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完成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研究报告的系列专题讲座继续举行。7月10日，作为绿色发展专题的中方负责和主要执笔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张永生在中心“学术午餐会”上以主讲人的身份就“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进行了讲解。午餐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张永伟研究员为主评论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各部门研究人员参与了讨论。
绿色发展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也在坚定地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但是，对绿色发展本身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负担，像治理污染企业都不愿意干，因为要花钱；也有人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机遇，能够带来利益。那究竟如何理解绿色发展？如何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刘世锦认同“机遇说”并表示：绿色发展不是负担，是机遇，而且是重大机遇，最终会得到公众认可。他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些就是在践行绿色发展观。比如说骑自行车，看起来是一个负担，其实锻炼了身体，这对我们坐办公室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骑车和开车之间选择。
张永生在主讲中从如何理解绿色发展、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中国的优势和挑战、通往绿色发展的道路以及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绿色发展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如何理解绿色发展
张永生说，关于绿色发展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如何理解关系到如何来对待绿色发展以及未来的一些政策思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世界银行的合作报告中，对绿色发展给出了这样一个描述：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使经济发展摆脱对高资源消耗、高碳排放和高环境污染的依赖。这种新的发展道路，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可以同碳排放及污染脱钩，二是减排和环境保护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负担。三是减排和经济增长可以形成一个相互强化的关系。
通常很多人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一个能源效率问题，是一个新能源问题，是一个少数尖端技术的问题。但是，张永生认为这种理解不够全面，绿色发展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最全面的变革，它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等全方位的改变，这是第一个核心观点。
为什么说绿色发展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张永生说，现在绿色发展是在一个新的技术背景下来讨论的，比如互联网通讯技术（ICT）、新材料（像纳米技术）、高速铁路、物联网等，包括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于此，他分析认为：
第一，对资源的传统认识、定义正在发生改变。以前认为是资源的，现在有可能不是资源；以前认为不是资源的，它有可能成为新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发一个微博，这个信息来自分散的个体，分散的信息可能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它通过ICT技术汇聚在一起后，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能量，成为一个新的、非常强大的资源，由此可以有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诞生。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环保。大家过去认为，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没有资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优质的环境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这个稀缺资源有可能转化为财富。石油也如此，在工业革命以前石油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工业革命以后就变得很有价值。就资源的定义来说，它是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二，资源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企业家，其功能就是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寻找最优的组织模式。社会组织越发达，信息技术交易效率越高，企业家组合生产要素的空间就越大，呈几何级增加。在给定同样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组织模式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生产力效果。这是现在面临最大的变化之一。
第三，消费模式也正发生变化。例如，在十多年前，我们很少用手机或者智能手机、互联网、玩游戏等等，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消费模式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互联网上，我们对传统商品的定义实际上发生了变化，除了吃、穿这些基本的物质性需求以外，其他非物质性需求大大增加，都通过网络来实现，所以现在有了“宅男”、“宅女”。这种消费模式的变化，意味着会降低自然物质资源的稀缺程度。
在制造业方面，《经济学家》杂志前不久刊登一篇文章叫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确实已经初露端倪。比如，所谓的3D打印，我要一个杯子，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相关软件，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未来制造业的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分散的生产模式，不再是一种传统的、集中大规模的。美国现在提再制造业化，它有可能在新的制造业革命中走到前沿。我们通常说印度的制造业很不发达，但是它也有可能跳跃式地进入到数字化制造业时代。
在服务业方面，形态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例如，手机互联网服务。农业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的农业是很落后的行业，现在却可能成为最挣钱的行业之一，它的附加价值是非常高的。与此同时，教育模式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公开课程，将相关的课程放在网上，然后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享用这个优质的、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现在，这一教育模式出现了更高的版本，即老师把这些课程设计成几分钟一个的小视频挂在网上，设计得像游戏一样，然后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学生在共享这些最优质资源的同时，在网上互相启发，互相讨论，老师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辅导，这样对教育会产生革命性变化。在经济学中，这种教育资源是非竞争性产品，即增加使用的人数并不会增加其本身的成本。环境也有这样的特性，在一定的环境容量下，增加一个人并不会增加其边际成本，或者降低他的边际收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资源的稀缺性。
医疗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ICT的模式下，最贫困的地区可以与最发达的地方通过视频数据线连接起来。几年前，网上交易还不太流行，认为在网上买一件衣服要去试，要买一个电器好像不太可能，但是现在看来好多东西可以进行专业化的拆解，最终得到实现。比如说医疗可以把它做成一种标准的产品，根据症状，通过远程来诊断。
张永生说，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些变化，意味着组织结构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以前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在给定组织结构的条件下来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它研究的边际的变化，是一个非拓扑性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经济组织的变化会带来一个拓扑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给定资源稀缺状况下，组织模式的改变有可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并且传统资源的概念会发生变化。
另外，销售模式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例如，现在有一种比较类似合作消费的模式，某个人有一部汽车，实际上大概有80%的时间都是放在车库里，没有被充分利用，如果有一种新的租车组织，提供便捷的租车服务，我们就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购买汽车，对物质资源的消耗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只要改变商业模式，资源节约是可以做到的。
张永生说，组织模式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用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来思考绿色发展。而实际上会有很多新兴的组织诞生，比如说一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可能很多人抱怨没有资源，教育水平非常低，也没有市场，但只要发展理念变一变，则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融资，包括微小金融都可以在最贫困的地方扎根、生长。另外，贫困地区的优质环境是可以转变成资源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有案例，以前农民靠卖木材，现在则是卖生态，在生态很好的地方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观光农业，开各种各样的家庭旅馆。这种机制就可以把环境转变成财富。
另外，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也是可以通过组织模式的改变而改变的。例如，麦当劳是用一种特许经营的模式，为加盟者提供有形的服务，提供一个公用知识手册为所有的分店来利用。每一个分店的经营者并不需要多少教育水平，这样整个网络可以产生很大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如果让贫困地区的农民自己搞一个家庭旅馆，需要具备各个方面的能力，对经营者素质的要求较高，但是如果有一个连锁的组织，他只需要加盟，按照标准化的程序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因此，在这种分工的模式下，当地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教育、医疗问题也是一样的。因此，在贫困地区，实际上可以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张永生认为，我们不仅不能用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来思考绿色发展，也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来思考绿色发展，因为绿色发展实际上代表着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商业组织模式，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的问题，能源效率的问题，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现在经济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剧变，但传统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一个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考虑这些变化，得出的结论有时候就不可靠。
由此，张永生提出第二个核心观点：减排有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传统经济学中，因为给定组织结构，要产出必定要有投入，有投入必须要有资源消耗，所以要减排一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组织结构的变化，如果减排和环保会促使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效率的、更有竞争力的结构，则减排和环保就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很多可能的经济结构，只不过是机缘巧合，我们正好存在于现在这种经济结构里面，如果当初没有工业革命或者是另外一种革命，那么也许整个经济结构的演变会是另外一种状态。现在，有一种新的理论和经验文献正在出现，证明减排和环保实际上是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一个负担。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课题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探索。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环保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例如，一家工厂是污染环境的，每年产生一百万的产值，政府欢迎，但是它获得一百万的产值却是以很高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比如说，要买空气净化器来对付这个污染，或者每个人的健康支出要增加。由于工厂一百万的产值是有形的，如果把工厂关闭产值看起来就会降低一百万，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其社会成本，则成本和收益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
在泰国，有很多人把海边的红树林砍了去养虾，看起来收益非常高。但是，如果考虑到红树林对防风暴的影响、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以及灾害造成的损失，砍伐红树林的社会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另外，美国1990年出台了一个清洁空气法案，他们做了一个测算，这个法案会带来两万亿美元的好处，但成本只有六百五十亿美元。日本最初也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是后来经验证明，采取严格的环保政策没有影响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结论是，同治理性的环保政策相比，预防性的环保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张永生说，综上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是一个很特殊的商品，在经济上是一个非竞争性的产品。对于污染，如果是现在只有一百个人就会危害一百个人，如果是一千个人就会危害一千个人，但是如果是治理污染，产生的好处同样是非竞争性的，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人受益，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受益。那就是说污染产生的坏处是放大的，治理污染产生的好处也是放大的。环境治理实际上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从前面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出，治理环境产生的好处是多少，成本是多少，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其中缺少一个环节、缺少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由于治理环境的好处具有外部性，治理污染的成本具有本地性，因此每个人都乐意去搭便车。如果想依靠分散的、自发的市场机制来做这件环保的事情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需要去确定哪些是受益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来收取一些费用，回报给那些分散的环境治理者。如果这个机制能建立起来，就可以引入分散的市场机制来进行环保。比如，现在政府做的生态补偿就是这种模式。
因此，第四个核心观点是必须重新思考和界定政府的角色，政府出台的关于减排和环保的政策规制，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协调成本和运行成本。张永生说,这是制定绿色发展政策的一个核心，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去纠正政府的失灵。如果政府能够解决缺位的问题，那么市场如何做出反应?一方面，有严格的环保政策和市场机制以后，现有化石产品的外部环境成本和稀缺性均会在价格中得到反映，传统的化石能源产品的竞争力就会相对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新产品市场网络的不断发展，生产链条不断延长，生产不断地专业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新产品的价格会不断地下降。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使得企业家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组合生产要素的空间大大增加。例如，用海藻炼油看起来现阶段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在海藻炼油的同时，还可能炼其他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果这样整体考虑，海藻炼油可能会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就是商业模式变化带来的效果。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市场如何发挥作用。第一，任何新产品，在最开始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件高价的奢侈品。比如，新能源目前价格较高，一般人用不起。但是，手机刚刚发明的时候也是非常贵，像砖头一样，但是在一定时间之后，在市场作用下，它变成了大众商品。第二，关于能源的例子。在石油危机的时候，曾经有过关于能源危机的争论，争论资源耗尽以后应该怎么办。但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不是太担心能源问题，因为背后的经济学逻是，如果传统的化石能源消耗殆尽，价格就会上升，人们会有激励去进行新的发明，去寻找新的替代能源。就是说，未来全球经济总有一天会过渡到绿色发展的状态。只不过，由于现在有气候危机，需要政府采取严格的减排和环保政策来人为地促进绿色发展。这实质上相当于将未来资源枯竭条件下一定会发生的绿色发展人为地提前了，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一样的。
第五个核心的观点是，绿色发展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奥秘，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奇妙的方式。如果相信绿色发展能够出现，大家都有这样的预期，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和措施，那么整个资源就真的会朝这个方向去配置，组织结构会向这个方向去演变。但是，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个会发生，那么经济就会永远停留在现在这个状态。
第六个核心观点是，促进绿色发展不同于传统规则和计划经济。有一些人讲到绿色发展，就认为需要政府大规模投资，要政府来干预。张永生认为，这里说的政府干预，实质上是指政府角色需要发生转变，去提供一种新的公共产品，改变缺位和错位的状况，以克服政府失灵，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条件。这种公共产品以前可能未被大家充分认识。因此，我们主张的促进绿色发展需要的政府干预，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同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干预也有本质区别。我们所说的政府干预，同市场经济本质要求是内在一致的。
第七个核心观点是，越早采取行动促进绿色发展，会越早获得回报。绿色发展是发展方式的转型。现在最核心的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这里其实不需要涉及太多的政府投资，不会产生一些人担心的大量的所谓成本和风险的问题。越早采取行动，就会越早得到回报。张永生说，绿色产业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如果要等到20年以后其他国家绿色发展成功了，中国再起步就晚了。因为整个产业链的形成是一个庞大的分工网络的发展问题，不是一个单个企业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展起来。
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
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张永生分析，简而言之就是：传统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持续，新的绿色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都是靠高投资、高排放、高资源消耗或环境损害带来的一些后果就是，对外失衡、社会和经济失衡、地区失衡、城乡失衡等等，这些都要靠发展方式转变来实现。
此外，中国现在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增长源泉。刘世锦副主任带领大家做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个台阶。这些结论现在已经被一步一步地验证了，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开始明显放缓。如果不重新寻找新的增长来源，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或风险之类的问题。
从全球看到，新的机遇正在浮现。关于绿色发展的证据正越来越多。全球范围来讲，从1992年开始，单位GDP的碳排放降低了23%，金砖国家也是这样的，OECD国家下降得更明显。
张永生认为，中国现在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做不错，高层领导人对绿色发展现在已经形成理念。“十二五”规划是一个非常绿色的发展纲要，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把减排当作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要抓住新的工业革命的机遇。这个提法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中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采取减排措施的国家之一。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严格的环保政策和减排并没有导致经济的衰退。过去五年经济年均增长率是11.2%，能源消费年均只增加了6.6%，只有经济增长的一半，说明经济增长是可以在大量减排的基础上来形成的。
那么，现在绿色增长有哪些主要来源？张永生认为大概有三个：第一个是传统部门的绿色转型。通常讲绿色转型可能更多的是讲少数前沿技术，但实际上现在在传统部门里面，有很多技术已经是可以商业化了，是可以盈利的一些技术和应用。第二个就是绿色产业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服务部门的扩张。
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优势和挑战
张永生认为，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有其优势。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执行力。虽然对于政府角色批评的人很多，但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可以大大地减少社会的协调成本和行政成本。很多事情在中国能做，可能在西方就没法做。政府需要转变其职能，转向服务型、有限性政府，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角色中的一些优点，尤其是我们过去未充分认识到的一些优点，不要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被当成缺点扔掉。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因为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发展阶段，有可能用新的发展模式来发展经济，就是跨越式地越过工业化国家那些传统的发展阶段。并且，这个转化成本也相对较低。比如说，发达国家要转到绿色经济的状态，必须把火电厂等部门进行替换。中国由于发展潜力还相当大，发展起点低，有可能以新的形态跨越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个就是国内的大市场规模化。“市场大小决定分工”，市场规模扩大，产业链条就会加深，生产效率会提高。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具备的独一无二的条件。杨格（Young,1928）在分析为什么美国经济发展比欧洲要好时指出，不是因为美国人用了什么新的技术，而是因为他们有统一的大市场，便于产业链的分工；反观欧洲，各国关税林立，语言、制度不一样，所以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影响了经济发展。
第四个就是中国现在在新能源方面具有较好的禀赋。
第五个就是资本的充裕程度很不错，尤其是人力资本，未来20年，将有大约两亿大学生毕业，大致相当于美国现在全部的劳动力。
张永生说，由于中国具有这些优势，又有很强的制造力，所以不管新的技术在哪个国家研发出来，都需要找地方去商业化，中国在这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他说，绿色发展不需要大量的政府投资，也不需要采取休克疗法，只需要采取渐进的方法。现在对绿色发展的很多担心都是不必要的，最大的阻碍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绿色发展是建立在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的条件下，现有的市场经济基础还没有强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还没有形成，价格还比较扭曲，没有形成一个基于市场机制的减排和环保机制。此外，还存在所有权改革不到位等等问题，尤其现在绿色部门还是在政府职能没有充分转变的情况下以一种传统的模式在发展。
通往绿色发展道路的政策措施
如何通向绿色发展的道路？张永生提出从以下几个大的方向着手：第一，要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这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政府的职能要重新定位，制定严格的环保政策和减排政策，加快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并引入市场化机制来落实这些政策目标。第二，要积极培育绿色增长源。第三，要把绿色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最小化，对那些负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如此等等。
张永生说，关于绿色发展的全球背景应注意两个革新的观点：第一，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绿色发展，但是绿色发展的前提又是全球气候协议的达成，两者是互相依赖的。第二，现在通常把减排当作负担，全球气候谈判也成为负担，每个国家都是坐在谈判桌上在讲自己应该分担多少负担。如果有绿色发展的理念，知道绿色减排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减排就会从负担分担变成机遇分享，那么全球谈判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通途。
·评论·
如何让绿色发展不再昂贵
张永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绿色发展是机遇，也是动力,让绿色有利可图的根本是靠创新。最近在调研时，遇到两个例子。一是在美国看页岩气开采。美国正在推一项绿色技术，进行气体回收，每增加一个投入会实现10%的回收利润。二是我们在深圳考察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一次性投资120万安装酸处理系统，每月能够从回收中获得30万的收入。所以，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一个增值业务。
现在，关于绿色发展存在的争论就是，大家认为绿色很昂贵，绿色技术用不起，特别是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下，存在诸多障碍。比如，在光伏电池领域，估计未来两年都会处在一个深度衰退当中，一些近几年领头的企业的负债已经超过了85%，一个企业有高达50亿美元的负债，结果是有规模而无技术能力，破产是迟早的事。由于不掌握技术，利用的是国外的市场，这样一种追求生产和规模的发展模式，把我们所推崇的绿色产业变得很不持续。所以如果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不依靠创新，不依靠关键技术突破，不形成持续的技术进步能力，简单走过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绿色”会成为“灰色”。
美国由于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使其在能源结构调整、工业复苏、交通结构调整、能源外交、气候谈判等方面都增加了很大的余地。2005年到2008年，在美国气价最高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开始研发新的开采技术，一个是压力技术，一个是水平开采的技术，极大地降低了油气开采的成本。所以，2011年非常规气的产量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7%，到2035年会达到50%，现在由于美国天然气供应特别充足，天然气的价格连续五年骤降，在美国把天然气液化（LNG）之后，加上运费运到中国，也只有上海现在LNG的1/2。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导致气价很低，我们了解到像陶氏化学公司，2012年开始，三年之内启动在美国本土40亿美元的燃气化工的投资。美国的重化工业确实出现了很大的复苏。
由于气价比较低，美国新增的发电，基本上都是燃气发电；另外绿色出行，卡车和市政用车，过去都是烧汽油和柴油，现在是快速地变成烧燃气，百公里能耗降低30%。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催生的两项关键技术，让美国的能源结构和现在的工业结构都出现了大的调整。所以，美国的页岩气技术及其应用印证了绿色发展不但是机会，而且也不再昂贵。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永生和张永伟介绍了一些很好的观点。从张永生的角度来讲，是力图构建一个理论上的框架，这个框架是从整个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最优化的配置，都是要有约束条件的。张永生的观点是，这个约束条件是在变的，在整体的发展过程中是在变的。而当约束条件变化之后，整个优化组合的过程就会起变化，那么会有一些新的优势产业发展起来。
而我想把这个约束条件与个人需求连接在一起，首先发展需要满足个人最基本的需求，吃穿用包括基本的住和行，在这个之后可能才能谈到环境，才能谈到绿色发展。所以刚才张永生也谈到，绿色发展是需要有政府做工作的，政府要把这样一条警戒线建立起来，这个约束才能真正地形成，也才能够使一些绿色方面的生产劳动价值变得比较高，有比较高的使用价值。并且张永伟也谈到，发达国家已经在对整个环境优化的呼声加大，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应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市场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对绿色产业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第二，从目前整个绿色产业的发展来看，刚才张永伟讲到要依靠技术创新，这个是很重要的。发达国家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比我们优势要大，有可能从全球对绿色经济需求扩大中，发达国家获利是最大的，而我们国家就现在的发展状态来看，获利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周宏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研究员）：我想说两点。第一，关于概念问题。国内现在使用的类似概念挺多的，比如说绿色经济、绿色增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还有生态经济。在国外这些概念的起源不同。绿色经济主要由环保领域的专家提出并使用的，生态经济是农业（含林业，即大农业概念）专家提出来的，此外还包含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低碳经济是从能源战略调整和减少碳排放角度提出来的，在能源和环保领域用得较多；循环经济在国外主要是研究废弃物的回收与综合利用的，而在我国应用领域广泛，在农业上也有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强调这些概念的由来，是想说明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应当知道研究的对象是有差异的，只有根据研究对象确定概念模型才能清楚地构建投入产出模型。换句话说，无论是做产业分析还是经济研究，我认为需要把研究对象搞清楚，否则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在我们到企业或地方调研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我国不断有新的概念推出，前一个概念还没有弄懂又出了一个新的，不知道概念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或者想要做什么。当然，国外用词也是有差异的，例如亚行、韩国用的是绿色增长，主要强调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欧洲跟美国的情况也不一样。我觉得，在做研究时必须搞清对象，否则我们的理论挺好，但管理者的理解与理论研究的重点会有差异，也就可能会产生交流的障碍。
第二，关于机遇还是挑战的问题。刚才大家讨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美国绿色新政的提出，强调的就是创造就业机会，培育竞争力；但国内很多人把绿色低碳理解为阻碍增长的、是国外搞的“阴谋”。我的看法是，同样的低碳产业，如太阳能，在我国是高碳的，而发达国家是低碳的，因为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出口的产品是高碳的，但是国外用这些产品生产的东西是低碳的。
风能也是如此。从2009年开始国内投资快速扩张后，这些行业现在进入过冬期；虽然加大政府投资有好处，但很难改变行业发展现状。有人说国外的情况也一样，事实上是有差异的。2011年美国的太阳能一体化项目增长120%以上，发电成本降了20%多。我们的风电发展也很快，2011年已经有六千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了。
我们刚才讨论了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必然会形成新的产业、带来就业机会，但同样，对于老的产业而言，也需要转型。如一些使用落后技术的产业必然要被淘汰，也必然要减少就业机会。
前面我们提到了环保产业。在研究制定我国的节能环保规划时，有专家希望把“蛋糕”做大，规模做大了肯定带来GDP增长，但环保产业本身的性质也是有争议的：它是增加蛋糕的还是从财政中分蛋糕的？我想通过经济学分析，应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信号，并不是把环保产业的“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毕竟发展环保产业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来改善环境质量；而节能产业的发展就有所不同，节能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应当加大推进力度。
宣晓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我认为张永生和张永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能否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因为能源的使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将起到最为根本的作用。从历史上来看，比如英国为什么能够最先发动工业革命，进入到现代社会。如果我们考察能源使用方面，就可以看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能源使用中煤炭比重超过50%的国家。在1760年左右，英国一个国家所消耗的煤炭量，是世界其他地区消耗煤炭总量的五倍还多。所以，煤炭的使用是推动英国经济社会实现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所能利用的能源主要只是当年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所能利用的太阳能。但煤炭的利用本质上是将悠久历史过程中深埋在地下（即历史上通过存储的太阳能）的能源开发利用了起来。事实上，加州学派的彭慕兰在《大分流》这本书中，就认为煤炭的使用是东西方经济发生分流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认为绿色发展的本质跟历史上的煤炭发现利用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能源利用问题，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变化。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西方能够开始实现大规模对煤炭的开发利用，而中国却没有。事实上根据历史记载，中国也早就发现了煤炭等化石能源可以使用，但却没有进入到大规模利用的阶段。为什么英国会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煤炭，但是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发达的中国却没有，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也有助于回答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从表面上来看，煤炭的使用仅仅是能源利用方式转变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可以看到对于煤炭的大量使用离不开蒸汽机等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和利用。也就是工业革命带来了对煤炭的大量使用。而蒸汽机的大规模使用，一方面离不开科学和技术本身的进步，另一方面离不开专利许可使用权等市场基本制度的产生。由于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例如蒸汽机的制造者都要给发明家交相应的许可费），因此推动了蒸汽机技术的日新月异。而科技创新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又离不开对这些制度进行正当性论证的价值和观念。只有工具理性观念的产生，才带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只有个人权利观念的确立，才有现代契约型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煤炭的大规模利用，背后有着一整套制度和相应观念的支撑，它是由一个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迈进的一个结果，不仅仅是能源利用方式转变的问题。
由于气候变化、化石能源枯竭等问题的影响，现在全球能源使用方式又到了面临根本性变化的时代。全球能源体系将逐步由目前的化石能源为主过渡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抓住能源方式转变的机遇，率先实现绿色转型呢？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可能也不能仅仅就能源谈能源，就绿色谈绿色。这个转型，同样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以及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念变迁。就目前来看，事实上中国尚未做好这个准备。以永伟所说的页岩气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页岩气开采上实现突破，根本得益于其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安排，在这个制度下，各方的权责对等、激励相容，在政府有效扶持下容易实现突破。反观中国的情况，能源市场垄断格局迟迟难以打破，有效的激励体制无法建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绿色发展，即使政府再加大投入，也是不可能的。
林家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研究员）：我谈三点感想，第一，关于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永生讲首先是传统模式走不下去了，面临新的机遇，但是我认为是不是还有更为基本的理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发生了变化，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提高了，这可能是更为基本的理由。在全世界，对于环境、绿色发展模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现在产业链也是在全球化模式下构建，跨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产品的时候，也要求你为他提供产品绿色采购，要构建绿色供应链，所以这些是比较基本的理由。
第二，张永生对制度层面谈得更多一些，张永伟对技术层面谈得更多一些，不过张永伟也提到技术是制度所催生的。所以想到吴敬琏老师有本书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那么对于走绿色发展道路，也必须制度与技术并重，或者要通过制度层面的变革来促进对于绿色发展能够起到重大影响的技术出现，很多问题都要通过这个技术突破来实现，如果没有技术突破，能源结构的转换，很多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还是不能够顺利地进行，那么就需要有意地在制度层面上，对于促进技术发展进行努力。
第三，环境问题更多的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这一点本身是可以商榷的。我们有一个比较强的政府，政府的执行力很强，按照这个逻辑推下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政府怎么去正确地做事，去做正确的事，这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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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生：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非常有价值。家彬讲的需求变化在报告里是有所体现的。例如，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很多问题，如果继续这种发展模式，可能会引发某些社会危机。但是，需要强调一点，通常我们可能把绿色发展简化为一个要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
通常认为，由于需求的变化，GDP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出现对好环境的需求，且政府更有能力来治理环境。我们对绿色发展的理解可能比这种想法更进一步。绿色发展不仅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发展模式转变的问题，比“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更加深化和全面。
我举一些例子只是想说明，经济组织结构正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现在经济学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在给定经济结构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通过组织变化来降低资源的稀缺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现在提绿色发展，也不是2013年就实现绿色发展，而是2030年的远景目标。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什么行动，更多地夯实经济基础，然后加大纠正政府对环保方面责任的缺位，通过这些来促进绿色发展，是一个渐进模式，而不是休克疗法。传统经济学不能预见到减排或者环保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效应，而是认为减排对经济有负面作用。
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做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其中有很多有趣的经济学问题。例如，在一份著名的气候评估报告中，用非常传统的分析方法分析气候变化问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会导致未来损失的减少，就是说遏制气候的变化，未来的损失会减少，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好处。全球减排最大的优点，就是要投入多少成本来取得多少收益，由于这个收益是未来的损失的减少，所以要用贴现率来算，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传统的分析方法。
这个想法是非常老套的，传统的经济学没法预见减排会导致经济的另外一种效果，即减排有可能带来另外一种具有本地性的好处，即推动本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经济增长。例如，亚当·斯密在讨论自由贸易的时候，主流观点都认为，单方面的自由贸易会对经济增长不利，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有关税。但是，英国率先实行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扩大了市场，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国家在竞争条件下就会跟进采取自由贸易。
所以，在国际谈判中很多国家把减排当成负担，而可能就有一些国家认为是机会，减排具有本地性特征，不会有搭便车的行为发生，就是单边的减排产生好处以后，由于国际竞争，其他国家就不得不跟进，以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