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闹爆现象”， “80 后社会大学”办了讲座，出席者竟有140人，出乎意料。我介绍John Rawls 的公共理性观念，但可不是和平理性的老调重弹，更非将人群分为“理性”和“不理性”，实在不然。在罗尔斯的讨论中，若真要分类，对比应该是“公共理性”和“非公共理性”，而这其实是替公民之间的对话，寻求“公共”基础。所谓“公共”，首先需要符合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正义观念，因而支持“不民主体制”的各类诡辩及主张已经违反“公共理性”，因而建制集团被排斥在外。又例如，在时下流行的谩骂和叫嚣之中，真正的毛病并非“不够理性”，而是丧失了公共交谈所需要的基本伦理，它包括承认分歧、平等尊重和愿意合作等政治美德。因而，面对政治冲突， “公共理性”提倡“以对方能够接受的理由进行说服”的互惠构想。这里头，包含了罗尔斯对“政治”的特定了解，即视之为公民相互合作，才能成就的共同事业。因此，在充满分歧的政治世界中，公民简单说出自己觉得有说服力的论据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出其他人也能够共享的理由。可见， “公共理性”不是一套寻找真理的哲学，而是处理不同意见的对话模式。
这套政治学说吸引我的理由，就在于它深刻地勾勒出公共生活的特性，公民之间既充满分歧，又需要对话与合作（重申，这不包括建制派，因其存在本身已违反公共理性）。更重要是，它代表一份自由主义信念，即政治生活不可奠基在诸如“我就是真理”的宣称之上。正如罗尔斯所说： “政治不是一场为了赢得完全真理而进行的无休止斗争。”放在我们的处境来思考，例如，泛民主派分裂的问题上，激进与温和之争其实是路线分歧，而非敌我矛盾。在这两个阵营中间，谁可以真理自居？在既面对一个极权政体，又身处在一个夹杂威权、民粹和犬儒的公共文化土壤之际，又有谁可以为反对事业，交出一个真理般的可行革命方案呢？
不同阵营当然可以相互争议，甚或激烈批评，但这都不构成真实意义的敌人──敌人是需要消灭的。不同阵营只反映了对“反对”的不同诠释，顶多是相互争议的对手，而非严格意义的敌人。在此，我们不该混淆“敌人”和“对手”这两个观念，前者是政治关系已处于你死我亡的状态，心须消灭的那类人，而后者则与我们共享最起码的民主伦理原则，但仍争议何谓最佳的“反对”。政治自由主义者相信，健康的政治植根于持续的争议，但不可混淆为完全的敌对，反之，它终究仍是公民之间相互合作的共同事业。在网络盛行的闹爆文化中，其最大盲点，正是错把不同意见都一概打作敌人，而简化了政治的不同层次。
说泛民多年来的温和路线已捉襟见肘需要改革，我举脚赞同，甚或激进派的某些（好像拉布）行动，我也力挺。但劝说又好争议也罢，到底谁也不能以真理自居。这不仅是因为，香港自命温和保守的“普罗大众”从来占多，而是基于笔者一直强调的“公共理性”之原则。闹爆文化的问题恰恰在于，对意见不同者予以无限制的贬抑，一派“我就是真理”的味道。
无可否认，适度的真理热情可以点燃社会改革的引擎，但过份的狂热却只会无视∕抹杀公民之间的合理分歧，从而把政治转变成宗教信仰，远离它原该立足的公共世界。
（刊登于2012年7月21日《明报》副刊世纪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