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写了《论“大跃进思维”——中国大跃进五十年祭》，刊载在当年《随笔》第3期上，颇得同仁好评。吉林散文家桑永海先生在文章中将“大跃进思维”当作了一种专门术语进行评述，并注明我为首创，深受鼓舞。因而拟再写《论“文革”思维》，201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际推出。但是看来可能等不到那一年了，一是因为我已到望七之年，且犯过心脏病，四年之后能否在世，尚属未知数。二是“文革”虽然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被中央从政治上否定了，然而思想上的流毒远未肃清，说不定什么时候，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又陷于大悲剧中，而且更难翻身。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和鲁迅研究学者，特别是日渐稀少的亲身经历者，实在有责任从学术理论上对“文革”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批判。
于是神差鬼使，不自主在电脑屏幕上打了《论“文革”思维》这个题目。
“文革”仅从政治上否定是不够的，完全归咎于个别领导人也是不全面的，必须从理论上深究一下这场大悲剧发生的原由。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思维，思维驱使人采取各种言行。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的人狂热地投入到那场荒谬得近于疯狂的运动呢？我认为，“文革”思维是导致错误的重要因素。
所谓“文革”思维有以下四点特征:
一、极端性
“文革”思维就是“极端思维”。爱走极端，一会儿在这个极端，一会儿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凡事都往极处做，不知中和，不留余地，就是这种思维的显著特征。
所谓“顶峰论”正是“文革”思维极端性的典型表现。林彪为了取悦毛泽东，说“高峰”不够，一定要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从哲学上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达到“顶峰”，如称之发展到了“顶峰”，也就凝固，不再可能发展了。而偏偏是这种违反一般哲学常识的错误论断统治中国好几年，谁要不同意，就立刻会被打成“反革命”。我在大学的一位同学就因之被迫害致死。
这种“极端思维”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对事往往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捺之入地。
对最高领袖和各种“红”事，极端崇拜。当时称领袖为“最敬爱”不够，要尊为“最最最敬爱”。说的话正确不够，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平时注意学习不够，还须“早请示，晚汇报”，中午饭前朝领袖像敬礼，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街上刷一条或几条红标语不够，还要将所有的店面、房屋都刷成大红色，造成“红海洋”。
而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呢？则是“斗倒斗臭”不够，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批斗时，不仅要低头、弯腰，还要“坐飞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什么叫“坐飞机”了，就是两个批斗者驾着被斗人的双臂，一直扳到最上方，使被斗人头顶垂地，做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而且每次到食堂吃饭，都须低头认罪，唱“牛鬼歌”，交代自己的“罪行”，吃难以下咽的发霉变质的饭菜。这时人们的思维往往是极端和单向的，从来不转转弯子，进行一下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处于被斗被打的境地，会是什么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承受的痛苦，为什么要施于别人呢？然而，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倘若这样去想，有所表现，就会被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被打入另册，甚至落到被斗者同样的下场。似乎不对被斗者施以极端手段，就不痛快，不过瘾，不革命。
对古典文艺作品呢，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封、资、修大毒草，图书馆全封了，不许借更不许看。“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只能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唱“革命歌曲”。
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作，则全部否定，公、检、法和文化、教育等部门一律“砸烂”。干部多数被打倒，接受批斗、酷刑、劳改直到关进监狱，甚至含冤而死；知识分子不可信任，被当作“臭老九”送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彻底改造。
总之，红则红得通红、红得发紫；黑则黑得透黑、黑得霉烂。无所不视其极，施其极，用其极，不达极处就不算“革命到底”。
鲁迅有句名言：“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这种极端性的思维只能使人陷入“绝境”。因为世界上，极善极美或者极恶极丑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都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对任何事物都须进行分析，不可绝对肯定，也不可绝对否定。要学会分析，学会中和，学会拿捏事物的“度”。鲁迅提出过“剜烂苹果”的主张：“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就将烂处剜去，留下好的吃。因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只会处在“绝境”中不可自拔。“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1975年让助手从《鲁迅全集》中找“剜烂苹果”的话，说明他后来也感到“极端思维”只能引人落入误区，是错误的。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思维习惯，就不可能从“绝境”解脱出来。
二、运动型
“文革”思维是运动型思维。一有事由儿，就非发动运动予以解决不可。美之曰群众运动，林彪称之为“天然合理”。工厂停工，农业停产，学生停课，以“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名义，强迫人人参加，不可消极，更不可抵触。否则，就要受到群众运动的猛烈冲击，直至死于非命。
我认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表现。其实，群众运动是天然不合理的。因为群众多种多样，鱼龙混杂，各色人物都有，各种主张都存在，闹不好必有人浑水摸鱼，把事情搅糟。“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就是例证。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就是对的，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张志新、李九莲等“文革”中的先烈，当时就看出这种疯狂运动的荒谬，但处于极少数，只能被残酷地杀害了。可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好事，一旦成为“群众运动”，就必定变成坏事。譬如读鲁迅的书，研究鲁迅，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作“群众运动”来搞，全党全民无人不读鲁迅、“研究”鲁迅，就变成了坏事。当时的运动制造者出于一己私利将鲁迅的“打落水狗”等斗争词语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加以抽象化，变成一种政治口号传播给群众，将鲁迅歪曲得面目全非，根本不知鲁迅全貌的部分群众，按照被扭曲的鲁迅思想去行动，结果被教唆成了“打手”，以致使鲁迅在群众中产生了负面效应。像这样好事变坏事的现象，在十年“文革”中不胜枚举，比读鲁迅运动危害更大更严重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有什么人大轰大嗡、大张旗鼓地搞起运动来，就应当对此人高度警惕了!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实事，往往是在无声无息中静悄悄地办成的。真正的好干部，是低调、实干的;那种喜好张扬、大搞政绩工程的人，绝不是为人民的，很可能倒是大捞私利的贪官。作为知识分子，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思考精神，不可“从众”，更不可“媚俗”。
三、造反式
“文革”中流行最广的一句话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于是稍有不满，就采取革命、造反行动。什么是革命呢？又会举出一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就须以暴烈的方式造反，像李逵那样“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这样的“革命”和“造反”实在是“有罪”和“无理”的。任其泛滥，只能使人民遭灾。
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对革命就是有所分析的。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把“革命”分为两种：一种是“要人活的”；另一种则是“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对前一种革命，鲁迅表示欢迎，并英勇参加；对后一种革命则坚决反对，不仅“告别”，而且予以严厉的批判。因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文革”号称“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却是一场“教人死”而非“教人活”的浩劫。更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大革文化命”。像这样的“革命”与“造反”，但愿不要在中国重演！
当然，目前中国问题很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贪污腐败、黑恶泛滥、环境破坏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怎样办呢？按照“文革”的法子“革命”、“造反”、打倒一切吗？不能的。倘若这样做，只能使情况更糟！中国绝对不能乱！乱了将不堪收拾！倒楣的只能是老百姓。最要紧的是在中国建立真正严格、公平的法制，使我们能够依照科学、理性的方式、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不可急躁、盲动、冒进；思想启蒙也应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式的。“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改革是有阶段性的，人民的觉醒也是逐步的。现在最需要的是鲁迅所提倡的“缓而韧”的精神!
四、暴力化
按照“文革”思维发展下去，必然是暴力化，从“文斗”变为“武斗”。开始时，还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提出“不要文，要武嘛”马上收不住了，全国立即“暴力化”。红卫兵四处打人，打老师，仅北京市就打死了一千多人，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等被一群女生活活打死，其他学校的校长、书记、老师也被关进“牛棚”，被打死打伤难以计数。整个国家一片恐怖，还要美之名曰“红色恐怖”。似乎这也是一大中国特色，可以置不能随便打人的世界普遍准则于不顾，在所谓“红色”招牌下无法无天，草菅人命，并要标榜自己是“最最最革命”的。无论什么恶事脏事坏事只要披上“红色”的外衣，就化为最美好的事了。简直岂有此理！
自此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武斗，越来越厉害，直到十年后的1976年10月抓起“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逐步平息下来。
因此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武化大革命”，一场暴力化的恶性运动。这与人们头脑中存在着暴力化的“文革”思维是分不开的，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崇拜脱离文明准则的“武化”行为。这样下去，就只能退化到野蛮时代，永远进入不到文明的现代民主社会。这个历史的血的教训，是应该深刻汲取的。可惜至今也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进行剖析。
其实，“文革”思维就是一种野蛮思维，是人类处于低级、蛮荒时期的粗俗思维。它形成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也泛滥于个人专权的时代，并受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水浒》式中国民间“草莽”思维的浸透。人们受到这种思维的“驯化”和“奴化”，让这种颟顸、浑噩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头脑中跑马，就自然会混淆黑白、是非颠倒，把歪理当作真理，把邪道当成正道，不自觉地成为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帮凶和奴才，助长了悲剧的产生。悲剧之后，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更重要的是自省，深入内省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重新开始新的合理的生活。这绝对不是作者在教化别人，而是通过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所悟出的做人之道。
仅以政治观点的“左”或“右”区分人言的正确与否，也是靠不住的。有些人政治观点完全相反，一个是“左”派，另一个是“右派”，但深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则可能是一样的——都在“文革”思维中运转自己的头脑，只是表现形态不同罢了。有些人强烈反对“文革”及其制造者，但采取的方式和头脑中的思维活动与其反对者如出一辙，完全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极“左”者一直往“左”走，“极右”派一直朝“右”行。然而地球是圆的，到头来，两人碰头、相遇了，方明白彼此是一个样，运转着同一思维，脸上大概会“热辣辣”的。由此可见，在理论与实践中端正思维方式，根除“文革”思维，提高中华民族的理性境界是多么当紧！
人民惟望过长治久安、幸福合理、民主自由的生活，不希望社会动乱，也反对退回老路。人民的生活实践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应该以此为准绳决定中华民族的走向，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封建专制残余影响，从理论上肃清“文革”思维的流毒。否则，这种思维总会打着各种各样的牌号，变换形形色色的面貌，卷土重来，使人民又遭遇难以自拔的历史大悲剧！
世人要警惕啊！
来源:《随笔》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