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传播的集散地与交锋的主阵地。各级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特别是公共舆论危机的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转变思想观念、优化危机应对策略、完善网络舆情研判与预警机制、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及法制体系等方面入手，改善舆论引导方式，重拾话语主导权并增进公信力。

【关键词】网络舆情 表达 规制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网民主要把网络视为实用工具，网络应用排序前三位分别是电子商务、即时通信、信息。与西方国家网络用户需求不同，我国网民首先将网络视为重要的信息与舆论平台。在我国，网络日益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传播的集散地与交锋的主阵地。

我国网络舆情的现状与问题

“网众”数量与力量均呈上升态势。不同于以往呈原子状态的个体分散网民，一个由“网络化用户”构成的“网众”群体已悄然崛起，以数亿计的庞大数量构成了一个“压力集团”。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已达5.13 亿，其中48.7%的网民在使用微博，手机网民规模达3.56亿;另据调查，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并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

通过网络表达观点诉求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当某一社会事件被迅速关注而成为热点或公共性事件时，由数量庞大的“网众”积聚的舆论压力和行动力量，便不容忽视—其可能不再局限于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说”，进而转化为社会行动范畴内的“做”。如国内的贵州瓮安事件、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事件等，再如国外的“占领华尔街”示威运动。

“马太效应”与“逆火效应”显现。当某事件发生后，最早出现的观点往往具有极强导向性。由于各大网站和分散网众的各自偏好，以及议题设置的倾向或先导性，加之部分网站为吸引眼球刻意制作的“标题党”或裁剪出对立关键词，由此汇集的网络舆论在短时间内被急遽传导，便形成了强大的浪潮。至于初始事件的事实方面是否澄清、评判标准是否公允，却并不被重视或深究。如果最初的解读系“误读”或谣传，甚至事件本身都子虚乌有，即使网络上出现了与初始舆论浪潮相左或质疑的声音，也会显得微弱并被迅速湮没，这就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心理学实验已证实：“不要浪费时间说服顽固分子，因为你的每一句辩驳打入他们耳中都会成为他们支持自己的证据。就像没有射出的子弹，反而伤了自己。”不同观点反而让原观点根深蒂固—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此现象便是“逆火效应”。

技术应用与规制体系非均衡发展。我国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技术先行、管理滞后”及“先发展、后规范”的现象。诸如微博等新媒体兴起，很快被国内网络运营商应用，当局在发现其潜在风险后再予规制，往往遭遇抵制(比如微博实名制问题)。众多网民已习惯于较为宽松的网络生态环境，此后再强化管理，容易引发国内网民的抵制反弹，也易遭致国际舆论的批评压力。虽然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系列旨在规范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并将在互联网捏造、散布虚假信息、言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定性为非法，但是，何为散布虚假信息，何为虚假信息，并无明确标准，制裁谣言的罪名体系滞后、网络造谣入罪标准模糊、刑事制裁与行政防控结合较难等问题也有待解决。

政务微博尚处摸索阶段。据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底，经过认证的党政机关和公务员微博数达18,132个，其中公安系统占43%;党政部门的微博，信息发布量100条以下的占60%，发布量500条以上的不足8%，日均发布量不超过一条的高达48.8%。部分政务微博更新缓慢、内容陈旧、缺乏互动，久而久之成为“僵尸微博”，流于形式。这使得相关部门面临失去微博问政话语主动权的风险。

党政网络舆论时陷被动、失语状态。以“7·23”动车事件为例，据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报告称，事故发生后的数日内，对该事件的负面舆情评价呈压倒性，直至7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抵温州看望伤员，并在事故现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后，网络舆情反映出的消极、抵触情绪才有所缓和，并首次出现积极态势。再如保定李刚事件，保定市公安局政治部负责新闻发布的民警被网民指名谩骂，央视采访李刚后，受害者原代理律师立即质问“央视访问嫌疑人及其家属是否符合司法程序”，网络流言随之纷起。面对几近失控的网络声讨，保定市相关部门承受了巨大压力—任何一个澄清都将招致更猛烈的嘲讽谩骂，“不回应”反倒成了暂时平息网络舆情的惟一选择。

在多起由网络引发的公共事件中，面对指责质疑，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政府公信力面临考验：对网络舆情处置不适，党和政府的网络话语权特别是主流价值的舆论主导权有失控的担忧。正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警告的那样：“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网络舆论‘愈战愈勇’，搅动社会人心;而一些官方媒体屡屡‘失明’、‘失语’，容易陷入新的一轮思想僵滞。”

提高网络舆情应对水平，实现政情民意良性互动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也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而网络舆情则是表征这些“突出问题”的晴雨表。在网络上，党和政府本身具有资源与渠道的先天优势，但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这种“主场优势”?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转变观念，深化认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传统的以“防”为主的观念显然落后于网络时代。当遭遇突发公共或敏感事件时，地方政府屏蔽、封锁信息的做法，不仅不符合保障人民知情权和监督权，更可能导致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危机管理的实质是沟通，政府应尽可能率先发布新闻，赢得话语主导权，正如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所主张的“说真话，立刻说”，避免“谣言面前，真相也投降”的被动局面出现。

总结案例，探寻规律，优化危机应对策略。过去几年中，通过网络舆情而触发的公共事件为数不少。在各地的网络舆情危机应对中，政府表现参差不齐。以厦门和成都两地的PX项目事件为例(其不仅表现为网络舆论抵制层面的“说”，还出现了以集会、散步为表现形式的“做”)，据《中华工商时报》评论，在PX项目事件中，(较之厦门政府)成都政府的处置方式不够主动、积极、开放，相应处理方案也不够有力。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旗下的正义网从常规应对评价和应对技巧评价两方面出发，推出了“地方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3个常规指标与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3个特殊指标出发，推出了“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就此类排行榜所提供的典型个案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在今后更妥适、从容应对网络舆论危机。

健全网络舆情监测、研判与预警机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研判与应对能力，既是执政能力的有机构成，也是执政艺术的体现。纵观那些由网络舆情衍生的重大事件或公共危机，“民意”(价值诉求)在初期往往受到冷落，以致发展为中期的“民议”再至后期的“民怨”。对网络信息进行监测、分析，从而把握舆情走向并作出预警便是“网络舆情监测”。这方面，已有众多机构相继建立了网络舆情机构，如中宣部舆情信息局、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猫眼云情报信息中心等。

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健全网络法制体系。根据互联网特性，对于新开发应用的网络技术，应从有效管理的实际出发，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案制定;采取审慎政策，强化管理前瞻性;梳理现行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发挥技术手段的防范作用，细化或新增相关标准，有效遏制违法网络信息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从数次网络舆情危机应对得出的启示是：面对舆情危机，无论大小，应逐步建立一套法制化的处置模式，摒弃“花钱买稳定”的维稳路径依赖;只有制度化的危机处理方式才能兼顾不同群体对公正的期盼，避免“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所致的处理随意性和无序性。

“台前”“幕后”并重，“问政”“行政”齐抓。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 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求：应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此为契机，各级政府不仅应重视“网络问政”等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缔结广泛“网络统一战线”的前台工作，更应完善日常行政运行机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夯实后台基础，以民主、廉洁、务实、高效的标准重塑政府公信力，增强公开政治论辩的能力。

(作者分别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组织部主任科员;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青年项目“网络舆情的表达与规制”的结题成果，项目编号：SC10C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