竟跟中国接壤，我们不能把中朝关系的主导权让给美日韩，应该有全局设想和应变方案。保持中国周边很长时间的稳定，会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向世界展示中国人、亚洲人也有能力处理像东西德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朝间长远的战略关系，对于我们引导西太平洋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西太平洋格局又是跟世界格局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将其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和处置。

李晓宁：

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评论日本如何，主要是为了确定我们该怎么做。中国从清末就开始韬光养晦，就一个字“忍”。一个世纪了，中国外交上很有成果，其实就是一个字“忍”，不轻易翻脸。是不是就要一直忍下去？老唐是日本问题专家，请谈谈你的看法。

唐淳风（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研究员）：

以上各位谈了很多国家的战略需要，而作为曾经的外交官，我比较关注的是个人动机。虽然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会考虑国家的战略需要，但个人动机不同，作法就会大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当政者的个人动机，很多突发事件和下一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无法把握。比方说当年小泉在选举时为了讨好右派，说了要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他上台后会不会去就基本上知道了。本来小泉是很在意中日关系的，一旦他去参拜了，接下来如何修补中日关系我们也会有个预估。他到卢沟桥谢罪去了，到中国使馆示好来了，这都是以前的日本首相没干过的，对华友好的姿态算是做足了。这里面也有他的个人动机，那就是怕我们不邀他到上海参加APCE会议，怕我们不邀他访问中国。结果APCE会议我们让他来了，却没让他正式访问中国，让他在国民面前面子丢大了。保守派说他到中国跪地求饶也没人搭理他，下一步他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日本民主党政府要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闹事也是有所评估的。本来民主党在组建过程中我们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民主党上台后我们估计它会比自民党对华的态度友好些，但今年元月17日，日本外相接见杨外长时提出如果中国单方面开采春晓油田，日本也会采取相应行动。我就知道要出事了，因为民主党有中国政府代言人之称，必须摆脱这个包袱，才能正常执政；其次，参议院选举临近，它必须摆出对中国强硬的姿态，争取更广大的右派包括对中国有担忧的这些人的支持，否则民主党的选票就要流失；第三，他们也想跟我们在东海问题上作出结论，建立一个相对平和的关系，尽量少发生冲突；第四，日本对美国的长期驻军是非常反感的，特别是在冲绳基地问题上日本政府说了不算，要由美国决定，把鸠山等人搞得灰头土脸，所以它要在钓鱼岛上做点文章，它要打中国给美国看，让美国人知道冲绳是在日本国内法管辖之下的，你不要太放肆。

更重要的是日本民主党有一批人是海洋战略专家，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想逼中国谈判和划界。今天钓鱼岛问题好像暂告段落，其实，还没完，可能缓和到胡主席参加横滨APCE会议以后，钓鱼岛会有大动作。为什么？前原他们是海洋专家，知道搞到中国东海油田对自身政治前途的重要性。加上日本人非常现实，如果说在家门口能够搞一个大油田，在日本这种没有资源的国家是全民兴奋的事情，是最迎合大家需求的。

另外，谈到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平民政治家，这些人没钱怎么出头，怎么当政治家，首先就要不断地争取出名，放一些大话，靠言论去引人注意。他们没有根基，要增加民众的支持率，增强媒体的曝光度，只能靠嘴巴造势，所以这些人还要捣乱，讲中国的坏话。有了这些人挑头，钓鱼岛问题不但不能回到原点，还会变成新的爆发点。

有关钓鱼群岛的问题，人们已经讨论三十多年了。日本之所以要争钓鱼群岛，是因为它有四大战略重要性。

（一）钓鱼群岛对其领土扩张的重要性

上图明确地告诉我们，钓鱼岛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是由11个无人岛组成的群岛。单是8个大岛可利用的总面积就达到181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城八区的三分之一。那些经常露出水面的礁滩只要砌圈围墙填上土，完全可以作为陆地来利用。

钓鱼群岛东西长150余公里，南北宽50余公里，位于台湾东北，地质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是我国东海大陆架边缘的突出部分。它与琉球群岛南部的先岛群岛隔海相望，最近的直线距离为100多海里，但2954米深的冲绳海槽切断了整个大陆架与琉球岛链的地脉连系，使之从地理构造上和主权归属上都与琉球没有关系。

钓鱼群岛长期露出水面的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但各岛多为隆起的珊瑚礁所环绕，低潮时大面积的礁滩露出水面，岛屿的水域范围有8400多平方公里。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的12海里（22.3公里）主权的领海面积有近19577平方公里。按200海里领海范围和350海里专属经济区向周边延伸，刨去重叠海域，其水域总面积也超过10万平方公里。

（二）钓鱼群岛对争夺海洋资源与战略通道的重要性

钓鱼群岛及其周围海域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联合探测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合作委员会”，帮助有关国家探测东亚东海岸海底的矿藏。1967年，该委员会通报说，中国黄海、东海大陆礁层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根据勘探结果，该委员会指出，最有可能蕴藏大量石油的地方是台湾东北方即钓鱼岛海域2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而且，钓鱼群岛海域还有很多金属矿藏，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这些都是日本求之不得的重要财富，怎能不想方设法插上一手呢！　

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日本海权扩张的战略以保障1000海里航线为其首要任务，占领钓鱼岛可以使其势力范围从冲绳向西南推进400余公里，直达我台湾、福建、浙江海岸，并可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主要航道实行军事监控。这样，钓鱼群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点。

（三）钓鱼群岛对于东海划界的重要性

钓鱼群岛在海洋划界中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生效，将不可避免地使各国在划分管辖海域时出现一些重叠和矛盾。按《公约》规定，东海划界如按中间线划分，那么钓鱼群岛主权归属哪一方将极大地影响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如果日本占有钓鱼群岛，并以此为基础划分东海的专属经济区范围，那么所谓“东海中间线”就会整体西移300多公里，不但钓鱼群岛本身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会归日本所有，东海专属经济区也会被日本割去近20万平方公里，连黄海部分海域也将为日本所有。

到本世纪初，日本跑到离宁波只有180海里的春晓油田来闹事了。春晓油田在我们的近海，与日本完全挨不上边，它有什么理由来争夺呢？问题就出在钓鱼群岛的归属上。因此，必须断了它非法侵占钓鱼群岛的念头，坚决防堵日本步步紧逼的阴谋。

（四）侵占钓鱼群岛可以洗雪战败之耻

众所周知，日本右派对于二战投降是心有不甘的，他们压根就不承认败给了中国，无时无刻不想一雪前耻。通过侵占中国领土钓鱼群岛，他们能找回日本军国主义的光荣感，能够洗雪二战投降的心头之恨，能给输得不服的极右势力一定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需要甚至大于领土、资源和战略上的需要。

中国主张按大陆架的自然延伸线划界（国际海洋法律规定），日本那条线离宁波180公里，而离东京1900多公里。日本政府批准开采的三个油田就在这里，春晓油田也在这里，现在日本军舰、飞机每天都在这里骚扰，打到家门口来了。

我们只谈钓鱼岛资源开发、领土划界是不够的，日本的出手意识比我们强，日本是敢动手的。我们不敢还手，让它以为软弱好欺，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让它得寸进尺，越搞越大。60年代发现钓鱼岛有油，它来了，90年代我们开发春晓油田，它又到春晓了，这难道不是我们忍让的结果吗？不防微杜渐，必定会酿成心腹大患。

李晓宁：

你在商务部掌握了很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数据，可以介绍一下。中日的经济依赖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在哪些产业上依赖度最高，在以后的发展中有没有解决中日关系的杠杆？

唐淳风：

日本经济的依赖度分三块，美国占38%左右，欧洲占31%左右，剩下的30%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国大概占16%。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日本还不大敢到中国来投资，只是守着东南亚一些小国，在中国试着做，后来才越做越大的。从2009年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超过了40%。什么叫市场？有人，才叫市场。我们的13亿人就是巨大的市场，我们通过促内需，搞家电下乡等刺激内部需要，正好挽救了日本企业的危局，弥补了其他市场的需求不足，因此，在危机期间日本经济主要靠中国市场撑着，保守估计，至少有10万家企业靠中国市场生存，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也直线飚升。

在中国市场的拉动下，日本经济避免了深度下滑的危机。4月30日日本中央银行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外部经济环境好转，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拉动下，从2009财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经济一直在好转。

过去20多年，日本就是凭借日元汇率高企的优势，大举进军海外，兴办实业，收购资源、土地及各类资产，兼并优势企业，控制金融市场，一举将贸易立国的战略改变为投资立国，由卖苦力的制造者，成为老板和债主了。

今年以来，日本又掀起了新的海外并购潮，日本企业海外并购金额增长近一倍，为217.7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全年的117.7亿美元，交易数量也从去年的244宗升至现在的291宗。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一片萧条，国际资产大规模贬值，要去收购，正是拣便宜的最好时候。日本需要借助高汇率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借助日元升值的时候去收购海外资产。

原因有三：一、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资产全线贬值，有些国家为了摆脱债务危机不惜贱卖资产，此时不出手收购国际资产，将时不再来。二、不少国家濒临破产，大量需要主权债务的支撑，此时救人之急，将获得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好处，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在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三、防堵中国的需要。中国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又因出口受阻和货币升值，被迫考虑进军海外，已经开始收购和兼并海外企业，开发海外资源了。中国大有与日本争夺海外资源之势，使他们坐不住了。日本能让中国占先机吗？

很多人不了解情况，一天到晚说日本经济不行了，其实日本是日元升值的最大赢家。我这里有一个表，供大家参考，以便大家客观了解真实的日本经济。

表1告诉我们：

1、日本的GDP一直在增长，尽管偶尔出现过负增长，但不存在国内经济衰退的问题。表面看起来增长幅度不大，但与日元升值前相比，20年间GDP由1984年的1184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7922亿美元，增长了4倍。

2、在国内GDP保持增长的同时，海外经济的增长速度惊人。其中：海外企业的销售收入由0增长到20903亿美元；海外总资产增长了近20倍；海外纯资产增长了近60倍；外汇储备增长了近40倍。您觉得这是在走向衰退吗？

３、不要小看了海外经济的增长数据，其实它比日本国内GDP对日本经济的贡献还要大。2004年，日本海外证券资产汇回国内的收益将近800亿美元，海外企业汇回的收益近1000亿美元，两项相加，使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总额达到1718亿美元。这还只是汇回部分，被用于拓展海外业务没有汇回的数额，远大于汇回部分。2005年，日本国际收支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经常收支顺差超过了贸易收支顺差，原因就是日本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大和海外资产收益率大幅提高。这说明对外投资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超过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4、从表面上看，美国的GDP总额比日本多，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若算上海外收益，日本的GNP和经济实力早已超过美国。1985年日元升值以来，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乔治•索罗斯在其《金融炼丹术》一书中写道：“证券市场大跌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经济和金融大权从美国向日本的转移。”

胡继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这次钓鱼岛事件，我认为是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出现了问题。从内阁本身来说，菅直人是“弱势”首相，事件处理实际上是由前原主导的。事件的发生，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预谋的。不是整体性的预谋，而是处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日方所谓现场执法人员所能决定的。从结果来看，表面上是中国赢了，我们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日方在延长拘留期满之前释放了中方船长。日本国内也认为日本失败了，国际上的看法也大致相同。但客观上来说，中日两国都没有赢家。特别是中日民间出现强烈的情绪对立，日本方面的情绪可能更厉害一些，前原这些势力是得了一些分的。

从更大范围来看，美国才是赢家，因为它比较成功地分化了中日两国，成功地介入了问题的解决。日本政界、舆论界普遍出现强化日美同盟对抗中国的论调，这是美国在当前求之不得的。所以真正的赢家应该是美国。我们在这个事情中不但没有赢，反而将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今年以来我们在西太平洋受到了四次大的冲击，包括天安舰事件、东海美韩军事演习、南海问题、钓鱼岛事件。其中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特别是天安舰事件对我们来说是飞来横祸。总的来说，这两个事情不是我们主动来做的，都是被动应对的。不能说我们应对错了，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办法。但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不好，一是因为美国的因素，二是日、韩和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关系仍然非常脆弱。

今年的四个事件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给我们的东部安全形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当然，日美、韩美同盟从表面上看经过天安舰事件和钓鱼岛事件在拉近，但长远效果仍需要观察。日本一直说深化同盟关系，但深化到什么程度不明确。

日本政局长期不稳，与日本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有关，短期内不会改变。撞船事件后日本国内对华感情出现严重恶化，与日本国力下降导致的自信心受挫有关。执政党和自民党之间的斗争往往会把中国卷进去，中日关系成了党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同意大家的观点，要以我们为主来引导中日关系。不能让日本牵着走，我们要主动把握中日关系大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一点，日本总是拿中日整体关系来要挟中国，我们要站稳，该斗的还是要斗。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大局和健康发展，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这点一定要让对方明白，不能过于迁就。

只要抓住中美关系这个关键，中日关系就不会出大问题。中美关系是为中日关系定调的，这一点要抓住。钓鱼岛出问题是日本挑起来的，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做一些事情，最好能以一种妥善的方式解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破坏力都在下降，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很重要的方面，应该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解决，这点要跟日本正面交涉。

纪明葵（国防大学训练部副教育长，少将）：

西太平洋的局势给大家的感觉是很乱，这个乱的诱因是什么？我认为整个西太平洋的斗争局势还是中美两家的问题，至于说在东南亚、东北亚反映的问题，仍旧是中美两家斗争的继续。这与整个世界大的战略格局有关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主导不了世界了，欧洲人也想淡化美国人的控制，不用你的核保护伞保护我了，要建立欧洲自己的军团，而且欧盟在不断地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受到了制约，美国人下一步战略重点在哪儿？美国在中东搅了十多年，利用“9•11”事件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了10年，美国人还撤不出来，所以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巧实力”外交政策。他想尽快地撤出来，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了。谁是它的潜在对手，谁发展得最快，谁会影响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对手是谁？显然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所以，在中国问题上奥巴马的笑脸变成了怒脸，对台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人权问题一下子全来了。美国甚至又要重返东南亚，主动介入东南亚事务，目的是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它介入南海的海洋领土争端，做一份不需要投资的无本买卖，拉拢东南亚各国当美国重返西太平洋战略的棋子。

由于我们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做了大量的工作，稳住了人民币币值，整个东南亚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融入到这个经济系统之中，太多人受了益，所以我们和东盟国家的海洋领土之争，并没有影响地区发展的大局。东盟内部整合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内都不可能实现，还是一边继续向中国示好，一边向美国靠拢，来一个“左右逢源”才最实际。我们不难看出，东盟成员的基本态度是不愿被美国利用，作为在西太地区抗衡中国的棋子。这次东盟国防部长“10+8”会议，越南为避免陷入美国要讨论南海领土争端的被动局面，也事先强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建立共同解决东南亚地区和平问题的机制，不讨论具体问题，从而使希拉里的计划被搁置。

美国重返西太地区就是要领导亚太地区，利用东南亚国家与我们的海洋领土争端无缝下蛆，削弱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它想利用多边谈判的模式挑动与我们有海洋领土争端的各方联合起来向我们发难，它从中渔利，主导东南亚的事务。南海问题涉及中美之间在这一地区较劲，而不仅仅是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这几年相处得比较好，湄公河计划使我们把5个国家联合起来，一下子走出了困境。在水资源的利用上，东南亚在我们这儿获利比较大，没有多少利益上的冲突。今年我们又与东盟实现了自由贸易，按照我们提出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2002年签署了“南海行为共同宣言”，我们做到了一个岛礁没丢。可是我们在合作开发上做得不够，基本没站住脚。究其原因，一是缺少深海开发技术，二是国内扯皮，三是没有南海中间基地，开发保障困难。

为了建立南海基地，走出第一岛链，国家作了大量工作，使美济礁的经营有了很大的进步，前年、去年我军都在南海进行了专门的演习，对维护领土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前年演习时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也都叫得很响，认为中国人真能打来了，对大家构成了威胁，可一旦常规化也就没事了，认为中国是例行演习。这就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军事上要敢于出手，让有野心的人知道我们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美国人之所以不敢跟我们叫板，不敢发动对华更大的遏制，也是知道我们这些年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增强。

日本同样是中美之间博弈的一颗棋子。冲绳普天间机场搬迁就是个例子，鸠山由纪夫不同意，美国就反复施压，所以鸠山只能下台。菅直人上台要首访中国，参加世博日本馆馆日，美国直接施压，菅直人只好让鸠山做代表。就日本本身而言，跟美国也是离心离德的，因为日美之间有广岛和长崎的阴影，有1985年9月“广场协议”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日美之间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

应该说日、韩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棋子，而东北亚的形势发展又正好与美国的意愿相反。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家出资建立了东北亚货币基金，采用了本国货币结算方法，直接挑战了美元在贸易流通领域的统治地位。由于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加大注资获得了更多的股权，使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遏制，从某种程度上看初步改变了世界金融秩序，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不希望在亚太出现中、日、韩协作和“10+3”局面，要尽可能地压日本。总的来看，美国怕日本和中国走得更近，两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联手可能直接威胁美元的统治地位。美国也怕中国和俄国走得更近，一个经济上的大国，一个军事上的大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将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要当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就必然把破坏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作为重返亚太的重点。天安舰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美国保留了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不管是天安舰事件，还是钓鱼岛事件，美国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围绕着西太平洋的“乱”，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对手，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对手。在战略上我们要看清美国正外于衰落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都存在着力不从心的局面，“巧实力外交”是美国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因为，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理念，这就必然会使其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局面。而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在国际上采取的正义立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贡献，使我们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和认同。在战术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和作用，在博弈中要找准矛盾的关节点和要害。

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把它细化，维护领土主权不但要在外交上宣示主权，更要在实际行动上进取，突破现有被动局面。我们可利用已取得的深海开采技术，在争议小的地区单独开发，或与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合作开发，对争议较大的地区可采取联合开发的策略。在军事上，要保障开发生产的正常进行，尽可能地“挤”在南海开发区里，要加强南海中转站和基地的建设，为经济开发提供保障。

在战略上，我们和美国之间还应该维护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能打破，这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有利于多极世界格局的实现。我们对东盟各国要有区别地进行战略合作，缅甸、老挝、泰国与我们切身利益关系较大，应加大投入，对其它东盟国家可根据其地缘战略位置、经济科技能力进行合作。日本与我们在经济上已形成互相依存关系，加强互惠合作对我们有利。我们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协作，更有利于全球战略格局的调整和变化。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维护地区稳定，有利于我们总体战略的实现。我们的总体战略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要和平发展，所以，我们应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去分析研判战略形势和应采取的对策。

只要这个地区维护了稳定，它对我们国家的太平洋战略，甚至于走出太平洋，将是关键的一步，否则走不出去。真正要走出去，就要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维护海洋权益。看矛盾是不是本质性的，我们应该利用什么，抓住什么软肋，这是我们研究中日关系要注意的。我认为这次钓鱼岛事件对于我们是机遇，而不是损失。钓鱼岛是日本占领的地方，竹岛是韩国人占领的，北方四岛是俄罗斯占领的，我们始终没占领钓鱼岛。可是今天你撞了我的船，给了我一条理由，钓鱼岛是我的，不是你的，我们要进行巡逻，要常态化。能不能像有些日本学者提出的，建立一个超国家范围、对钓鱼岛进行历史研究的委员会，通过调查，最后公平合理地解决钓鱼岛问题。我认为这样的调查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只要是公正地、认真地去调查，我们肯定会获胜的。因为现在那么多的材料都证明，钓鱼岛是我们的。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各国进行了战略调整，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地区格局也为之生变。前面几位专家重点分析了这种格局变动和各国战略调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想就本次讨论的核心议题“西太平洋未来发展趋势”这一主题，重点强调一下其他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其一，后金融危机时代，西太地区一体化整合的核心议题正在发生变化。从地区一体化进程来看，近期的一系列热点事件标志着地区整合进程正进入新的阶段。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和共同经营，中国同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也日益加深。尤其是今年以来，以东盟为核心，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内的五个自贸区同时启动，标志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深入。单从经济视角看，地区一体化顺利推进，其走向也基本符合中国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预期。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经济纠纷被放大了；在新形势下，政治猜忌对经济合作的牵制作用也在加大。比如，近年中国同日本、东盟部分国家在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发生了不少的摩擦和纠纷。一方面，这些问题确实昭示了中国同美国和其他地区邻国之间缺乏安全互信这一深层问题，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问题的集中涌现，也标志着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整合的主题，正在从推进经济合作向建立战略信任这一深层次发展。

其二，亚太地区的吸附效应正逐渐凸显，相关国家更加重视对亚太的投入。西太平洋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对地域怎么划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原来怎么划，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它的范围是扩大的。以往在亚太地区并没有多大影响，也没有将亚太作为外交重点的俄罗斯，最近明显调整了战略布局，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另外，印度也明显加大了对亚太的关注，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这样亚太就不仅聚集了金砖四国中的中、俄、印三国，而且有美、中、日三大经济体以及美、俄、中三大军事强国。各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纷纷将亚太视为新一轮全球博弈的核心舞台。亚太毫无疑问对21世纪的全球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从权力结构来看，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地区发展的最核心变量。过去十年，美国深陷战争泥潭，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对亚太关注力度不够。这期间，日本在地区经济体规模方面是毫无疑问的“领头羊”，东盟在领导权方面是地区整合的“主驾驶”。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实力和权力结构发生了三方面巨变。其一，中国的经济规模逐渐增大，展示了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成为区内头号经济体（如果将美国视为区外经济体的话）；其二，随着各大国的卷入和东盟内部的分化，东盟的地区领导权逐渐虚化；其三，美国在该地区的综合主导地位受到削弱或至少受到质疑。美国到底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有没有受到挑战，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宣传中，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危机确实受到了高度重视，“重返亚太”一时间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这样，中美在亚太如何共存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了，成为未来决定亚太格局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这是我对亚太格局变化的几点补充意见。下面我谈谈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打造好推动地区整合的“新抓手”。以前为什么我们周边战略是成功的，首要原因是是我们抓手抓得好。过去几年间，我们利用“10+1”、“10+3”和“中日韩”高层对话、以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多种渠道，成功地将经济合作和强化经济依赖塑造为区域合作的主导性议题，并较好地处理了同邻国和美国的关系。如今，亚太“扩容”压力增大，地区“玩家”增多，游戏规则变化，传统抓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这就需要我们对以往的周边战略作出反思和调整。未来，地区整合的重点正在从“互利”转向“互信”，从“求同”转向“化异”，新的抓手也必然要适应这一新需求。

二是如何做好“关键”和“首要”之间的统筹协调。我们传统外交战略一直强调“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从过去十多年来的经验看，我们尚可以相对孤立地处理同大国的关系和周边邻国的关系。如今，如何协调对大国（主要是美国）和对邻国（日、韩、东盟）的关系，正确处理“中美邻”三角关系，如何在亚太格局中正确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寻找到各国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

三是如何处理眼下暴露出来的热点议题。中国实力增强了，影响力增大了，其他大国和周边国家对我们的疑虑必然有所增加，对我们的一举一动必然高度关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方面，要看到这些热点议题持续发酵可能强化周边国家的“联动”，将对我周边安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亚太格局的“动而不乱”和周边各国“联而不合”的基本特点。我们既要有效防范这种趋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地坚持立场，同时也要理解周边国家和美国的这种心态，坚持以我为主、掌握节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上高度不划线，本着“有容乃大”的气魄放眼长远，妥善处理热点议题。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近日越演越烈的钓鱼岛风波，不应被视为中日之间摩擦的孤立事件，其实背后自始至终都有美国的黑影在晃动。美国是“世界老大”，只要谁当了“世界老二”，就必然被认定为美国的威胁，注定成为美国的整治对象。在成功搞垮前苏联和日本之后，美国现在就把矛头对准中国，手段之一就是借“世界老三”（日本）之手搞倒“世界老二”（中国）。

钓鱼岛只不过是这个隐形的大棋局中的一个小棋子。美国需要在中国周边寻找、利用更多的马前卒，而日本是最得力的。日本亲美鹰派势力也需要利用美国抑制中国，制定进一步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这就是钓鱼岛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之一。

一、中日鹬蚌相争 美坐收渔人之利

一些人或许不理解为什么日本总是冒出“中国威胁论”？为什么现在日本一些人在钓鱼岛问题上没完没了地制造麻烦？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日本国内在这个问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希望钓鱼岛问题尽早缓和下来，恢复两国之间原有的战略互惠关系；另一种是希望把事情闹大，刺激中国政府或民间出现过激反应，然后加以利用，争取在年内顺利通过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使未来5至10年日本的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方向。目前，后一种势力的影响在增大，并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的支持。

另外，在钓鱼岛事件背后始终有美国的影子。日本反华亲美势力一直企图在钓鱼岛问题上借助美国，抗衡中国。美国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美日两国联手对中国进行长期全面军事威慑的战略态势，同时又要防止事态失控把美国卷入其中。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为实，后者为虚。

这么说并不冤枉美国。2009年9月鸠山内阁成立后，中日关系明显改善，中日韩合作渐入佳境。日本一些亲美反华势力不高兴，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国一些人也给日本“添油加醋”；他们共同强调驻冲绳美军对中国的威慑作用，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作为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纽带。

鸠山首相6月2日突然辞职前已在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妥协。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就中国舰只在公海训练的举动，公开指责中方而力挺日本。鸠山辞职后上任的菅直人，在外交上明显呼应美国。

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就钓鱼岛问题表示：“美国的政策是长期的，从未改变。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记者追问下，克劳利明确表示：“钓鱼岛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条约第五条声明，该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的领土。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问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答案是‘是’。”同年9月23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纽约与前原诚司外相会谈时曾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列岛”。

美国的立场使日本政府内的强硬派受到鼓舞，更加有恃无恐，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一旦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激化矛盾，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又开始担心被卷入冲突，于是又貌似公允地表示希望中日对话解决，造成中日都不能不“有求于美国”的态势。

二、菅直人内阁为何一再错过缓解矛盾的时机

从2010年9月7日撞船事件到9月14日民主党代表选举，日本有两个动作值得注意：

首先，小泽一郎在9月5日曾经对钓鱼岛问题做出强硬发言，两天之后就发生了撞船事件——他的言论是否暗示此前早有策划？从客观上看，这对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采取行动起到鼓励作用。

其次，事发后，在民主党代表选举期间，两位候选人都未挑起钓鱼岛话题作为竞选焦点，可见这两个候选人还是顾忌日中关系的。9月13日，日方释放了中国渔船和14名在押船员，而没有按所谓日本国内法处置，但又继续非法扣押中国船长。这说明菅直人政权既不想把事闹大，也不愿彻底解决，目的都是避免对选举结果产生于己不利的影响。因此，在选举结束前，日方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9月14日选举结束，菅直人连任，本来可以在17日改组内阁前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如，日方完全可以把这一撞船事件认定为在“敏感海域”双方船只距离过近而造成的偶发事件，立即释放船长，并与中方就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举行事务级磋商，妥善处理这次风波。遗憾的是，菅直人任命对华强硬的前原诚司担任外相而没有抓住机会缓和矛盾。

这其中似乎也隐含有美国因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一方面表示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强调“美日同盟是亚洲和平稳定的基石”。这等于告诉日本处理这个问题的上限和下限，重点是给日本打气鼓劲。

与此同时，主张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始作俑者、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到访东京。他此行时机非常微妙而敏感，虽非现任官员，但更方便向日本传递美国官方不便传递的信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9月16日，阿米蒂奇在日本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即一旦钓鱼岛受到入侵，美国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在军事上支援日本。

就在日本为是否释放中国船长举棋不定的时候，阿米蒂奇却表扬日本“判断准确，反应适度”，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增加防务开支及日美联合军演次数以制衡中国是“最好的策略”。这等于支持日本继续扣押中国船长，怂恿日本增强军备对抗中国。

其后，9月19日中国船长被拘留10天期满后，日本不仅没有释放船长，反而延长了10天拘留期。同一天，日方又放出信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的编制，从现有的15.5万人扩充到16.8万人，有关增兵计划可能列入今年底的新防卫计划大纲。

这将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自1972年以来首次扩大规模，其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国加强日本的西南防卫。它说明，日本很可能在进一步得到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承诺之后，开始有意拖延撞船事件的解决，企图继续利用其作为日本国内统一思想的由头，以利年内通过包括上述增兵计划和增加潜艇等内容的、针对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

三、有美国撑腰：日本有恃无恐

美国军事介入中日钓鱼岛争议的大前提是，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美国需要提供保护；小前提是，虽然美国没有明确说钓鱼岛的主权归谁，但是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已经于1972年交给了日本，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然而，这一逻辑的大前提自相矛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美国既然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特定的立场，就等于美国没有认定钓鱼岛的主权属于日本，客观上存在争议。而根据国际法，不能把没有确定主权的地区说成是哪个国家领土。因此，即便美国把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也不构成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所讲的“领土”的要件。其次，美国当年把钓鱼岛擅自划入日本的行政管辖区之内，是美国私相授受的，是非法的、无效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这个逻辑的小前提也是错误的，结论根本不成立。

美国把钓鱼岛划入冲绳最早是在1953年。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美国非但没有改正历史错误，反而在冷战后把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正是这种荒唐行为，才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化，成为障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敏感问题和中日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小泉政府不仅在历史问题上跟中国作对，而且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做了手脚——政府从幕后走向前台。过去，日本虽然强调拥有“尖阁列岛”主权，但并不否认同中国存在争议。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比较慎重，躲在幕后，只是放任日本右翼团体人员登岛。

然而，冷战后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1996年，当时的日本外相池田行彦首次提出“同中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2001年之后，小泉政府开始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势态度，政府每年3月办一次手续，从民间手中“租借”钓鱼岛，实际上是把钓鱼岛变相国有化。此后，日本海上保安厅不断在有关海域巡视。2004年，曾有7位中国的保钓人士登岛，被日本扣押，并按照“非法入境者”处理。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日本不太放心，因此主动找美国表态，结果美国再次确认“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更加有恃无恐。

中日关系目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事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由于钓鱼岛领土争议的局部问题，影响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甚至使战略互惠关系变成战略对抗关系；一是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框架下，双方妥善解决具体的敏感问题。何去何从，还要看双方如何决策和选择。

美国如果继续跟日本串通一气，日本对华军事安全战略恐怕会进一步发生重大转折。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可能会被掏空，甚至向战略对抗的方向发展，如此事态就严重了。

四、美国的战略本能：搞垮“世界老二”

现在，让我们把钓鱼岛风波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深挖问题的本源：在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微妙时刻，日本再次挑起钓鱼岛纷争，美国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美国幕后给日本撑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多次强调，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换言之，美国是“世界老大”，只要谁当了“世界老二”，就必然被认定为美国的威胁。纵观二战后的历史，谁只要成为“世界老二”，就注定遭美国算计——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

前苏联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强国，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其解体。日本后来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日本的经济学家预测，到2010年日本经济总量有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现在情况如何？美国整治、诱压日本的手段，包括捧杀日本，压日元升值，在贸易摩擦中敲打日本，敦促金融自由化，要求日本承担国际责任，等等。这一切使日本的发展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发生变化，从以前的“经济优先”战略转变为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其实力被严重耗散。

2010年是一个拐点，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除非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改变，美国在内心深处很可能本能地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者，上升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这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本能，必定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整治对象”，加以围堵、诱导和威慑。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确实有所增加，所以中美关系必然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好中有坏，坏中有好。

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美国很可能施展手段，挑拨“世界老三”搞倒“世界老二”。这就是钓鱼岛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之一。

五、中国自保法则：完善国家发展模式

二战以后，在和平条件下，美国用40多年搞垮了前苏联，用20多年削弱了日本。中国如何避免步前苏联和日本的后尘？这就是未来10至30年，中国将要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

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本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符合世界潮流和本国国情。美国利用别国的失误，使其自我削弱，从而确保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若不想成为“第三个失败者”，关键就在于能否认清大国兴衰规律与国际政治的现实，完善国家发展模式，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我们要加强战略筹划和横向协调，善于做好有针对性的工作，积极开展公共外交，而不能一触即跳，授人以柄。

李晓宁：

前面各任领导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花了很长时间让亚太地区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态势。但是现在态势起了变化，一些国家的主导思想起了变化。我们首先要明白主导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再探索实现目标的手段。在思想上我们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已经长大了，这样大的经济量，国力也这么强大。所以我们就要好好考虑，在这种新时期怎么办？

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全球能源消耗最多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没有主要的货币交易市场，是不是搞一个交易区，由本地区的国家来定价，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跟本地区的人求同。为了使西太平洋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地区，我们需要有一套非常好的主导战略目标和实施目标的程序。钓鱼岛事件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在新时期新要素中间确定自己的新战略。谢谢大家！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林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