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呐喊》，我看到的是一座座沉沉地压在人上的坟。隐现于明暗之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者，碾碎一切欺瞒的梦，叫喊于生人中。有许多先生说青年不宜多读鲁迅，一则他的思想太黑暗与偏激，只会搅了青年“正做着的好梦”，二则或许也看不懂。可我仍怀疑这“好梦”，及因“好梦”而生的“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的希望。他怀疑并期待着的铁屋中的人，醒来而走出的毕竟寥寥。个人的解放仍旧只是彷徨，我也实在听厌了耳边“尼采是疯子”的玩笑，我辩不过：书上写着，鲁迅说的。可怜教育并未使我们明白一个业已黯淡的常识：人为什么活着？我只觉得《呐喊》及其他并未失去其意义而将可以速朽。

一

鲁迅作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而《呐喊》的目光所围绕的即是对普通人生存地关切，但未有“超人”自居的姿态。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有所谓迫害狂的病态，始终处于“一种过分的神经质的惊恐之中”，以至对于所遇见的人，甚至小孩，也总疑忌他们要坑害自己。这种弥散的不安全感或许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礼教下的人真实境况的刻画或是一种自我内心饱受奚落的独白。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为什么从历史中看出？又看出了什么呢？刘小枫说：“王道的历史永远在肯定‘吃人’的正当性，迫使中国人承受人吃人的事实：人肉筵席是历史事实，而且还有人想继续吃下去。”所谓“王道”不过是赋于以理人杀人、吃人的自我文饰，假借了儒家“忠孝”一类的纲常对人的压制与扼杀。当人们习惯了残酷，于是便成就了一个以“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为纲的有嗜杀性的民族。可悲的是理想的世界早已上演过了对人生命极度漠视的“吃人”。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举世皆狂而我独醒，一个觉醒了的人被世人视之为狂人。 一个漆黑的世界中有了那么一点光亮，让狂人看到的是更无涯际的黑暗，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呼吸而领会者，狂人一人而已。

“日光底下无新事”，我忽然感到篇未“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有了现代意义。

二

“执拗的农民性，是鲁迅所了解的深刻所在。”《呐喊》所展开的小说背景许多就安排在鲁镇，而鲁镇即有了李长之说的“一种令人熟悉的氛围”，从鲁迅的小说中也显见“这氛围也就是鲁迅知之最深，攻击最烈，同情最大的氛围。”

《孔乙己》写的便是鲁镇中一个没落的农村知识分子。我曾想何以小说要以咸亨酒店中的小伙计的视角写，后一想也对，在所有人的哄笑与嘲讽中，孔乙己不过是他们取乐的谈资。“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样过。”无论是酒客或是掌柜，都只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个缩影，他们是麻木，愚昧的，不会生出对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的爱，那本就是多余的。而小伙计或因为仍是个孩子的缘故罢，他恰是其中最温情的人物。尽管他并不能直接超出自己的意识限定而独立。当“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时，小伙计仍是蔑视孔乙己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然而读着小说最未描写的那个眼前的孔乙己，总隐隐流露着一种同情。“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分明可见面对此时只能用手走路的孔乙己，他没有说笑，却顿时生起一种悲凉而可哀的感情。“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种情绪或许也有鲁迅的。

孔乙己的悲剧在于他自认读书人高人一等,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君子与其在现实社会的地位之间的巨大反差。钱理群先生说这揭示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处境。从属政治权力，又是“帮忙”与“帮闲”。

《孔乙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以一个大而无当的群体视角在描述这类下层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思考总容易以群体的概念置换个体世界，可有什么能比这一切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聚集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更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更能体现对普通个体生命的关切呢？

三

“鲁迅的小说是抒情的”，似乎是不自觉地将热烈的情绪投入其中。无论是对《药》中因革命做了“药渣”的夏瑜，吃了人血馒头而终死于痨病的华小栓，还是无望明天的单四嫂子，还是赴了刑场凄凉的阿Q，鲁迅的笔总蘸满了或怨或怒或哀的情绪。而我所要分析的只有阿Q。

许多先生说过阿Q是“在现实世界里既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他一个民族的类型，是“中国一切‘谱’的结晶”。

阿Q是卑怯的，未庄的人可以尽情玩笑他，甚至于揪住他的黄辫子打，而他每当陷于这样的屈辱时，却只能先答复“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来求饶，然后采取怒目主义报复和精神上的胜利法自我安慰。这是他“稳做奴隶”的时候，足可令人哀悯。然而当他面对捉着蚤子的王癞胡，静修庵里的小尼姑和也学着用竹筷盘起辫子的小D时，便仿佛成了得势的优胜者，大可以高傲地与王癞胡比破夹袄上的蚤子，以调戏小尼姑的“壮举”博得看客们的赏识，荒唐地想着以胁迫小D忘记生辰八字的方式教训他。这是因为阿Q所积蓄的怨愤太多了吗？我至少相信他是“受强者蹂躏所致，但他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不是他卑怯的写照吗？

阿Q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他只是以“社会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恋爱的悲剧” 中阿Q眼中的女人只是“害人的东西”。他的一套荒唐的学说“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是想勾引男人……”难道这不是因袭了中国人的意志吗？于是女人在人们眼中便只是生理上的附属物，而可笑的是阿Q又将自己“精神上的飘然”的责任，推卸于“女人真可恶”。“假如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便不至于被盅；又假如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不至于被盅了。”然而任何自身意念的歪邪，都能以此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吗？

阿Q要闹革命，可革命是什么？他并不清楚，在他看来革命不过是造反，“锵锵，得锵”唱几句戏而已。这不也是因袭了社会的惯例成为自己的意志吗？阿Q原先最正气般厌恶革命，“以为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痛绝之的。”而此时阿Q竟要闹革命了，原因呢？“殊不料这却使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他不过是幻想让未庄的人都成为他的俘虏。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人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谁都知道小D抢过他的活，赵太爷扇过他耳光，还有秀才，假洋鬼子，王癞胡都打过他。那么这算是阿Q由奴隶而翻身呢？抑或是他怨愤的发泄呢？

而革命可使阿Q得到无宝，洋线，洋纱衫，将秀才老婆的宁式床搬进土谷祠，还有女人。这便是“革命”的目的，而恰恰是这样的“革命”，却凑成了一部整整几千年的“二十四史”。然而这已是近代的中国，为什么除了阿Q这样跟风的愚氓，就是赵秀才与钱洋鬼子这样“咸与维新”的投机者，砸几块无用的龙牌就表示要与封建决裂，却又顺手抄个宣德炉作战利品，所有的一切仍是照旧。可叹的亦是孙中山所要的民主共和却得了如此反讽的应和。

一定制度其实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是文明的土壤才会生成民主制度。当民众的思想启蒙还处在零历史阶段，他们以强者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热爱既定秩序，自由、平等离阿Q们的勇气，理解力却太遥远，在这样的土壤中，制度的选择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阿Q悟出革命真谛后，“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自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他确乎再没有别的路，而莫名其妙地成了赵家遭抢的替罪羊。

阿Q始终活得不明白，他是缺乏求生意志的，活着便只是活着。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以至于他仍能爽利地回答别人“我想造反”。伏诛前的画押，他仍想使尽平生力气画圆。“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因为他能以为许多事都是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免不了的。阿Q终于被示众，终于被行刑了。只是他并没有得到丝毫同情，社会对他依旧冰冷、残酷。然而在他真切目睹了死的袭来时，可曾体会到生的存在呢？

所有的人也同阿Q一样，并不尊重生命。似乎“永远都是戏剧的看客”。未庄的人不是这样对阿Q的吗？阿Q从看革命党被杀头，到最后自己被枪毙，不是由看别人，成了看自己的看客了吗？

我说不出这是鲁迅先生怎样深切的爱憎，也许如李长之所说：“阿Q已不是鲁迅诅咒的人物了。”

四

鲁迅曾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什么，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读完《呐喊》，说到感受，也并没有先生的自白深切。我也每每感到生命的苍白，而生命受到的压迫与伤害又实在太多。我曾也不止一次为罗素“我渴望解除这些不幸，但我无能无力，并且自己也深受其害”的话而深深共鸣。鲁迅先生却要启蒙，独自负荷起人间斗士的使命。"先生是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人得要生存，人得能生存，有尊严、自由的生存。我想这便是《呐喊》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

2、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

3、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