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毛泽东在一次演讲里提到了著名的“球籍”问题：“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球籍问题迄今倒是没有出现，而我们赖以立足的家园，却空气日益龌龊、土地越发贫瘠、河流走向干涸……。虽然中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赶超和对赶超进行乐观豪迈地注释，从来没有像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那样，也发表“中国困境的报告”，但困境早已经摆在了面前。
尽管我真诚的希望，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30年后回首往事时，我今天的说法或者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但是古人说的好：“明者防患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在不断看到2020年GDP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两番，甚至2050年中国前景将如何灿烂的时候，由衷高兴同时，我也止不住地想到了极限这个词。中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呢？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极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论是赶超理想还是崛起的目标，只要包含有经济发展这一项，就离不开资源消耗。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经济增长不是浪漫曲。
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软肋和瓶颈。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承认，老路快要走不下去，经济增长面临极限。
中国地大，可相对未来生存和发展需要来说，却并不物博。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则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据统计，中国现有煤炭的探明储量为818亿吨，石油为25亿吨，天然气为5.4亿吨。以2000年为起始点，到2020年，中国年需煤炭16亿～18亿吨，20年累计需247亿～268亿吨；石油年需5.5亿～6.4亿吨，10年累计需85亿～92亿吨；天然气年需0.6亿～0.7亿吨，10年累计需9.2亿～10亿吨。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70%和50%。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
不仅是能源问题如此。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上，中国一样面临用什么来持续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认为，2012～2014年，中国将迎来年2.4亿～2.6亿吨铁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30亿吨；2019～2023年，将迎来年530万～680万吨铜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2022～2028年，将迎来年1300万吨铝的消费峰值，未来20年缺口将达1亿吨。
2002年11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则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当然，这样的研究并不等于就是标准答案。尽管不同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中国自身的资源满足不了持续发展的需要却已经成为事实。
官方数据显示，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倍。2003年，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照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方式，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翻几番，哪里去弄那么多资源供中国消耗？
无论何种估计，经济快速增长与矿产资源大量消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不是预测，而是现实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世界资源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而世界的资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以铜为例。目前世界探明的铜资源储量是65000万吨，经济可利用的储量是34000 万吨。假设中国未来20年铜的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要知道，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如果世界其他人口也按照中国人均标准消费，那将意味着20年后全世界经济可利用的储量全部开采了也不够用。
严重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极限。我们曾经一再批评美国消耗了世界的多少资源，如今，中国自身已经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几十年，只要中国工业化进程没有停止或者中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消费大国，乃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谁来供给中国资源？”都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中国应该正视矿产资源危机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跟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对话，而不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同时向世界证明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资源危机，对国内的矿产资源竭泽而渔，以致最后造成得不偿失的战略性错误。在这个意义来说，谈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不是绝望，不是恐惧，而是正视现实的危机，以及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希望能够居安思危，不至于将来临时抱佛脚。
经济增长还是硬道理吗？
我们已经习惯于勾画宏伟、美好的未来蓝图。口号常常以“硬道理”、“中心”、“压倒一切”之类坚定得有些武断的句式表达。畅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更受上上下下的欢迎。“子规半夜犹啼血”，那是惊了安乐梦。比如，在人民公社的狂潮里，共产主义的天堂似乎触手可及。风口浪尖上，说出不同意见就是犯忌，人们在宏伟蓝图面前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恭维和敬畏。当某个蓝图在现实面前破产之后，就又向前看，对下一个蓝图进行恭维和敬畏。中国缺乏对权力说不的环境和习惯。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就非常容易表现出格外的乐观。经济学家提出诸如小康之家就是要有两套住房、2020年再翻两番之类美好构想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觉得如此小康、翻番到底需要多少钢筋，石油、钢筋等等居然可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可偏偏这是问题的要害。没有钢筋，大楼是建不起来的；没有石油，汽车可能就成了一堆废料。中国关注增长却常常忽视或者无视增长的基础和代价。
五十多年来，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总是令人刮目相看。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到底付出了多大资源与环境代价，似乎不值在国情咨文里一提：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到20世纪末，全国668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年缺水60亿立方米。全国131个流经城市的河流有70%被污染；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大自然在报复我们。倘若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4亿人彻底丧失了家园，这还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吗？还有多高的经济增长会比这个问题更具有爆炸性呢？再比如，中国由于水资源的短缺，诸如南水北调等输水线路，可能成为需要武力保护的“生命线”，因为缺水的不只是北京、天津。线路所到之处都缺水。在中国，水必将成为严峻的政治问题。也许严峻的日子要到10年甚至20年后才会到来，也许我们都已经作古，可是我们子孙的日子怎么过？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在自毁家园：山在秃，水在臭，河流在干涸，草原在变荒漠……中国经济的奇迹背后是环境资源的劣迹。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却只有一个。困境不会因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很快迎刃而解。中国的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问题，也早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家事。世界的眼睛在盯着中国。无论我们多么渴望富强，我们都不能不考虑世界投射过来的目光。目前，中国人均石油消费不到美国人均的1／18，也不到日本人均的1／13。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所长盖尔•卢福特前不久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说：如果中国购买石油的数量持续增加，就会给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中国太大，石油市场没法承受。如果5个中国人要用1个美国人那么多的石油，也就是说中国的石油消耗量跟美国持平，人类就该另找一个星球搬家。
自然，世界其他国家就会想到一直指责美国为石油而战的中国，它自己有一天也会为竞争世界资源而不惜一战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分辩这样的担心毫无道理，甚至就是污蔑，但是我们却无法阻止这样的想法存在。当我们想到类似这些问题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道理还会是永远那么硬吗？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指责发达国家的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对世界资源的消耗基础之上来为自己消耗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辩护，但是这无法改变的既成的事实，让他们主动按照中国的意愿行事。政治是现实的。讲完道理之后，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世界的资源就怎么多。中国自20世纪40年代末年代开始国家战略选择失当，以及接连不断的经济政治震荡，使得中国丧失了充分利用世界资源的发展自己机遇。失去了机会就不会没有代价。而今，中国肩上起码有两大难以回避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处于鲜明的对比之下，任何政治家都不能不正视民众追求富裕的强烈愿望，没有政治家能够回避这个压力。另一方面，不仅是中国需要发展经济，中国要分享世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就不能不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这是理论问题，但更是政治问题。世界现在不是，未来也不会是按照中国意志分配资源的。无论我们自己的意愿如何，中国的经济发展都不能不受制于这一基本前提。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增长本身可能就隐含了未来的经济社会不安全，甚至在未来某个时候局势出现爆炸性的综合性危机。一个资源枯竭的中国是一个不安全的中国，这不仅对中国自身而言，也是对世界而言的。如果我们承认增长的极限，就必须未雨绸缪，事先尽可能预计到增长极限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乃至安全上的冲击与后果。经济增长必须放在全球背景下审视，必须跟中国大战略协调，而不能孤军奋进。中国必须重构发展、富裕和经济增长的观念，那么，原来的许多美好期望、追求和梦想就可能在反思中被修正，甚至搁置到一边去。也许，我们不能不痛苦的承认，中国难以达到美国今天那样的经济成就。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没有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的中国。中国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可中国能够适应或者很快适应这一变局吗？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势，要放弃或者彻底反思赶超战略，很可能只会是在未来经过严重挫折之后的选择。放弃是痛苦的，但不会放弃可能会更痛苦。
经济增长问题的政治退路
应该承认，在任何国家，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如果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政府和政治家就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因此，任何官员和政治家在其任期内，都会有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而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倾向。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社会沟通对话机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成为一个没有退路的尖锐的政治问题。一旦没有退路，在缺乏制衡机制的情形下，就会从乡长开始，都奉行不惜杀鸡取卵的刺激和保持经济高增长政策。
中国要克制自己追求经济增长的强烈冲动并不容易。政治家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淡化GDP概念，告诉官员应当走出盲目崇拜GDP的怪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GDP不是万能的，不能只看GDP，不能只看“政绩指标”，还要看“绿色指标”，计算经济增长时将资源挥霍和环境破坏也包括入内等等，不仅有用，而且也是一种进步。但这依然远远不够，况且认识到了问题并不等于就能够解决问题。
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官员和政府的合法性资源的稀缺，现代民意表达机制的缺失。中国的大背景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被当成国家成功治理的标志之一，高增长的数据成了国家的成就和引以为豪的一个象征和尺度。这样简单化、教条化的观念下，日本经济增长的停滞、俄罗斯一度的经济负增长，都一概成了“反面”的、必须避免的东西。可以说，这种思想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如此情势之下，就是挤破经济泡沫也会被视为经济倒退。自然，各级政府和官员难免不受制于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增长成了缺乏退路的政治问题。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即使强调要淡化GDP的概念，但是很少有谁真敢淡化。更何况，有些问题是在市场贪欲和权力的双重驱使下造成的。面对这样的形势，用什么保证中国和中国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呢？反正没有上帝在这里发号施令。
要解决问题显然不是下个文件或者宣传一下就能够做到的。比如，要通过税收或者环境保护甚至司法杠杆约束高污染企业，就必定会有企业破产和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尽管支持这样企业存在的人可能只是当地居民的极少数人，但是失业破产的人却可能因此而上访游行——而这又被视为“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标准下，主管官员就面临仕途风险，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他不能不做出求稳的选择。如果选举机制正常，民意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即使有三二千人上街，或者经济根本就没有增长，只要多数百姓支持，县长市长就没有下野或者被追究责任之虞，自然政府官员也就容易以长远的发展利益为导向了。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资源，仅仅靠中国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如果没有观念的思维方式的解放，只要我们信奉落后就要挨打的简单口号，要想不挨打，自然就只能对发展经济无条件地赞成；只要宪法里写着人民群众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就不能不不断地保持经济增长……那么，必须保持经济增长的政治压力就可能使中国在面对国际资源纷争和摩擦的时候，容易出现极端的思路和言行，政治家的选择空间也就可能非常狭窄。如果经济增长成为没有退路的政治问题，那么，中国就不能不思考这些严峻的问题：中国需要准备为水而战？为石油而战？为铁矿石而战？……如果非如此不可的话，那么到头来，这比经济不增长甚至倒退本身又能够多得到什么呢？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就不能不掂量长远的利益和代价。
而理性意识和理性力量的形成、凝聚，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言论环境必不可少。在这里，学者可以豪迈地预言2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再翻两番无可置疑的同时，也有学者可以发表论证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言论。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由社会。在这里没有谁是万能的和可以被强制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自由碰撞中不但可以群策群力，而且国家一旦发现目标选择有失误，纠正起来也有民意基础，而不是突然180度大转弯，让民众难以理解和支持。而对于国民来说，自由的氛围之下，自然也就见多识广，对世界大势，自己的国情和未来的挑战，易于形成理智、清醒的认识和养成独立的精神。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实现向宪政共和的和平转型具有非常基础的作用，通过思想的多元化、权力制衡、社会的相互制约等等，来最大可能地保证经济增长不至于成为没有退路的政治问题，同时，中国向宪政共和制度的和平转型，也是解决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政治退路。
在安全对话与合作中保护海外市场
1973年和1979年两次由于中东产油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出现了世界性石油危机。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60%来自中东，这个地区的动荡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那么中国将如何预防、消除或者减轻地区动荡对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影响中国何以对付石油供应中断问题？由于中国对国际石油的严重依赖不仅已经成为事实，也将是未来的趋势，而世界包括石油在内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其他分享资源呢？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怎样保障？
凡此等等的问题，都是自然而然的疑问。
其实，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石油安全问题。据统计，2002年，我国年进口铁矿石已达1.1亿吨，接近于世界铁矿石进口量排名第一的日本。2002年我国铁矿进口总量的38%来自澳大利亚。预计2005年中国铁矿进口量将达到2.2亿吨。这数以亿吨计的铁矿石能否正常供应，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影响，不言而喻。这样一来，中东局势动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出现危机，都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或者安全运行。中国无法回避海外资源市场的保护问题。
世界也在这个问题上关注中国。可以预见到的是，在资源问题上，未来的中国要发展就不可能与世无争，中国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全球战略。那么，想望崛起的中国会以何种形式解决纷争和矛盾以保证自己的资源安全呢？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海军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吗？在中国国家面目还不明朗的情形下，有朝一日会不会滥用武力呢？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他国存在类似这样的担心和疑虑，我们应该先理解后谋对策。将心比心，一旦中国周边任何一个国家整顿军备难道就不会让中国三思吗？而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行为，当然也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不安。
换句话说，中国自身发展与安全的需要，也使得中国面临着军备扩张的诱惑，而国内一些学者也鼓吹这种诱惑的正面意义。不错，现实确实严峻。只要中国搞市场经济和需要发展，就不能回避海外市场的开拓和保护问题，而如何处理和应对，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全新而又痛苦的难题。但解决的思路并不意味着不能离开扩张军备。在核时代，作为后起的国家，中国期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最终实现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证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既不现实，也很危险。一旦中国试图倾力发展海上力量以解决生命线安全问题，首先就势必加深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这是国家间政治本身的规律使然，而不是取决于和平的愿望是如何真诚。这样一来，首先在东南亚就会出现严重的军备竞赛，一旦深陷安全困境的漩涡，各国即使想自拔，也会身不由己。军备竞赛不是理性的选择。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首先“尽可能地减少军费来加强国家建设”，然后“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这是大方向。
而且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海外资源市场的保护与拓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力强弱问题，在本来就已经不轻的国际社会疑虑之下，中国应该更加冷静、沉着、平和。中国在海权问题上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上喧嚣而引起一些国家的猜忌、遏制，一点好处都没有。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未来包括石油在内的巨大需求对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本身，已经引起其他国家的忧虑和不安。无论我们认为他国的那些想法多么错误，我们都不能无视那些想法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政治影响。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试图通过强化军事手段来保证海外市场的安全将会在国际社会产生什么震动和引起什么样的回应，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即使得道恐怕也难以获得多助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战略安全。除非中国准备谋求充当世界警察，否则，就必须在国家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战略选择，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相互合作与依赖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中国应该学会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等大国的安全合作，并理解合作的意义。只要中国希望和平发展，就不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甚至抱着迟早会有决战的念头。未来中国最需要在资源安全问题上进行对话、沟通与合作的就是美国，而不是谋求具有实力与美国在保障海上生命线问题上相抗衡。和平应该是解决资源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指南。
当然，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才需要资源和发展，世界的资源并不是只能供中国使用，相反，是在竞争资源的使用权，这种内在需要本身跟中国采取什么制度无关。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内在需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和平转型的战略意义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只有实现这样的和平转型，即使出现与他国的利益纷争，甚至可能有也会一时的迷失，但是国内力量的相互制衡本身会使迷失不可能久长或者过分。因此，中国只有完成结构性的和平转型，以完成长治久安的基础。制度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中国获得外部世界信任的基础和减轻疑虑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其国家意图才相对更容易判断和预测，而不是不可捉摸。
（2004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