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亚洲周刊》最新报导，中国老牌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不适应市场经济转轨的「东北现象」，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出现﹔今天，大型国企转轨困难加深，企业破产及职工下岗的情况更为严重，下岗工人骚动频繁。劳工抗争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东北三省出路在何方﹖
今年三月初起，黑龙江大庆市工潮连绵不断。辽宁省的辽阳、抚顺等地也约有五六万工人上街示威，希望当局重视工人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和退休费、对解职工人作出补偿。四月下旬，辽阳的工人申请举行反腐败游行示威，当地警方没有批准。五月一日，工潮再度掀起。五月十三日，仍有几百名工人上街，要求当局释放四名被捕工人领袖，被警方武力驱散。
弱势群体对自身利益的正当要求，对不公正分配的强烈不满，对政治腐败的深恶痛绝，终于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引发工潮。自今年三月因失业和贫困引发大庆、辽阳、抚顺工潮后，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当天，东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再次发生工潮。这已引起国际劳工组织和海外工运组织的关切，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改善工人生存和工作状况，善待工潮的组织者和发起人。
亚洲周刊从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获悉，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五险合一」的社会保障网正在编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人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截至二零零一年底，全省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三十二万人，失业者在未找到工作前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三十六万五千名失业人员得到失业保险金三亿一千万元人民币，一百六十二万人领取了社会化发放的基本养老金，城市居民一百零九万人被纳入最低保障对象范畴。
报导说，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的下岗者、特困户、残疾人，至今没有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线，申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繁复，如要求申报者出具医院的疾病诊断书、检查身体的专门医疗证明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这些诊断过程要花费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人民币，这对于已经处于困境的下岗工人和特困者无疑压力巨大。由于一些社区居民委员会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不及时，不少困难人士竟拿?「白条」回家，拖欠现象时有所闻。
从目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进度看，在生活保障方面，标准低，保障面小。中国的保障体系主要是上述「三条保障线」。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月二百八十元人民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是每月二百九十六元，失业保险金标准是每月三百至三百八十五元。但这一标准依然难以适应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医疗保障方面，百姓的顾虑依然很多﹔在住房和教育保障方面，新的保障体系基本没有健全。
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该申报的困难户没有报上去，报上去的要「走关系」，急需救助的人进不了「救命网」，即使钱拿到手，还要遭层层「剥皮」。这暴露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内容。据哈尔滨市民政局副局长张伟林介绍，九七年在哈尔滨市建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速度惊人，标准由最初的一百元增到二百元，覆盖面由二千人增加到如今的十四万七千人。弱势百姓作为城市的特殊群体，缺少对这一制度政策的了解和极强的生存竞争意识，给某些不怀好意者提供了违法活动空间。
保障金的发放确实存在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哈尔滨道里区安良社区居民姜利华母亲高位截瘫，妻子偏瘫，女儿在大学读书，姜下岗多年，一家人全靠老母亲每月二百十八元人民币的工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特困户，每月的保障金仅有一百三十二元。香坊区周凤英家唯一的家具是?，每月保障金却只有六十元人民币，当地居委会主任刘英说，周凤英同离婚的儿子生活，儿子偶尔打工，因此按有三百元收入算，她只能拿到六十元。
哈尔滨市太平区宇鑫铝制品有色加工厂的八名退休职工，个人全部垫付了近万元人民币的养老保险金，但负责办理养老保险的人员却向他们另外收取一百五十至三百三十元。该厂劳资科长鄂雨霞承认，该厂首批二十七人办理了养老保险，除养老保险金外，她确实向那二十七人又收取四千六百多元，因为在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时需要坐出租车、吃饭、打电话、支付给市社保局的费用，现在还剩四百元。哈尔滨市社保局副局长孙晶华表示，为退休职工办理养老保险，仅收取资格审验证、报表费一两元，不收其它任何费用。可见，有人在落实社会保障的过程中，收取不义之财。
走在辽宁省阜新市街上，随时可见下岗矿工坐在街道边沿，身旁放?一把铁锹，当地称之为「大板锹」，他们等待雇主临时招工，干半天粗活重活，得几元钱，以餬口度日。六十岁的阜新矿务局退休工人王凤学的儿子，就是一名「大板锹」。不到三十岁的儿子儿媳都没有工作，儿子是一家建筑公司工人，长期「放假」，公司不说下岗，因为下岗就得给下岗费用。儿媳没城市户口，没工作，最近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饭馆临时找到一份工作。王凤学在井下采煤十一年，因病退休，在一次过铁路时，不慎被火车撞压，截去一条腿。全家五口人就靠他的四五百元人民币度日，而这些钱又常常被矿务局拖欠。
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是社会保障的主要承担者，负担重根本没变，造成资金征缴困难。下岗、失业职工是国企最重负担，目前全大陆下岗职工的六成五是国企职工，下岗职工与原企业的劳动关系仍有效，国企在一定期限内仍对下岗职工的生活和再就业出路履行责任，下岗职工的安置基金，三分之一要由企业解决，此外由财政负担和社会筹集。吉林省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企业中，只有二成能按时足额上缴保险金﹔四成能上缴，但时断时续﹔另有四成拖欠。一些职工反映，由于社会保险社会化程度低，没有脱离企业，令部分企业「让不让职工下岗」、「给不给职工失业保险」，成了一些官员的权力，成了他们要挟职工的资本，容易产生新的腐败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