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全世界关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2009年中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霾；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同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予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记忆犹新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神舟飞天”、“嫦娥探月”……中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放的中国、和平的中国、崛起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普遍停滞与衰退给世界人民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预言， 到2020 年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在国际政治中也日益发挥关键作用。国际社会纷纷关注中国发展，各国学者也开启了新一轮深入研究中国情况的新探索。西方这些对中国的研究、探索与分析，集中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贡献等方面。
一、肯定中国式道路：从早期探索到“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
国外学者惊叹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开始探索是否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
1.“北京共识”仅仅是一个缘起，力图理解中国发展独特路径的学者展开了争鸣。2004年5月，《时代》周刊前编辑、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 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 库珀·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随即，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热潮。英国杂志 《每月评论》在 2004 年7-8月号刊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表明，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内，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性的发展路向。主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一种发展模式，中国将成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范。《国际社会主义》杂志 2004年夏季号在题为《中国的世纪？》的文章中援引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库“新美国世纪工程”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所支持的现存的国际体制提出了挑战，并对 “中国世纪” 能否到来以及带来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美国2004年新出版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全球化、转轨和发展》一书对中国究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官僚市场混合型的经济进行了探讨。
2.一些敏锐的西方学者早在雷默之前已经开始思索、研究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1980年，日本季刊《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文中使用了“中国模式”的概念，用以指称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1988年年底，法国《发展论坛报》发表《中国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证》的文章，认为自邓小平宣布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以来，“改革使中国模式逐渐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中间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1997年，当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在访问中国后，明确表示希望按“中国模式”进行经济改革。
雷默发表“北京共识”前后，2003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 发表曾担任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耶鲁大学杰弗里·加滕教授 的文章《中国的经验》，作者建议学习“中国模式”。2004年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其实，冷战结束并没有结束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冷战思维，它们先后抛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预测，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逐渐发展壮大，并且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一个大国负责任的姿态，这给西方国家以极大的震撼。雷默教授发表“北京共识”的文章，以及之后学者们的争鸣，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状态的新回顾与肯定性展望。
二、理解中国式探索：“中国道路”理解的诸多独特性
雷默之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关于中国道路是否形成了模式未有定论，但是理解中国探索发展的特殊性趋于深化。
1.英美学者力图从现代化发展的多途径上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2010年1月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一条，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而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明基础上的文明体。马丁·雅克指出，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他还认为，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新型现代性的出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扩展。 这样就把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放到了现代性发展的多谱系上，从而证明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与北美和欧洲模式并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之路包括政治的发展，建立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与西方经历的道路“完全不一样”。 他甚至认为，随着西方的衰落，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重新塑造，中国将成为世界霸主。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则从对比角度分析中国道路的特色，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式”一词而不用“北京共识”来描述中国的发展道路，即在不根本性地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达到高度的经济增长，用以对比“华盛顿共识”或是要求自由市场体系与自由民主并行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则认为中国开创了世界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他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认为：如果“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 2000 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并且中国探索出来的这条道路，可以作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将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2.从中国发展路径本身的独创性并形成了一些独特经验，来分析“中国模式”。其中以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为代表。2009 年 9 月，美国人奈斯比特出版《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试图揭示中国发展的八个原因：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文学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会金牌到诺贝尔奖。作者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纵向民主，即从上到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
另外，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经断定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人类历史将在法国大革命宣称的“自由主义”旗帜下结束。然而其新著《出乎预料》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的崛起，“历史终结论”并不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不是人类进化的终点。这实际上也认可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给世界未来以新气象。
不少学者认可中国存在独特发展模式，否认这一模式存在的国外学者，则从中国仍然处在发展转型过程中、中国道路不能复制模仿、中国发展的根本因素与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相通等等层面进行论证。但是，西方学者都不否认，中国正在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
3.俄罗斯学者从与自己历史的对比中鼓励“中国特色道路”继续深入探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学者，无论是主流、左翼还是新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研究同样非常深刻。例如，俄科学院远东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论文《中国市场转型模式》中具体描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分析了中国向市场化转型的特点。俄科学院远东学院学者、历史学博士维诺格拉多夫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一书中着重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形成的中国模式的根源是中国民族文化传承这一特点。俄罗斯著名经济学者、经济学博士、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教授雅各布森在他的《中国经验反新斯大林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化模式遵循的是邓小平的战略，它不同于毛泽东主席时代的宏大的前景设计，而采取了类似于俄罗斯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的措施，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关注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因此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俄罗斯经济学副博士、政治哲学专家、国家发展学院校董列米若夫教授在《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中国改革》一文中提出，中国是后发赶超模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着坚固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显然不是共产主义类型的现代化，而是建立在中国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俄罗斯全球化问题学院院长、前祖国党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吉林大学荣誉教授捷列金在《中国道路对俄罗斯来说就是新斯大林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是有效的管理体系、自有的而非外来的民主体制、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劳动力的勤劳和廉价、海外侨民的投资、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等综合发挥了作用。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前进——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前途》则提醒俄罗斯政治家，应当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因为这些改革卓有成效，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设计对于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三、赞扬中国式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效果显著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通过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国家建设事业稳步前进。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或者是什么样的“中国模式”存在很多争议不同，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普遍持赞许态度，尽管也有人表示了对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问题的担忧。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特色道路在新型工业化发展、市场经济转型、国家保持稳定等方面成效显著。
1.中国明确了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推行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抓住了战略机遇期。西方学者认为，在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以及跨国公司按照价值链进行全球水平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国找准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从而促进了加工制造业的高度发展。但是也因为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附加价值难以较大幅度提高，中国进一步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实验与渐进相结合，改革和调整各种促进发展的制度与政策，注重科学发展。许多外国学者赞赏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实验方式：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创新地建立几块经济特区、不断扩大开放区。在经济制度上，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也不实行单一公有制。在高效的政府治理下，依靠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维持了社会稳定，为经济的持久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则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辅之以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也比西方国家要大得多，保持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主导、决定地位；中国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刺激了生产的扩张，但是也带来了分配不公平和贫富分化的问题。
3.保持基本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逐步协调国际国内关系，谋求和谐与和平。国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在基本政治制度上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多年一贯的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辅之以非竞争性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多重性的地方制度三个支撑。特别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适应中国复杂的民族、区域而发展成熟的自身特色的地方制度：典型的单一制地方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多重性的地方制度相结合，满足了多方利益或制度诉求，保持了国家统一和团结的局面。另外中国几代领导人不断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有了许多进步，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深入研究。德国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方研究院舒耕德和李安娜2011年在美国《中国政治学刊》第16卷第1期发表文章，使用二维的分析框架，通过调查浙江省庆元县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了中国地方政策的实施对政治体系稳定性和合法性产生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学者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主要领导人过渡平稳以及政策基本保持不变，这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关键的核心。中国虽然是一党执政，不搞多党制，但是，中国成功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时又实现了从代际交替制度到届际交替制度的转型。实现了邓小平说的既要“有一个核心”，但是又平稳更替，保持了中共领导交替的稳定。
四、期许中国式发展：中国的强大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国外学者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马丁·雅克的具有轰动性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掀起了全球范围的讨论，他认为中国将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其独特发展模式将取代西方模式。显然，中国改革的全球效应深深吸引着国外学者的研究视域。学者们认为，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希望和动力。同时，“中国奇迹”也给世界总体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西方学者看到，中国发展起来，并不对其他国家产生威胁，而是提倡“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的理念，在稳定周边、消除南北贫富差距问题上付出了极大努力。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许多强国的兴起以向外扩张为常态，与扩张连在一起的是战争，世界和平进程多次被这种战争所打断。与这种大国兴起的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本国内在发展为起点和归宿，所有变革的宗旨都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贫困人口，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这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一个突出证明。
其次，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引向了深入。莫斯科大学教授A·P·布坚科认为，中国进行的以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变革，被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尝试之一……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是市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在前苏联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失败之后，它代表了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苏珊·奥格登 (Susan Ogden)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解决某些关键性的发展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这种成就绝不因中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失去其光辉。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出色。
美国学者哈珀在 2010年6月出版的《北京共识：中国威权模式将引导 21世纪》中说，中国在“威权统治”下的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认为中国特色的道路是“威权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称为“后社会主义”。他反对一般国外学者中较为流行的观点中把中国视为“走向资本主义”，或贯之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威权资本主义。”德里克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在进行根本的改革，对中国改革性质的争论源于意识形态上的僵化，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巨变要求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试图突破传统的思维框架。为此，他提出了新的认识框架即“后社会主义”，并认为“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帮助人们能够以新的富有创造性的理念反思社会主义。
最后，一些学者也从另外的角度，期待中国发展给世界输出更多价值性的财富。在西方学者的语境里，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国际化，更是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的渗透。在政治、文化、社会复合领域的宏观层次，全球化以跨越时空维度的势头扩张资本主义的许多基本价值——即那些被解读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发展模式处于界定中国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困难，其实质是，理解中国这一系列“新道路”或“新特色”的制度建设背后，中国主张了哪些最基本的价值观。有学者认为，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来看，“平等”、“民主”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从经济、社会改革来看，“公平”显然是被暂时牺牲了。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入世”后开始提出并逐步完善的“和平共处”、“国际新秩序”、“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理念，还需要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认同，反而，“中国造”和“中国要购买”被赋予了许多非经济性含义。
（作者单位：谭扬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贾江华,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