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隐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暗地里操心不已的重点难题，“文革”爆发后毛泽东及高层领导频频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号称“雄伟壮丽”却危机四伏的顶部门楼高悬在领袖人物的头上，让知道内情的高官们担忧后怕。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向市委紧急报告说：“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向往中心。为了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我们意见，要下定决心，采取治本办法。”
早在1952年，就有技术人员就天安门城楼的损毁情况提议大修。1956年市道路工程局草拟书面报告，反映“天安门木结构早已变形严重”，要求全面修缮。1957年后北京市即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组”名义，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报告要求翻修天安门，但高层屡屡没有明确回复，以致1968年有人愤愤不平地表态：
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的走资派，宁可花钱修庙宇（如智化寺等）及其他城门楼（如前门、端门、午门），就是不顾天安门安全问题的重要，不予翻修。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了，面对天安门当前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了。为此，我们再次建议翻修天安门。（见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木结构构架安全检查报告》）
1968年3月初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为了保证当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的建筑安全，特意召集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工局建筑一公司、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等单位负责人专题研究，会上决定调集技术干部、老工人14人组成检查小组，于3月11日至23日对城楼的主要承重构架进行全面检查。行前所有工作人员都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心，宣誓要进行解放以来最认真、最详细的一次大检查。
检查人员在城楼内部近半个月攀爬查验，发现木结构的恶劣程度大大超过预先的想象。大厅内金柱已有两根糟朽，其中一根柱心通朽，另一根朽空过半，1963年时曾经林业研究所化验，已认定情况比较严重。八根五架梁，是承受屋顶荷重最大的梁，已有六根断裂；其上三架梁，也有一根断裂；十六根双步梁，通裂八根，有的梁头已被压酥，有的梁头或梁身糟朽。八根角梁，也有七根脚丫子榫出位。令人没想到的是，作为皇家门面城楼，当年建造时偷工减料，竟使用了不少诸如杨木之类的劣等木材。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时，大都会在这些木梁构建的大厅里休息、与人交谈，糟朽的大金柱已经直接威胁毛的人身安全。
检查人员还发现，所有的檩、枋绝大部分脱榫，有的榫头被切断，有的歪闪出位，有的跨间下垂或糟朽、断裂。四周二十四根承檐枋及两山采步金，普遍外扭，一般都扭出十公分左右。屋面四角及明间屋檐亦显著下垂，普遍达十多公分。东西两山草架柱和踏脚木，普遍外张，尤以西山最大，达十九公分。
经过几次会商，检查小组酌量再三，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城楼结构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和用材不当，加之，三百多年来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较强烈地震的冲击，在屋面渗漏，长期缺乏维护和长期失修的情况下，整个木构架的变形越来越大，梁、柱等脱榫、走闪、弯垂、断折、糟朽等情况越趋严重。”（见1968年4月1日《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城建组致吴德同志并报谢副总理》）
这实际上已把天安门城楼定为严重危楼了，只不过用语上略显委婉、内敛，没把话说得过于震惊、骇人。
二
从保存下来的《天安门屋顶结构平面上架检查示意图》中可以看到，平面图上大都密集标有“枋下垂榫裂”、“枋朽”、“枋裂”、“枋出榫”等字样，足以令审阅者惊慌不已。在另外一件名为《天安门关键结构危险情况示意图》中，明确标出了斗拱、礅斗、童柱、角梁等破坏性图示，并给领导加以简易的专业说明：“斗拱压扁压酥上面所有的力量通过很小的斗拱传给柱子。”“下面合力大于上面的合力所以破坏。”
最有政治意味的是，这些示意图的上方都印有毛泽东一条较不为人知的语录：“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像“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许多乱子”这样有特殊意味的句子，对各级负责任的官员是颇有警示、提醒作用的。
约有十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图片被送到高层，其中一张据说是遭到当年八国联军炮击、在西采步金柱上留有20公分炮弹洞的照片最引人注目，可以明显看到扭动和断裂的情况。其他照片都标有诸如“三架梁断朽”、“明间爬梁下垂13公分”、“承重结点脱榫断榫酥裂”等文字说明。在这组照片中，工程技术人员在梁柱上用粉笔手写的“朽”、“脱榫”、“酥朽”字样也格外醒目，较为严重的局部区域甚至都被保护性的铁片架层层包住，完全看不清内部的状况。
从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杜春永1968年3月24日在一份文件上钢笔批示来看，在送上报告和照片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已口头答应翻修了。但高层之间在探讨是否使用年限2000年？这样投资是否太多，费料过多？高层负责人士只能笼统地提出，还应该本着“好、快、省”原则来办事。
为了保证1968年五一节和国庆节的安全使用，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提出几项技术上可行的应急措施，比如，明间朽空过半的大柱，在其南北两面各附一根10米长的大型槽钢，直顶大梁下皮，防止柱身及屋架坍塌；西山通朽的大柱已有下塌迹象，将山墙拆开一段，南北两侧各抱一根附柱，以防大额枋及簷头下塌；对断裂的七根大梁（即五架梁）及一根梁，分别加柱子顶住；明间顶棚内，两根爬梁下垂十多公分，已超过允许垂度，分别用两块大夹板予以加固；所有的断榫，或出位较大的梁和檩、枋，一律给予支顶或拉结，等等。但是，检查小组坦率地表示，这些技术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不发生较大地震情况下，仅能暂时维持现状。一旦遇到较大地震，那就难测安全了。
据此，北京市委、市革委会1968年5月15日向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了国家计委和建委。请示报告明确了“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并称：“根据北京市建筑队伍的技术水平和施工力量，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原稿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这是有根据、有经验、有把握的。”市委某位领导人为稳妥起见，发文前用铅笔删去这句话。报告送上后，在周恩来尚未正式批示前，李富春首先提出“确保安全抓紧施工准备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接报后立即开始翻修筹建工作。
三
出于焦虑和担待，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提出马上进行材料和技术的准备，在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开工，在第二年五一节前挂完瓦，拆除外面的施工架子，在国庆20年大庆前（即1969年10月）全部竣工。市委上报的请示报告也是据此提出施工计划设想，里面写有“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挑顶拆架，拆除旧门楼和清理场地；在今年十一月到明年四月，苫背挂瓦；明年五月至九月，做好内部及两山后簷的油漆彩画”的详细步骤。从后来的实践效果来看，限制于诸多技术条件，当年根本不可能顺利开工翻建，这完全是不顾实情、盲目应答的一厢情愿之事。
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当即提出了三种天安门翻修方案，检查组全体人员明确表示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于是这个方案自然就倾注不少论证的文墨。这个改良性的木结构方案可概括为：“保持原有古建体形，对原有建造不合理的地方，全部使用一等木材和干材进行彻底翻修”。具体策划为，将屋顶挑开后，对所有脱榫、走闪的大木，如梁和檩、枋的脱榫，柱和梁的歪闪等一一给予拨正；对所有断裂、糟朽、压酥、压扁的大木的斗拱全部更换。
检查组专家举证说，木结构比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优点多，木结构建筑如蓟县独乐寺（九百多年历史）、文化宫太庙（五百多年历史）至今仍然坚固安全，完整无缺。专家们称，此方案的优点是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局部出问题，容易加固或局部翻修。缺点只有一条，防火性能差。
鉴于北京基本地震裂度为八级，专家小组认为新修的天安门城楼抗震应按九级考虑，为此详细铺陈一系列的抗震措施，比如取消围金柱的柱头斗拱，加固梁柱结合，使之形成抗震框架；上部结构童柱间加支撑，瓜柱加叉手加强稳定性；加长角檩椀与角梁形成三角桁架，防止滑动，防止扭曲变形；适当加大明间檩子、五架梁和端部挑尖梁的断面尺寸，并采取组合梁形式；明间单额枋改用钢梁（外包木枋）；改善局部应力过大的现象。如斗拱加大坐斗面积，加大上层簷斗拱尺寸，榫接加大榫头断面，对承受剪力特大的雀替改作钢牛腿等等。
专家们还共同确定了一条合理选用树种的原则，就是要坚决废弃劣质木材，在承载应力较大的部位，使用柚木、楠木、黄柏等坚硬树种，像柱、梁枋等主要受力构件，一定要使用物理力学性能较好的树种，需进口木料色皮、满桑尼亚、卡壳洛达等，而像扶脊木、檩则可使用变形小重量轻的杉园木。（见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木结构构架安全检查报告》）
请示报告中对第二、三种方案只是简要介绍，这两种方案都是要大体保持天安门原有体形，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只不过第二种方案是在保留红墙座不动的条件下拆掉现有门楼，由于混凝土重量大，需在红墙座上截做个满堂红的钢筋混凝土加固层。而第三种方案就是彻底将现有门楼及红墙座拆掉，全部采取钢筋混凝土结构旧地重建，是完全意义的新建筑物。两种方案的缺点均是“工期长，花钱多，费模板”，但让领导动心的是，在第三种方案中可以在重建城楼红墙座中预设人防工程，这对于未来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高层主政者最后采用的就是第三种方案，干脆利落。
四
1968年8月2日，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工交城建组正式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递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内中称：“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为了按期施工，保证六九年‘五一’、‘十一’节的使用，请将天安门城楼修建工程，作为中央项目列入国家计划，并作为国务院重点工程，由国家建委直接掌握。”8月20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军管会批复同意作为重点项目列入计划，复函大多是老套、虚饰的政治性文字，诸如有“怀着无比深厚阶级感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但有两句话最为深重：“天安门城楼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检阅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庄严场所。因此，建筑结构必须确保安全，翻修工程必须按期完成。”
设计者在早期参与设计时，首先想到的是城楼上领袖人物们使用方便的问题，如要利用现有人防设施，增设备用电梯一座（原有电梯一次只能容纳三个人）；在西端休息室增设了卫生间，适当增加城台上的厕所，将西配房后的厕所改作永久性的；在城楼上要建五个休息室、三个服务室。最引人注目的是，考虑到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时，要从城楼前廊下三步台阶才能走到正中的检阅位置，就准备将前廊台明地面坡度适当加大，同时把廊前城台地面适当提高，使这三步台阶变为一步台阶。后来觉得留下这一步台阶也不便，干脆建议前廊台明向前推至女儿墙的扶手处，取消台阶，栏板移至扶手位置，不顾及后排人能否观礼。（见1968年2月18日市建委革命领导小组天安门检查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建设计方案的报告》）
专家小组测算天安门翻建需要琉璃瓦十万多件，四十六种规格，烧制需时七个月。为了保证预定的转年五一节扣上瓦顶，天安门检查小组已在1968年5月31日与门头沟琉璃瓦厂订了生产协议，除四吨半纯铅由国家建委供应外，还有劈柴550吨、大同块煤500吨、一等红松规格料四立米半，白布200市尺，需由市里解决，尤其白布和红松是作模具用的，急于使用，希望能在一周内及时提供。（见1968年6月3日天安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琉璃瓦制作需要材料的报告》）但到了8月，由于“文革”运动的影响，琉璃瓦厂两派群众组织尚未联合，相争剧烈，导致琉璃瓦件的生产受阻。经过多次呼吁，门头沟区总算派了一支军宣队进驻督促，但由于队员多是一般战士，又不断调换，生产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见1968年8月12日天安门检查组《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涉及天安门翻建，基层单位派别组织可以不顾其重要性，照样纷争不止，市革委会直接出面调解效果也不佳，可见出“文革”造成的部分失控和政府部门执行的无奈。需指出的是，这两份有关琉璃瓦的报告，均以“天安门检查小组”的名义上报，但前一份盖的是“天安门管理处”代章，后一份却是“市建设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代章，由此看出申报、经手单位的级别正在不断调高，到了最后阶段不少报告都以“市委、市革委会”联合署名。
技术上的准备还算顺利，翻修任务确定由市房管局古建队施工，结构、建筑改进设计方案于1968年7月下旬报市革命委员会审批，整个天安门各部尺寸的实测工作已于7月底结束，水暖、电气、摄影、广播、电话等设备的设计工作，确定由广播局、供电局、新华社、新影、电话39局等单位自行设计，并组成综合设计组解决各专业间的矛盾。
由于以往天安门城楼照明灯具条件差，光亮度不足，致使电影、电视拍摄时只能拍近景，不能反映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外宾的全景。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提出，为了在电影、电视中表现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要适当增加碘钨灯，电气回路增加至12个，容量增加近4万瓦。天安门城楼长期未建有功能齐全的播音设施，每逢重大节日实况录音带都要运至广播大厦延迟播放，由于距离远，交通不便，影响播音的及时。因此广播局也希望，现有广播机房向西扩建两间或向南伸展2米，作为播音室和电视设施、电缆充气之用。
天安门城台前簷女儿墙距检阅扶手仅有50公分，摄影记者在此空当进行拍照，由于距离太近，拍摄领袖人物的照片比例不合适。同时空间窄狭，记者转身行走很困难。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图像完美，拟将50公分厚的女儿墙减为30公分，以增大女儿墙与扶手间的宽度，改善摄影条件。
还有人提出，当毛主席由城楼走向前廊城台时，由于通往城台的台阶窄小，两墙栏板又高，记者不能从两侧拍照，都挤堵在正面，影响主席和广场革命群众间的视线。因此建议拟将靠台阶两端栏板的长度适当改小，台阶内移20公分。（见1968年9月20日天安门翻修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中各项设施设计方案的报告》）
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上面有龙兽等属于“四旧”的雕饰。这时候高层已排除了“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预备图形，明确定为“延安”图案。
这个方案的敲定是一个处处为最高领袖着想、竭力周全的漫长过程，在当时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凭据己力已达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譬如毛泽东常用的休息室，原来安装日光灯，就因为担心日光灯容易发生毛病，届时影响毛泽东的安全和使用，技术人员衡量再三，决定采用更稳妥的小花灯。原来大厅内纵横交错的明设电线全部改为暗装，易渗水结冻的水暖管道变成暗沟，电热开水炉由后廊移到槛墙内……这些不起眼的小措施都是从根子上消除不安全的隐患，显现当时人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唯恐闪失的紧张心态。
五
1968年8月上旬，检查组已大致确定天安门翻修工程需土建各工种工人四百多人，加上各项设备施工，高峰时工人约有五百多人。房管局准备了进场施工人员的名单，上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审批。（见1968年8月12日《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工作情况汇报》）
8月20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确定了参加天安门工程审查小组人选，主要负责所有施工人员的政审。市里强调，天安门是具有伟大世界政治意义的建筑物，必须确保此项翻建工程绝对安全和保密。参与人员必须是本人历史清楚，没有较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个别有一般历史问题，但已查清并作了结论的专业人员可以放宽参加。经查本人确实没有反动言行，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没有被杀、关、管分子，没有海外关系和反动嫌疑分子。（见1968年8月20日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建工程人员审查条件的报告》）原稿中尚有“阶级斗争觉悟较高，有较好的集体观念，有较高的革命警惕性，政治责任心好，无自由主义表现”的典型性字句，这些标准化言辞被市领导删除，并用电话告诉审查小组：“这几个条件内部掌握，不批文字，不公布。”
房管局革委会领导在行文中一直持谨慎、惶恐的态度，连续几个文件的第一段话就时常使用这样句式：“这次翻建工程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有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以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房管局请求北京卫戍区最少也要抽调四名解放军同志担任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骨干，施工队伍准备按部队建制，组成一个营，下设三个连。（见1968年8月26日《市房地产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致市革委工交城建组》）
8月27日工交城建组即向市委领导谢富治、吴德报送《关于组织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领导机构的报告》，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施工中的绝对安全”为由，建议对天安门工地实行军管。吴德在报告上方用铅笔写道：“如经批准翻修，首先应把领导小组和工程指挥部建立起来，以便着手工作，此事请富治同志阅批。”谢富治铅笔大字批示：“必要时讨论一次。”
未等谢富治他们讨论，房管局革命领导小组两天后又匆忙地向上报告说，当前的壮工大多数是预约工，都没有人事档案，不便政治审查。经过暗中安排，左挑右看，从现有180名壮工中只能凭以往的政治经验挑选出稍微可靠的60来人，剩下的120人不敢贸然使用，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这120人会不会出事。他们紧急请求领导派出解放军工兵一连，参加天安门工地的施工，一方面既解决壮工的不足，另一方面增强保卫力量，也有利于工程的安全。（见1968年8月29日《关于请求解放军工兵支援天安门城楼翻修的报告》）
不到一周时间，房管局又以“天安门城楼翻修技术小组”名义，再次提出工人档案比较简单，有的还没档案，政治审查十分困难，为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要求调派解放军一至二连战士加入工人队伍，参与施工，防止坏人破坏。（见1968年9月6日《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情况的报告》）
面临无法预测的政治危险，房管局革委会领导慌乱中自有主意，不嫌麻烦，十天内四次上报，坚持提出调派军人渗入施工队伍，其心思的缜密与稳妥可见一斑。
六
城楼翻修所需的梁、枋、檩等木材于1968年7月中旬由上海陆续运至北京，天安门安全检查小组已迅速添置特殊设备，准备8月10日开锯加工大木。新设立的施工组要求木料全部要求为一等材，部分特等木材需楠木、柏木，且为干料。他们估算木材需1650立方米，全部翻修投资为125万元。（见1968年4月22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天安门城楼木结构翻修概算主要指标及施工计划设想》）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市革委会致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正式请示报告中，木材需要量已升至2000立方米，投资增加到150万。（见1968年5月15日《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
木构件用材的干燥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从加纳进口的木材尤其显著。加纳木材含水率高达百分之四十，湿度大，易劈裂、变形、闷腐，影响胶结，虽然在技术上可以采取措施加速脱水，但处理周期长，缺乏实践经验，不能绝对保证质量。
施工组曾提出，阜成门和安定门两个城楼已决定拆除，应及时安排力量，从旧城楼中搜集好料重新利用。但领导方面也预想两城楼已是破旧不堪，估计也难于找出整块上好木料。
1968年9月底、10月初，临近做出施工决定的关键时刻，因国内找不到合适的特大规格木料，国外当年进口无望，整个指挥部陷入困境之中，焦虑万分。在9月22日天安门翻修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的紧急报告》手写稿上，市工交城建组杜春永担忧地写道：“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直接负责人杨寿山用毛笔批：“问题是材料准备如何是关键问题，如大木头烘干等问题。”
有人提出能否拆用长陵大殿的柱子，因为在明十三陵建制中长陵规模最大，柱子长度适宜。于是一队人马快速前往查看，大家发觉大殿建筑庞大，拆殿会得不偿失。也许使用皇家阴宅的旧物，也会给主事者落下心理的阴影。这样一犹豫，也使长陵大殿逃脱一次毁灭的厄运。
做出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决定是在10月11日，促使这样决定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十三根高12米、直径大头93公分、直径小头84公分的立柱，本来还寄希望外贸部与国外的联系通道，但此刻外贸部已回复今年不能解决，这就彻底断绝了1968年开工翻建的期待，让中央高层颇感无奈。市革委会致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专题报告中，建议将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推迟到1969年国庆节以后，对于1969年五一、十一两大节日的使用，可采取临时加固措施以保证安全。（见1968年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吴德在修改报告时酌定再三，最后力求言语简洁，删去了原稿中“（推迟）比较有利，这样可以充分的做好准备工作，使用干燥木材，在翻修进度和工程质量上都有可靠的保证”这样解释性的句子。
吴德在报告中刻意想突出的主要一点是：“（推迟一年）这样可以充分作好各项准备工作，承重柱子也有条件选用整料，木构件可以作到基本干燥，在结构安全上会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中央高层领导接报后，只能同意翻修工程延至转年国庆节后开工，并做了如下几句指示：“准备工作不能削弱，而是要调整加强，以便充分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确保质量和工期。”这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批评和恼怒的意味，北京市革委会不得不加大了执行的力度，也有了一些自我检讨的意味：“应提前作出有关建筑方案，以便对一些特殊要求、特殊规格的材料及早着手准备，避免临时造成被动。”（见1968年11月19日天安门翻修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致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准备工作计划的报告》）
从1968年5月开始翻修筹备，截至10月份，在材料、加工订货、运输等工程费用已支付97万元，主要为55万元的木材、18万元的琉璃瓦制品、9万元的木材加工、9万元的铁活加工、3万元的运输等等，都由北京市财政局暂时垫付。很快，财政部军管会致市革委会财贸组，通知说，增加北京市1968年基本建设预算97.7万元。由此，天安门翻修预付款由中央财政解决。
七
1969年国庆节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如期展开，10月下旬搭好脚手架木，11月下旬旧城楼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装，3月中旬扣上瓦顶及有关设施、油漆彩画，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整个工程没有什么很大的技术难题，只是为了解决冬季施工的不便，建设者们搭建一个宏大的暖棚，把整个城楼围得严实，临时建造锅炉取暖。所有建设者口风极严，没有丝毫外露消息。外面来往群众看不到里面施工的任何情形，只是在1970年五一节后突然见到焕然一新、金碧辉煌的城楼，欣喜万分，流连徘徊，哪能想到它已是一个功能先进、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
只是在十多年前一则公开报道中有意无意披露其中拆除翻建的建设秘密，惊奇的读者们才能对天安门城楼“刮目相看”。此时离建设时期已相隔三十多年，当年“文革”的语境、氛围随风荡去，当事人想完整叙述情景也变得不易，只有暗黄的档案旧纸留存着历史现场的点滴信息。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