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探寻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

第一，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所说的“哲学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板块”、“两个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它是斯大林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解体系。这个体系通过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传播于世界。

第二，“二分板块”结构的“理论胚胎”说。这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胚胎”。这一方面我有专文，不再赘述。[1]这种“理论胚胎”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说成是由辩证唯物主义“推广”来的。在我国，这个观点是由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用两个词条加以论证。之后，我国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用“应用”概念论证两者的关系，加上我们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所起的作用，就把对马克思哲学的注意力引导到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是应该研究的，但这种引导是一种曲解，应该说是抹杀了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

第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哲学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偏颇理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颇理解，一个是对“三个组成部分”的偏颇理解。两个偏颇理解加在一起就偏离了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理论。

关于第一个偏颇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不确定的概念。在西方，一些理论家，只要沾上一点马克思的理论或观点，就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就我国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有歧义。我们援引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权威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当前学界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综述》的说法。该文指出：“从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界定看，有主张从马克思主义核心层次角度进行界定，有主张从整体性角度界定，有主张从文本出发界定，等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其实，这几种界定每一种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要把它们综合起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更宏大的整体审视。也就是说，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把握还存在很多缺点，研究者受以往专业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影响——这造成当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存在简单化现象，尚缺少广为信服的真正体现整体性原则要求的研究成果。”[2]这可归结为“缺少广为信服”的偏颇理解。

关于第二个偏颇理解，是马克思哲学存在于“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在我国，“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引起了“马克思主义不知为何物”的弊端。

2001年《江汉论坛》第2期发表湖北大学郭大俊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提出的，但是被“误解”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组成部分。高放教授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确实存在着“三个组成部分”，但他也承认如下的事实：“虽然我不同意郭大俊同志否认‘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郭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其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比郭文中提到的还要多。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有教学体系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甚至使得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因此这一教学体系上的弊端亟待克服。”[3]这里，我们可归结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偏颇理解。

以上这两个偏颇理解加在一起，使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更加糊涂了。

第四，近年来我国几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著作出版引起的反思。在第22届“马克思学论坛”上，主讲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构建是否可能”的主题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权威体系”。他指的是如下的事实：从2009年9月到2010年7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出版了四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2）《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黄枬森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3）《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吴元梁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4）《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何萍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4]

马克思哲学“体系”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这个“体系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曾被“问题意识”冲击而淡化。进入9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人们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即以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来替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探索和实际建构。但是，“体系”淡出人们的视线，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现在又让一些学者们深感苦恼：倘若“体系构建”存在误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又将如何进行下去？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充分说明，它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态”，而且在我国几十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我们迂回地走了一个“之”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又回到这个体系。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二、《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信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论战，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第一次被系统地加以论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序言中说，蒲鲁东和他都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5]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论战，都用的是哲学和经济学，可是他们争论的问题，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历史观。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说：“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e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6]这里，争论的问题不是世界是不是物质的、运动的、运动是不是有规律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也不是世界第一哲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马克思称这是蒲鲁东先生不理解的“哑谜”。蒲鲁东不理解的“哑谜”，却成为“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7]马克思对蒲鲁东“哑谜”的批判，则成为对自己唯物史观的正面的阐述。蒲鲁东“哑谜”的解开，就成为马克思哲学“原生态”——唯物史观的诞生地。

安年科夫是马克思的俄国友人，他较马克思略早地读了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安年科夫认为蒲鲁东的书所炫耀的是“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这是指蒲鲁东在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希望马克思对该书作出评价。马克思的回信是对一个已经读过蒲鲁东书的人说的。因此，信的内容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他对蒲鲁东理论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仅是对着蒲鲁东的辩证法，而且还对着他的经济学，对着他用辩证法和经济学论证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安年科夫信的回答，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重要文本。

蒲鲁东的“哑谜”是出于他的两个错误的理论，一个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一个是“一种可笑的哲学”——“辩证法怪论”。马克思说蒲鲁东是两个理论家，是这样的两个理论混合起来的理论家：“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无人身的人类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8]为什么要政治经济学呢？因为它需要从这里获得经济学的材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指经济事实——引者），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9]

正如马克思说的，这里是同两个人打交道，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蒲鲁东，一个是黑格尔辩证法怪论的蒲鲁东。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拿来经济学一系列范畴，把这些范畴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之运动起来，就构成了历史的运动。经济学的范畴，如分工、信用、货币等，在经济学家那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在蒲鲁东这里，这些范畴脱离了现实生活，变成了原理、抽象的思想；因为它没有了来源，就成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在蒲鲁东那里，上帝是范畴的来源，普遍理性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消。两个观念相互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份出现了”。[10]凡懂得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读者，就会看出，这是蒲鲁东因为不懂得人类历史，把经济学范畴与普遍理性用辩证法结合起来玩弄的辩证怪论。

三、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唯物史观

《哲学的贫困》第一次把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任务提了出来：“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后来，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中，进一步申明了他和蒲鲁东在历史观上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对立表现在历史观上。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清楚。在巴黎居住期间，马克思为了争取他，两个人交往很密切，马克思曾帮助蒲鲁东学过黑格尔哲学，在理论上常常进行整夜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一个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一个坚持小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

因篇幅所限，这里就马克思哲学“原生态”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叙述如下。

(一）市民社会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在这里，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市民社会是处于唯物史观研究对象的地位。

(二）生产关系与各范畴、观念的关系在唯物史观理论制定中的重要意义

生产关系这个范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最初制定时期的著作中，又称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或现实关系。但是，它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重视这个范畴的研究，是因为这是蒲鲁东所不理解的“哑谜”的内容之一，即“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蒲鲁东不了解他的经济范畴与生产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这里，“这些现实关系”指的是“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侯才是真实的”。

生产关系范畴的制定在唯物史观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明了起见，我们指出经济范畴对生产关系不同的三种理解：一种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另一种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最终表现的是正义、理性；第三种是“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

这里，生产关系范畴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天然的、合理的、永恒的，由此得出的历史观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第二种是蒲鲁东的观点，他不了解经济范畴的来源，只得借用了上帝、普遍理性来说明，所以，得到的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第三种是马克思的观点，既是历史的，又是唯物的，所以，得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最初制定

马克思在论述市民社会时已经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里说的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说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最初制定。

这一关系的制定，在唯物史观理论的孕育和制定的过程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早在《莱茵报》做编辑的时候，第一次遇到的是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苦恼的疑问”。“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这个由物质利益引发的“苦恼的疑问”变为物质的生活关系与国家和法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马克思运用主客体理论进行了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理念领域”，是独立的主体；市民社会属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物质领域”是客体，这是由主体产生的。马克思批判的结论是：“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以上是马克思1843年对黑格尔思辨学的批判，到1847年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时候，这一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主客体关系，已变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主客体理论，是马克思时代哲学家们通常运用的理论，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则是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所独具的分析社会发展的理论。

(四）生产力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制定中的重要意义

生产力范畴也是蒲鲁东“哑谜”中又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生产关系范畴说的是“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即不了解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所具有的联结作用；那么，生产力范畴则要说明的是现代社会制度如何发展以及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的问题。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以上马克思说明了蒲鲁东“哑谜”中他不了解的社会两种联结：一种是以生产关系表示的社会的横的联结，另一种是以生产力表示的社会的纵的联结。

(五）人们是怎样对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这一点也是蒲鲁东的“哑谜”之一。在蒲鲁东那里，他既不了解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了解什么是生产力，更不会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们的历史来说各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生产力表示的是人类已经获得的文明的果实，这是人们永远不会放弃的已经获得的东西；而生产关系则不同，它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

四、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开放性及其理论创新能力

(一）唯物史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共产主义内容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说：“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再谈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现在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唯物史观中的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以往文献的继承和发展，在实践上是为共产主义提供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既表示出唯物史观包含着的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又说明这种信仰是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得出的。因此，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一种科学的信仰；二是作为信仰，它是追求的目标，在实践上是开放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离开唯物史观就不可能理解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在实践中为之奋斗的牺牲精神。

(二）市民社会的开放性和动态性

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广义的就是上面引文中指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市民社会有两个基本要素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其中，一方面，市民社会中的衣、食、住、行是各种社会及其发展阶段所共同的方面，即它不仅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中，也存在于各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因此，它始终是唯物史观必须具体研究的方面。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中的衣、食、住、行又都是处于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制度之中，这是一个动态的对象。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唯物史观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其研究方法就必须是具体的。由于这两个方面，市民社会作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和史学方法永远是常青的。

(三）唯物史观理论自身的理论创新能力

唯物史观理论要求的是什么呢？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是“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制定唯物史观之后，主要是用唯物史观指导他从事的各种工作，这是由马克思一生的奋斗来说明的。马克思这里说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从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理论创新的方面来理解。唯物史观理论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可以运用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从它本身来看，它是能够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的。这里我们举出两个事例。

第一个是《资本论》的理论创新。唯物史观制定之后，马克思用它来研究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典型的市民社会中，人们的衣、食、住、行，即他们的物质生活、生产和交往关系都集中表现在商品上。《资本论》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认为，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两极分化—物质极大的丰富—社会自身的否定的否定。在这一研究中，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了科学，二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

第二个是《哥达纲领批判》。这是针对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这一机会主义理论所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成果的集中表现，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阶段论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取酬，共产主义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就是唯物史观理论的理论创新。

五、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属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生态”

如果说马克思给安年科夫的信论述的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问题；那么，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探寻的是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即生产力还处于比较落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跨越”发展的问题。“跨越”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各个社会形态都有的，狭义的是指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在前者，是不自觉的，而在后者，是自觉进行的。跨越发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和世界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同时存在，二是必须自觉地采取措施吸取别人已经取得的先进的文明成果。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为后来的革命的共产党人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的空间。

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是双跨越，即社会制度的跨越和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一跨越发展的自觉性要求有高度的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跨越发展最初是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下进行的，建立特区、引进资本、试办证券和股票市场等，都是实现这一跨越发展的具体政策。随着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问题、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小康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气候问题、环境污染等都提到日程上来。为了应对以上的问题，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实践有三次理论创新。这些都体现了唯物史观理论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有这两个理论为指导，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还需要一系列的理论创新。

我们可以用阿尔都塞的话来结束本文，他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由于这一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大陆’的领域向科学认识敞开了大门。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大陆’向科学认识敞开了大门：数学大陆是由希腊人在公元前五世纪敞开的，物理学大陆是由伽里略敞开的”。数学大陆、物理学大陆科学认识敞开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理论创新的历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敞开的是对人类“历史大陆”科学认识的“大门”，历史证明这也是一个不断理论创新的历史。今天，我们探讨的唯物史观“原生态”就证明了从其制定开始，就是以科学认识的方法敞开这个大门的。

注释

[1]参见冯景源:《辩证唯物主义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胚胎”》，《学术争鸣》2007年第9期。

[2]张建云：《当前学界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第143页。

[3]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概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46页。

[4]以上见“马克思学网站”第22届主题发言人提纲。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5页。

[6][7][8][9]《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10]《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8、42—43页。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