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在这样的时候，去神社和寺庙参拜，为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幸福祈祷，是日本社会古已有之的习俗。
但是，今年1月5日，笔者动念去位于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看一看，却并非为了拜神祈福，而是想要知道，人们到底以怎样的姿态来造访这个明显已成为日中间麻烦与摩擦的象征的设施。
乘地铁在九段下站下车，爬过长长的阶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九段坂对面的靖国神社醒目的大鸟居。到达靖国神社需上一个陡坡。这一带在15年前有一个中国研究所，是笔者在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去处。
穿过略显古旧的大鸟居，与日本其他的神社一样，参道的两侧，有迎合新年的各式各样的货摊、卖点。大阪锅烙、烤墨鱼、糖炒栗子等小吃摊点和猴戏杂耍倒也令人赏心悦目。
过了大鸟居再往前，是有名的大村益次郎铜像。这个近代日本军队的缔造者、戊辰战争（明治维新之际，发生于新政府军与旧幕府军之间的一系列战事）的最大功臣，明治维新之后不久遭士族暗杀的长州藩（今山口县）出身的军人，其戎马倥偬的一生，被作家司马辽太郎写进小说《花神》，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1977年在NHK热播了一年。对于在小学生时代，《花神》逢播必看的笔者来说，大村益次郎是一个再熟稔不过的名字。
穿过饰有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的大门，就到了本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居然全然不见平时在新闻中屡屡提及的、身穿军服的老兵和右翼分子的身影。满眼所见，净是穿和服的年轻女性、放学回家的小学生等寻常的男女老幼，仅就这一点而言，与日本其他的神社佛阁相比，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拜殿的前面，一位女子正双手合十。一般日本人在参拜神佛时默不出声，但那位女子嘴里却叨念着一位好莱坞影星的名字。我想，她大概是在祈祷有一天能亲眼见到她所崇拜的名星吧。旁边那位穿学生服的小学生，也许在祈祷“成绩不断提高”，或者“想要的玩具快快到手”……无论如何，“再次武力侵略亚洲”，肯定不会是他们此时此刻内心的祈祷。
沿拜殿的右侧往里走，就是著名的“遊就馆”。5年前陪同中国学者来参观的时候，这里还是古旧的建筑，3年前已被修葺一新。只有在这儿，才能感受到其他神社所不具备的、为靖国神社所独有的“特色”。在落地玻璃窗的新馆里，陈列着“零式”战斗机和在战场上使用的蒸汽机车的车头；与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兵器、军服、战争绘画一起展示的，是在昭和以降的各个战事中阵亡的军人的遗书、遗照。
馆藏资料显示，作为国内最古老的军事博物馆，于明治15年（1882年）开馆的“遊就馆”历来宣称其具有如下之“使命”：“为近代国家之成立，为我国之自卫图存，进而从世界史的视角出发，为达成无关皮肤颜色的自由、平等之世界，发生了诸多难以规避之战事。为这些战事奉献了宝贵生命的是我们的英灵，而彰显英灵之武功、遗德，真实地重现英灵们所走过的近代史之历程，乃本馆一向所秉持的使命之所在。”
批判、抨击如此之“历史观”，即使是作为日本人的笔者也当义不容辞。尽管我不认为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全部是错误的，但就其结果而言，给近邻诸国造成偌大的伤害是不争的事实。对此，理应谦逊地反省，而不是自我评价。
虽说如此，我们却不应忘记靖国神社还有另一个侧面，即对战殁者的慰灵与追思。在馆内，有一个84岁的老母献给于昭和20年（1945年）4月在冲绳战死的儿子的偶人，旁边是一封信：“每当想到吾儿以尚未婚娶的23岁年纪而撒手人寰，都会感到柔肠寸断。今天把这个漂亮的花嫁偶人给汝，权当……”
诚然，这个士兵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走卒，曾经是侵略战争的协力者。但更加重要的是，因战争而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是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在《遥远的山河——东大战殁学生手记》等文献中，从那些战争后期的所谓“出阵学徒”，被强制征兵后战死的学生所留下的手记里，多少能读出一种虽然祈愿和平，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抱有疑问，但终难对抗残酷命运的郁闷与苦痛。后世的日本人，有必要在心中铭记，今天的和平，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士兵，乃至亚洲众多生命的牺牲之上。作为一个能够激发这种战争历史记忆的场所，应该说，靖国神社有其一定的存在理由和价值。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质疑那种把策动并亲自指挥了那场战争的人物，当作“英灵”来祭祀的做法。因为，正是他们驱使众多的青年走向沙场，加大害于无辜，进而化国土为废墟，直至把日本推向毁灭的边缘。即使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也不容将其行为正当化，更不容许一国之政治领袖拜谒其阴魂。
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合祀，肇始于昭和53年（1978年）。据天皇的侍从长，曾服侍天皇从战前到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川义宽（已故）的口述（见《侍从长遗言》，朝日新闻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遗言》）：战前，靖国神社的合祀者，由陆军、海军省决定。战后，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协调，将认定为“战争公务死”者的名单通报给神社方面。根据名单，由神社方面实施合祀。靖国神社在昭和34年（1959年），开始了乙、丙级战犯刑死者的合祀。昭和41年（1966年），在从厚生省发往神社方面的名单上，追加了12名甲级战犯的名字。
昭和45年（1970年），在神社的运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崇敬者总代会”决定，视时机对甲级战犯实行合祀。而当时主持神社工作的、旧皇族出身的筑波藤麻吕宫司（神道教神官，相当于佛教寺庙里的住持）最终也没能下此决心。真正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是接替筑波任宫司的、旧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他于昭和53年（1978年）就任宫司后不久，就在是年的秋季大祭上一举实现了全面合祀。
另据德川的证言，曾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动合祀“事业”的青木一男（曾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大东亚相）当初主张，“如果不实行合祀的话，就等于承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合祀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历史观之下被操纵出笼的，由此也可见一斑。据说，宫内厅方面在当时就认为，“厚生省的行政操作与靖国神社的祭神化是不同的问题”，对合祀决定不止一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遗言》还暗示了昭和天皇对合祀方针的抵触态度。昭和62年（1987年）8月15日，天皇吟诵了一首自创的“御笔”和歌：“又逢今年之此日（指8月15日，战败纪念日），靖国（神社）宫墙，朕的忧思无边涯。”而在和歌发表之际，向天皇面陈的（左近人士对和歌的）意见中，虽有“合祀原本怪异，为之纠缠亦属滑稽。脚踩双船，不亦说乎？”之说，但实际上，天皇的心情无宁是倾向于前者的。德川本人也认为，“靖国神社之本，旨在‘靖国’，本应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志士。如将那些陷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人也一并合祀的话，就难免会有异议。”
事实上，虽然从靖国神社方面一再传出请求天皇参拜的呼声，但自从甲级战犯合祀之前的昭和50年（1975年），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参拜以来，现在的（平成）天皇除了在皇太子时代的参拜经历，尚未以天皇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
而一而再、再而三，对靖国参拜乐此不疲的小泉首相，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日本国民心情的“代言者”，笔者深感疑虑。
“不问死者前生罪”，这是在靖国参拜问题上，我们被屡屡告知的、日本特有的“生死观”。但是，我要说，这种“生死观”，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常识性、普遍性的生死哲学。因幕府末期的戊辰战争，在萨摩、长州（今鹿儿岛、山口两县的古称）及被其攻灭的会津（今福岛县）之间，绵绵遗恨至今难以消弭。笔者从前在福岛县的温泉旅馆下榻的时候，曾与旅馆的主人对饮。“戊辰战争中，我们会津人可给萨长（萨摩、长州）害惨了”，主人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向笔者倾诉的情景历历在目。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接受《世界》杂志的采访时说，“给邻人制造了相当的麻烦。对自家人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人，但既然给人家造成了麻烦，那么当着邻人的面，默默地祭祀，不要搞得过于扎眼，这难道不是国与国之间起码的礼仪吗？因此，要祭祀的话，首相也应该在心里默默地祭祀才好。”
遗憾的是，今天围绕首相的靖国参拜问题的议论，无一不是在赋予靖国神社以某种“新义”，即作为上述的那种排外、独善、复古的历史观的“牙城”的履新使命。而宣扬这种史观的书籍就摆放在“遊就馆”内的精品店里。
然而，以这种形态让“英灵”在当代复活，决不是“英灵”们的本来愿望。不要打扰我们，再也不要生产像我们这样可悲的战争受害者……这难道不是他们共同的希冀吗？就让他们怀抱着这种希冀安息吧，让靖国神社像遍布日本全土的成千上万个神社一样，安静地存在下去吧。
吊诡的是，中国越是要求停止参拜，在日本国内引起的反弹便越是升级，其结果，反而使靖国神社的存在价值一再得以强化。有鉴于此，中国至少应该像韩国那样，从操作层面上，把停止参拜的要求与首脑互访分开来加以考虑、处理。
笔者过去虽曾数度造访靖国神社，但却从来没有在祭坛上双手合十地正经拜祭过，这次也没有。而与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面向祭坛，笔者在心中默祷了片刻：你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同时，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以错误的方向误导日本，并使他国众多的国民蒙受莫大损害。如果你们承认那是一个错误，如果你们真的爱日本的话，就请再也不要让这个国家挑起、或者卷入什么战争，请保佑这个国家与邻国的永远的和平与繁荣吧。
（原文发表于1月20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