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和推进，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般来说，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1943年5月，在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对“相结合”问题做过这样的表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从这段论述看，“中国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
然而，现实的研究状况却与此相左。笔者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在“期刊年期不限”、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的最宽泛的时空范围内，以“篇名”为检索条件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文章篇名中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词组)检索共有记录404条(篇，下同)，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检索则共有记录1021条。鉴于此，我国研究和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似乎很丰硕。但是，对检索主题缩小外延同样以“主题”为检索条件，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检索只有记录12条，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检索只有记录6条。这个数据相比前面同样检索条件下的1021条可谓天壤之别。尽管尚有不少著作类成果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不能记录和表现出来，但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考虑到文化作为社会存在或社会结构的三大重要部分(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一的重要地位，这样的研究现状使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年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基本是忽略而不重视的。然而，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研究和哲学基础来看，还是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研究来看，探索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写出的《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形态的结晶和代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起到关键作用。它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繁荣新发展，也带来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开启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几次文化热或文化大讨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新问题，其中不少都是关涉到中国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大问题。这表明，研究者在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出于无产阶级文化自觉重要性的深刻觉悟，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宣传教育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使无产阶级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以及人类的解放。所以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但是，我们对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已广泛深入中国社会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的影响力，却关注不够。这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哲学特别是传统中国哲学的相互贯通、有机结合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加强共产党员“修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经济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倡导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等，都深刻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内涵，表现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作用。具体到个人也是如此。正因为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涵养与素质，特别是深厚的传统哲学造诣，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或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某些涵义深邃的词语和思想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原则，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总结中国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哲学问题和历史问题，澄清和提升了人们对许多中国文化问题的认识。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看，200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目的之一就内含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哲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包括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文化化。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视域，多学科多向度地参与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黄枬森先生在讲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创新时说要“有新颖的科学内容”，而“新颖的科学内容要到各方面去寻找”：一是“从时代的研究中去探寻”，“如何准确把握时代精神”；二是“从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探寻”；三是“从外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去探寻”。[4]黄先生这里说的可概括为时代精神、科学和哲学三个方面，它们都是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内容。因此，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看，必须充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举办了十余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方兴未艾的热点话题”，这些论坛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4]当然，具体而言，前六届“主要以马克思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经典思想阐释、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为四个基本坐标点，展开了相对合理与完整的阐释”。[5]而从第八届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讨，研究者“能够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各种思潮中找到会通点、结合点来予以关注和回应”。[6]由此开启了明显有别于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内容，不再简单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问题，而开始着力在文化等新视野中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道路。这是可喜的转变。
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文化层次问题和文化理论问题，不仅是两个最具有文化特性和内涵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回避和绕过的问题，通常还是让人忽略并容易引起理论混乱和认识模糊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尚有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中的传统文化问题(如民族性、儒家文化、本土化等)就是如此。限于篇幅，此不专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文化层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必须注意文化层次，这不仅是文化内涵研究的问题，更是由文化发展与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所决定的。
从文化的层次结构来说，学界有这样的共识：在人们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等活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其分布呈现着由核心到外围、由深层到浅层的状况。迄今为止的文化发展与文化研究的历史状况，使得人们一般从文化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认识文化层次。广义文化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浅层的“物质文化”，指人们改造自然界以满足自身物质需要而形成的文化成果，是文化在经济建设中的体现；二是中层的“制度行为文化”，指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文化产物，包括个人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方式、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作为这些方式的固定化、程序化的集中反映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状况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即作为文化精髓与核心的人类文化心态和精神活动的对象化，它包括民族精神、教育科学、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深层“精神文化”就是人们所指的狭义文化。有研究者从文化内涵出发进一步把“现代文化的层次结构”细分为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模式)、社会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与管理形式)、科学与教育(文化传授与智慧创造)、技艺与建筑(技巧、工艺、制造)、宗教与艺术(宗教意识与审美、欣赏)、思维方式(思维的逻辑表现与类型)、心理结构(个体心理特征与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与习俗(衣食住行及其情趣)、行为规范与模式(道德行为与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等10个层次。[7]尽管如此，实质上并没有超出前述广义和狭义文化概念范围。它只是又一次说明和强调了分析和认识文化内涵时必须注意文化层次。
文化内涵研究的文化层次问题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研究者就把上述这种广义文化内涵与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三维结构对应起来，即物质文明缘起于物质文化、政治文明缘起于制度行为文化、精神文明缘起于精神文化，并给出充分的现实理由：“弘扬先进文化，即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但可以促进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促进制度创新，同时还可以促进精神文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际上就是要推动和促进社会文明系统三维结构(即‘三个文明’)的有机协调、健康发展。”[8]我们需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文化。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地为建设这种文化而努力，必须正确理解该文化不同层次的有机构成。有研究者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结构层次分为五层：理想层(构筑全社会人民的共同理想)、道德层(形成全社会人民广泛认同并自觉遵守的共同道德观念)、规范层(建设法制化、有序、规范的社会秩序)、时尚层(在全社会树立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时尚的典型)和智力层(提高全社会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9]不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分几个层次，这些层次分布存在着依次由核心到外围、由深层到浅层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按结构层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相应地在涉及建设某个层次的文化内容时就必须有针对性，因为该文化的来源、出发点都会与其他文化有所不同。
尽管上述关于文化层次的分析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却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从理论和现实来看文化的存在都是一种结构层次的存在，或说文化存在是可分层次的。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内涵，文化层次问题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笔者强调两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必须注意与文化层次相结合。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开放而暂时稳定的多层次结构系统。只有清晰地认识文化的层次结构系统，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具体实际相结合。当代文化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系统，其内部文化层次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各层次间的文化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由表及里来看，作为文化在经济建设中体现的浅层“物质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会形成集中反映和体现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状况的中层“制度行为文化”，而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就逐渐演变为特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很多以文学与文献形式流传于社会，构成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元素，成为深层的人类文化心态和精神活动对象化的“精神文化”。但是，文化的发展并不就此停留，“精神文化”最终会反过来决定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产生由“里”及“表”的巨大反作用。正是这样的一个辩证过程，才使人们在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拥有了无限的创造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这样由表及里和由“里”及“表”不断交替的辩证发展创新过程。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承创新。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必须注意把握深层文化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作为人类的文化心态和精神活动对象化的精神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因为后者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是文化层次中最深层的部分。过去在许多情形下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只理解为作为浅层“物质文化”的中国经济状况，以及作为中层“制度行为文化”的政治情况，而忽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作为深层“精神文化”的中国具体实际。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运用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形式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学科，其中国化过程的最佳捷径或最能在形式上与之契合和接近的方法，就是与作为中国深层文化的精神文化相结合，具体而言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这种结合，是一种高屋建瓴的结合，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一种在战略意义上具有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起点或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触摸的生动而具体的切入口，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抢占的制高点。有研究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时中肯地指出：“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是从文化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宗教批判、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理论批判，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解，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长期地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常被淹没于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的话语之中。“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位置，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并断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实现唯物史观价值理想的根本理论。”[11]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就是以人类深层精神文化的“文化层面”作为文化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才最终科学地揭示一切文化的来源、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这为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文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文化领域必然涉及许多中外文化理论。虽然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进行了零碎的探讨，但这种探讨更多是在哲学方法论而不是文化学理论意义上进行的。这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滞后发展不无关系。有文化研究学者指出：“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成显学，这个术语开始流行于各种学术杂志，尤其受到青年学者的偏爱。但是严格地说，专门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进入中国时间并不长”[12]，并认为这种“文化研究”的出现，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1964)为标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入中国，因为当时出版了两本标志性著作，即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而自觉地在理论和方法上加以建构与反思，比如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特点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大概在2000年前后”。[13]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滞后发展可见一斑。然而，笔者对这种“文化研究”持保留态度，因为它主要是从现代西方思潮的角度来评判文化研究的，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是大众流行文化(如消费文化)。相比较而言，笔者更认同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文化研究，因为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起源、成长、变迁与进化过程的学科。这样的学科在理论思维形式上更为抽象也更接近哲学学科，从而更有益于我们对相关哲学问题的分析与判断。文化人类学创立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早在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但是，在建国之初文化人类学便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也不再使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人类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以至于造成中国“人类学学科的解体”[14]。由此造成许多研究文化现象的中国学者缺少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知识、素养和训练，他们主要沿用非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文化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上，可检索的仅有几篇已发表的文章而已。
至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热而在我国哲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所谓“文化哲学”研究，笔者一直是不认同的。在本世纪初就有研究者针对这种“文化哲学”研究做过评价：“综观国内已有的中外文研究文献，以‘文化哲学’为标题的研究专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即使就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献而言，其涵盖范围、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的参差不齐姑且不论，各种对于‘文化哲学’的界定也没有得到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15]当时就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哲学界时兴的“文化哲学”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研究的延伸。[16]“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对人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只是，这种文化哲学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是对人的研究，却不像人学研究或价值论研究那样取得较有影响、自成体系的成果。尽管出版了一些为数不多的‘文化哲学’的书，它们要么在基本范畴及体例结构上与一般通用的文化学学科体例区别不大(还不如就叫文化学好了)，要么主要就是介绍西方相关理论(甚至就是人学理论或当代西方思潮)。”[17]既然如此，也难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上人们大都沿用非文化学学科专业方法进行。
自从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路径、旨趣和立场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文化理论，是因文化内涵导引出来的问题，因为任何文化理论都必须首先解决好文化内涵问题。不过，现实的具体情况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首当其冲的表现，就是理论上文化内涵(概念)的长期难以统一界定，与现实进行着的文化建设的内涵确切明晰之间的差距问题。文化内涵中最根本的是文化概念或本质问题。自“文化”概念的定义出现以来，已有研究层次不同、角度不一、歧义颇多的数百种。不同的国家、民族对文化内涵的认识也有较大差别。但是，在现实中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其含义是十分确切明晰的。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这里的“文化”就是指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伦理道德观念、社会风尚、科学文化知识、法制纪律观念等，它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完全一致。于是，在文化内涵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难以统一界定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文化理论对人们现实进行着的内涵确切明晰的文化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成为必须认真处理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是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或人所创造的一切。这里，经济(物质)、政治(制度)都可以归于文化范畴，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基本一致。狭义的文化指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观念形态的东西。这里，文化同政治和经济划分了界限，三者一起构成社会基本结构。这种广义狭义的文化观点，对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要研究文化，仅仅停留在这种广义狭义上的理解远远不够。人们在追溯文化最初起源的本意时，与物质生产、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耕种、耕作”本意和与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崇拜”本意，其实就很难以广义文化或狭义文化来归属和概括。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根据现实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去取舍和建构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促进作用的文化理论和方法，去解决我们不断遇到的新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新。
已有研究者把文化人类学方法用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学上有以下问题需要探讨：一是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和本土化的可能性条件；二是两种异域、异代文化的融合之可能性条件；三是移植和融合的动因及限制性条件；四是移植和融合的途径、方法、原则、规律；五是移植和融合的结果：外来文化的变异性态与本土文化的变异性态。这是一个文化本体论问题。”[18]研究者从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方法，如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论、民族文化意识与文化选择论、文化相通论与文化契合点论、文化融合论与文化结构论、文化变迁论与文化进化论、文化学比较方法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论述和探讨，并认为这些是近些年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常用的文化学理论与方法。文化人类学产生以来，其关于人类文化研究的理论或流派十分丰富，总括起来大致有早期的单线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历史独特论、文化功能论、进化论、马克思唯物主义流派、结构主义、阐释人类学，以及当代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文化符号论、现象学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十分丰富，我们完全可以像把文化人类学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比如，在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上，文化人类学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人类社会文化的同与异问题，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与多问题，个人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不过，仅仅停留在上述“临摹”性质这一步还是很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运用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形式进行思考和研究的学科，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时，必须是在这些理论和方法原有抽象概括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提升的运用。因此，尽管我们在具体研究的不少场合可以直接运用当代文化人类学某一理论或方法，但更主要和关键的是正确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即在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要有文化人类学的广阔视野。文化人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观察、分析、研究人类文化问题独特的广阔视野，即以一种整体性的(holism)、比较的(comparativism)、相对的(relativism)观点来看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方式。在这种视野下对研究者的要求有：一是从整体出发而不能从整个系统中割裂出来孤立地看待所要研究的对象；二是任何一种关于人类的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不同人群社会多元比较的基础上并用不同人群中的事实加以检验；三是在不放弃研究者原有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准绳的前提下对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价值应持一种相对(尊重)的态度。[19]其实，这个文化人类学视野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物普遍联系原理和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原则，同时还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原则。可见，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某种天然的契合，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内涵研究时很有借鉴价值。当然，我们不能把两者的主次混淆或颠倒。正如笔者研究非主流文化时所认为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下，必须与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从哲学层面进行文化研究相结合，与维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文化理论的科学体系相结合，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我们研究非主流文化的特殊借鉴意义才能发挥。换句话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于我们研究非主流文化毫无意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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