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暴力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迅速获得了影响。对于最近发生的文化人约架并导致群殴事件，在一些人为之欢呼雀跃之时，另一些人则坚决谴责暴力，由于参与者中包括几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堕落。支持者认为，殴打出卖良心的五毛党是一次惩恶扬善之举，反对者在舆论场上似乎更占优势，他们不但自视据有了道德和理性优势，同时也有法律的支持。

暴力行为是法律所反对的，这没有错，但以为只要反对暴力就占有了道德上和理性上的优势却是未必。在上述事件中，暴力只是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手段，双方的目的都不是要制造人身伤害。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轻微的暴力行动表现出来的故意违法行为接近了非暴力主义的部分本质特征，即通过违反法律来引起社会对问题的关注和促成变革。但它不是非暴力主义行为。非暴力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拒绝伤害他人。在引起社会关注这一点上，这次事件的发起者的确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中国社会的分歧在不断加深。左与右，保守与变革，互不见容于对方。强烈要求自由和变革的网民，把替保守势力辩护的人称作“五毛党”，后者则反唇相讥，称前者为“美分党”。他们从网络上的相互攻讦，发展到约架攻击，反映了人们在寻求新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冲突。对腐败和现实的无力感，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了耐心，在网络上使用粗暴语言成了民众表达和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虽然最近《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在互联网上一般无须显示真实身份，这种面具特征降低了参与风险”，但网上发表言论的风险依然很大，公民因为网络言论被追捕和定罪的情况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谴责网络暴民，反对民粹主义和暴力革命，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些知识精英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也是他们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作出的反应。他们反对暴力的主张看上去是对流行的非暴力主义原则的继承，实则貌既不合，神离更远。预先把底层民众想象成天生地没有理性和一味宣泄仇恨的暴民或潜在暴民，给他们贴上暴民的标签，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的欺凌。

我们这个被暴力和暴力革命反复蹂躏的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对非暴力的简单肯定和对暴力的简单否定同时存在。

非暴力只是非暴力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维度。非暴力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又是一种反抗的哲学，旨在通过非暴力抵抗促成变革。我们只有从非暴力主义的动态地实践历史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它。非暴力主义的三个伟大实践者--甘地、马丁.路得.金和曼德拉，对非暴力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并不完全相同。对甘地而言，非暴力主义是一种必须始终坚持、不可违背的原则，但曼德拉只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灵活运用的战略战术，而最近，中东民众用行动为非暴力主义做了最新解释，民众的防卫性暴力进入非暴力反抗的实践中。

二

甘地伟大之处，在于不通过暴力革命成功摆脱了暴政，使人类找到了结束以暴易暴的可靠途径。在甘地看来，以暴力反抗压迫不可能产生正义的结果，非暴力反抗才是实现真理的唯一方法。但是，简单的非暴力，如演说、请愿、呼吁，无助于压迫者改变他们的态度，放弃他们的行为，因此，非暴力必须是一种积极的直接的行动。他所采取的积极、直接的行动就是公开违反法律，然后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被逮捕、监禁、遭受人身伤害。他相信抵抗者从容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被蒙蔽的双眼。非暴力者必须依靠道德的力量取胜，必须准备象基督那样受苦到底，勇于赴死。非暴力也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甘地强调非暴力的战斗性，强调怯懦与非暴力如水火不容，强调非暴力是完全的无畏。如果非暴力只是为了掩饰虚弱无力，那暴力比虚弱无力的非暴力更加可取，甘地十分肯定地指出，“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当然他这不是容忍暴力反抗，他只是认为，一个暴力者有变为非暴力反抗者的希望，而一个虚弱无力者却没有那样的希望。他的反抗必须是绝对的和平方式。

呼吁改革的一派在提醒社会公众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惧怕担当风险和道德上的怯懦，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非暴力运动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就是统治者不会轻易放弃暴力镇压和特权。在强大的压迫面前，人们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等待压迫者良心发现，然后赐予自己权利，要么是组织比统治者更加强大的暴力。对于饱受压迫的人们来说，后一种做法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多数人将自动选择前者。非暴力反抗是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拥有激励和动员民众的巨大能力，正是这一点给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甘地哲学的绝对信奉者从未超过一百人，然而就是靠这一小批献身的信徒激励整个印度挑战英帝国的强权，并赢得了自由。这位黑人民权领袖发现，一些特权个人可能更容易放弃不公正的地位，但特权集团很少能够放弃其特权，它比个人更倾向于不道德。他决定不能再像他的黑人祖先和同辈黑人那样“等下去”，而是行动起来，发动黑人游行示威，在社会中制造紧张和危机，以迫使当局和美国人面对黑人的问题。他明确地将非暴力当作一种战术，这是与甘地不同的，但他也像甘地一样，以自己的受苦来唤起更多的人投身到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他曾5次入狱，两次遭受暗杀，第一次差点丧命，第二次未能幸免于难，那年他39岁。

可是，一味靠自我牺牲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和它对压迫者的感化能力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美国黑人权利运动内部，金的非暴力主张受到正当防卫主张的挑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非暴力斗争后并没有阻止政府的暴力，这对它的非暴力主义构成了严重考验。它决定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曼德拉这时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坚决主张走有组织的军事斗争的道路，并获得了组建军事组织的授权。但他和他的游击队--民族长矛军--没有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是选择破坏这样一种低烈度的暴力形式，对发电厂、电话线、交通枢纽发动突然袭击，但严禁造成人员伤亡，既最大程度地制造社会紧张，又避免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埋下深海血仇。在随后27年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曼德拉认识到暴力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出狱后，他与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一道，坚定地运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种族主义问题。曼德拉成了南非黑人心目中带领南非走出种族仇恨的圣人。他坚持，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把非暴力主义手段的灵活性和目标的坚定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350年的白人独裁统治，南非的白人和黑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对非洲国民人大会来说来得太不容易了，从它1912年成立起，已历时82年之久。曼德拉给自己的自传取名《漫漫自由路》，恰当地表达了他在追求自由的征途上倍感艰难曲折的体验。

三

非暴力抵抗在20世纪成为民众争取自由和权利的基本方式，从亚洲、欧洲、非洲到南北美洲，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波兰的“团结工会”，缅甸的昂纳素季，则是在曼德拉之后推动非暴力斗争的光辉典范。在地方性冲突中，在争取一些较小的和临时性的利益目标上，如农民要求减轻负担，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市民要求保护自己的城市环境，非暴力抗争方式被广泛使用。

由于政府暴力十分强大，民众使用非暴力反抗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2011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中东革命展示了非暴力革命的新发展和新形式，这些新特点更加接近曼德拉的非暴力主义，即作为策略的非暴力主义，而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作为绝对原则的非暴力主义--则有所偏离。这种新变化不是来自于深思熟虑的理论，而是来自于现实条件的变化。被互联网改变了的现实，使非暴力反抗运动变得不同于以往。首先，我们看到传统非暴力主义的受难英雄不见了，互联网不但把民主和自由思想极为广泛地传播到大众当中，而且成为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有效途径，过去通过受难英雄的道德力量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的方式不再成为必要。其次我们发现，由于互联网强大的动员能力，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掀起一场全国性反抗运动，旧秩序很快瓦解，在突尼斯，埃及，专制政权在民众的示威浪潮中几乎毫无交加之力，社会顺利地和平转型，实现了变革的软着陆。第三，民众的非暴力反抗在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后，以暴制暴的反抗就开始登场。在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里，刀剑之于反抗不但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还想保留他的剑，他就尚未到达完全的无畏。但是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使他们拿起武器同压迫者开战，大大缩短了赢得自由的时间，把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利比亚人民只用了半年时间，叙利亚人民虽然花了更长的时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也只有16个月就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大量的人员伤亡是这两个国家的不幸，但它避免了在更长时期内流更多的血，又是两国人民的幸运。

非暴力主义脱离了领袖人物和核心团队的领导后所呈现出来的上述特征，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深刻注意。在传统的非暴力主义哲学中，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达到改革的目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其力量在于以英雄忍受痛苦的能力对抗统治者施加痛苦的能力，最后令统治者筋疲力尽，使压迫者厌倦自己的野蛮。显然，实践这一学说需要极大的勇气、自我牺牲精神以及长期地忍受迫害，它只可能适用于那些具有非凡意志和坚定信念的人，而且这只会是一些为数很少的个体。在全民抗议的时代，让大众在野蛮暴力面前主动放弃自卫的权利几乎没有可能。从古至今，在正当防卫中使用暴力不但是一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也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法律权利。中东国家的民众在自卫中使用暴力是人民权利的自动回归。

非暴力主义的在中东的发展是民众寻求更有力量的反抗方式的结果。人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对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将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从而保护和平。一边是有严密组织的暴力工具，一边是要求恢复社会正义的民众，前者虽然随时可以发动暴力打击，但在可以预料将遭到正义力量的反击情况下，对风险的估计就会使它谨慎从事。它使用暴力的风险越大，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正义在这里不是一顶漂亮的高帽子，而是一种可以迅速转换为物质能量的力量，它使卡扎菲和阿萨德拥有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很快丧失，并转为绝对的军事劣势，它也使突尼斯、埃及、也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权力的和平移交。

非暴力主义与非暴力有着多个方面的联系和区别。非暴力主义的目标是促进改革，最终以民主原则改变暴力政治，因此了离开正义的改革目标谈论非暴力将没有意义；为了促进改革，非暴力主义追求和平地但也更加富有效率的行动方式，因此离开手段的有效性谈论非暴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凡是没有行动力的非暴力手段不但与非暴力主义无关，而且为非暴力主义所反对，非暴力主义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暴力，就像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非暴力。

因此，中东革命的防卫性暴力与非暴力主义原则并不抵触，它与以建立排他性政权为目的的暴力革命有本质的不同，它坚持把实现民主作为自己的目标，事实上，以暴制暴的结果并没有产生新的暴力，随着普选的展开，民主制度将有序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非暴力革命的根本意义，即打破循环暴政，并没有因大众的暴力防卫而丧失，在利比亚没有丧失，就在不久前，它成功地举行了历史性的全民自由选举，相信在叙利亚也不会丧失。人民没有把对专制统治者的仇恨带进新政权的建设中，体现出了十分可贵的集体理性。长期处在暴政压制下的民众，懂得珍惜眼前的历史机会，懂得他们现在所作所为对创造国家未来的重大意义。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民集体反抗压迫没有产生一个压倒性的、在胜利后可以独占政权的暴力集团。

当利比亚人民拿起武器走上战场时，中国的那些半吊子专家曾预言，利比亚将陷入长期战乱，甚至出现各派为争夺权力造成国家分裂的局面；事实不久就证明他们错了，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战没有在利比亚打响，但中国的预言家--民间的和官方的--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把利比亚独裁者的失败看作是西方武力干预的结果，而不认为是利比亚人民的胜利。在叙利亚民众向独裁者开战后，他们又出来预言，叙利亚反对派不会成功，因为叙利亚政府军力量强大，绝非卡扎菲的军队可比，西方不敢贸然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干涉。这些人无法理解民主和民主的力量，他们的视野中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盲区，导致他们一次次失算，即便是最清楚明朗的局面，他们也总是看走眼。也许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如枪杆子，权力争夺，派系角逐，宗教纷争，但他们唯一没有看到的，或者说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世界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