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严复原本只是北洋水师学堂教师，并没有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爱。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严复人生道路，因为在战场上牺牲的海军将士，不是他的同学，就是他的学生。种种刺激使严复愤怒，痛定思痛，严复认为中国失败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于是他向中国人转译天演理论，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鼓励中国人只有大胆适应丛林法则，方有可能在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赢得胜利，赢得尊严与地位。严复原本应该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样对先前三十多年洋务新政进行检讨，然而他所宣传的丛林法则富强道路，实际上是在为洋务新政背书。这大约是严复没有想到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传统中国最不待见的霸道政治，激活了唯利主义、功利主义，这对中国走上富强意义重大，但不必否认也有思虑不够周严的地方。
在甲午战争中，有一个虽在北洋任职，但没有参加战争； 自己虽没有参加战争，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人中，却有不少是他的同学或学生，这个人就是严复。他既在战局中却又在战局外。在局外，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的愤怒、哀嚎和呼唤，来自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 在局中，他对中国的失败，北洋的倾覆有深刻的反省，着力寻找这其中的奥秘，并试图为未来中国搭建一条通道，那就是走进丛林，遵从“丛林法则”，彻底放弃王道政治，紧紧抓住霸道政治，用“力”去说话，而不是用道德示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终于在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接受了严复转译的进化论。此后一百多年，不论中国在政治上发生怎样变化，中国人始终没有怀疑壮大自身走上富强是唯一凭借或正途。
一、失落根源
严复之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能够敏锐地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而且深刻影响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因为他在那之前差不多三十年时间里，孜孜不倦地探究西方走向富强的根源、背景与动力，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展开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生于 19 世纪中期的严复，当甲午战争爆发时刚至中年。他早年成长的地方是福州，那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即便在中原王朝闭关锁国年代，东南沿海似乎始终没有中断与域外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有时即便这些交流是非法的，但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近代中国早期洋务人才、海军人才，多来自福建或东南沿海，这大概也可从一个方面证明那儿的开放程度。
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军混乱结束后，清廷有条件静下心来考虑建设与发展了。鉴于过去二十多年内外战争经验教训，闽浙总督左宗棠于 1866 年 6 月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发展近代海军。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很快将左宗棠派往陕甘，因为那里发生了回民起义。
接替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是江西巡抚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福建侯官人，严复是他小老乡。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事务后，立即为“求是堂艺局”组织一次招生考试，严复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被录取。求是堂一年后更名为船政学堂，严复成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
进入船政学堂前，严复按照乃父意思，应该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直至鲤鱼跳龙门，光宗耀祖。然而不幸的是，他父亲在 1866 年那场霍乱中去世，家境突变，严复只好放弃原来的梦想，进入这所不要钱还会给点补贴的学堂学习海军。
不论严复对海军生涯是否有兴趣，但福州船政学堂那段经历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难忘。这段生活使严复第一次走出先前狭小的人际圈子，融入一种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船政学堂完全按照西方海军制度进行设置和管理，所学内容重在英语和自然科学，学习方法也不像传统学问那样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注意实践，在战船上练习掌握战船。短短几年，严复不仅在生活习惯上有了很大改变，即便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上，也似乎更加倾向于西方化。这是一个少年的必然转变。
福州船政学堂请有不少西洋教官，然而在中国本土学习西洋文化总是显得有一层隔膜，要戳破这层隔膜，就必须派遣学生到西方，到人家的土地上直接体验。清廷既然已下决心学西方，走上富强，那么就必须走出这一步。1872 年，经容闳建议，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清廷同意选派詹天佑等 30 名幼童赴美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开始。中国文化从盛唐以来的输出国变为输入国，不过中国由此也真正步入世界轨道，尽管后来有不少反复和曲折。
幼童出国留学只是中国走向世界第一步。紧接着，沈葆桢以福州船政大臣名义建议朝廷以幼童赴美成例，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两国深造。朝廷很快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严复、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江懋祉、林颖启等驾驶专业学员 30 名被选送至英法学习海军。1877 年3 月31 日，他们在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率领下，放洋长行。
这批留学生与赴美留学的幼童不同，他们已在国内接受了十多年系统教育，语言工具也较幼童更齐备，他们到了欧洲之后并没有幼童进入美国的惊奇和震撼。当年一些幼童进入美国，很快开始信仰了西方宗教，引起清廷极大不安。严复这些人只是在通过实地考察，验证他们先前所学书本知识是否可靠，探究书本中无法表达的文明精神。
根据安排，严复和方伯谦、何心川、萨镇冰、林永升、叶祖珪等六人进入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学习内容主要是技术层面，诸如测绘海图、防守港口、行军布阵等，对于这些内容，由于严复他们在国内已有相当根基，学起来并不感到困难。
正常专业学习外，严复更关注西方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探究西方究竟在哪些方面与中国不一样，何以然，见贤思齐，取长补短，也就知道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向西方学习，在哪些方面应该有根本改变。严复留学那几年，尽最大可能了解英国社会，研究西方文化，到议院观察议员们怎样议政，到法庭观察审判官怎样判案，他渐渐领悟西方诸国之所以在短短几百年走过人类历史上千年道路，逐渐富强，公理日伸，其根本点是西方人建立了一个能够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
大约是因为严复不像专业海军将领，或者说他不安心于当一个海军将领，他的思考总是带有一种政治家、哲学家的味道，因而他的上司特别是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觉得让严复当个海军将领怪可惜，于是有意识安排他多学点技术层面之外的东西，以便将来返回国内担任教职，培养更多海军人才。
在郭嵩焘等人关照下，严复是那一批 12 名学员中唯一没有到军舰上实习的人，他节省下来的这些时间，主要用于补习海军教官应该知道的学问，以为将来传授生徒之资。［1］
1879 年暑假，严复结束了在格林尼次的学业，接到奉调回国的命令，于是结束在英国两年多的留学生涯，同年 9 月返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一年后，奉调天津参与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开始其在北洋的教书生涯。
北洋水师学堂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于1880 年 8 月 19 日奏请朝廷创办的，校址位于天津城东，1881 年落成，所以严复加盟也就算是北洋水师学堂元老级人物了。
学堂创办之初的总办是吴赞诚，吴赞诚曾任福州船政大臣，严复回国任教母校，其实就是吴赞诚动议的，所以他在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时，将严复一并带到天津担任教习，由此亦可看到他们两人应该有不错的关系，严复在那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应该心情不错。
还有一种说法是，严复的才华深得陈宝琛赏识，以为器识闳通，天资高朗，陈宝琛将严复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下令将严复调到北洋水师学堂。陈宝琛是严复老乡，而这个说法又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伦在日记里记下来的，应该有几分可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来到了北洋，其实就成了李鸿章的部属，成了李鸿章的人。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严复在北洋那些年大约对李鸿章有很高的期待，总希望能够像那些同学一样，受到李鸿章关爱、栽培与提携。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十几年，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从教习做到总教习，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主管整个学堂日常事务，但在行政级别上却一直上不去，在大清官僚体系中只是一个中层官员而已，较他那些在军界的同学甚至学生，似乎都低了一点。所以到甲午战前几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研究的严复，却用大量时间去复读，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
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问题是严复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竟然都无法金榜题名，你说这能不让他格外郁闷吗？ 所以他当时就对早年误入歧途学习西方文化表示后悔，说是“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2］。似乎假如让他重新选择，他可能还会按照乃父所期待的那样在科举道路上慢慢爬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学问没学历”。
伟大如严复者，其实也有一种酸葡萄心理，他确实有学问，也确实奋斗了，但就是考不上，于是他在后来非常尖刻地批判这个考试制度，以为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而不是“我严某人”不行。
严复的认识当然是对的，但是严复自 1885 年第一次回乡参加考试，至 1893 年第四次回乡考试，前后花了那么多精力，结果还是考不上，想想他心情怎么能好呢？ 严复为什么执着地要考试，要通过考试证明自己呢？ 这除了他这个“海归”有学问没学历外，其实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北洋当差不是那么顺心，而这一点对他后来思想演变发生过非常微妙的作用。
在北洋十几年，严复把自己当成“李鸿章的人”，自己也确实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本职工作上似乎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失误。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像严复这样的小吏不是工作业绩，而是与领导的关系，而严复在这一点上似乎由于自己的清高，由于自己的学识，大概与李鸿章的那些“门下客”处得并不是太好至少并不太密切，即便李鸿章对严复没有什么负面看法，但也不会积极主动提升严复的地位，所以严复在北洋艰难度日，所以他在后来李鸿章因战败而成众矢之的时，也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痛批李鸿章，甚至通过关系谋划转投张之洞。李鸿章没有重视严复，提拔严复，据说也不是什么人从中使坏，而是严复自己行为有点失检。李鸿章平生痛恨吸食鸦片，而严复偏偏就好这一口，且终生不戒。［3］严复说，就凭着这一条，就很难让李鸿章看上眼，哪儿还会提拔呢？
严复的解读影响了后来所有的评判，以为李鸿章不提拔他，主要原因是他吸食鸦片。其实，现在想想，这个理由好像并不成立。第一，在北洋将领中，吸食鸦片的并不少，海军将领殉国自杀的，就有好几个吞食鸦片而死。这说明他们有鸦片，吃鸦片。第二，这些将领并没有因吸食鸦片受到李鸿章遏制。第三，严复得不到李鸿章提拔，应该另有隐情。一是试想一个人在北洋，心想南洋，总想着转投李鸿章政敌南洋大帅张之洞，怎会让李鸿章赏识？ 二是严复过足了自由言说的瘾，书信中、闲谈中没有少说李鸿章的不足，自以为知己，但隔墙有耳，传来传去，李鸿章会相信这样的知己吗？ 严复自认为自己的闲话传不到李鸿章那儿，这可能就是他的幼稚。
性格决定命运。严复大概就不是一个当官的命，他爬到了水师学堂总办也算是校长的位置了，这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正经的官位。问题是严复不知道自己没有当官的命，他总是在和自己的命抗争，总是希望弄个正经的官当当。然而他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他后来除了应付学堂日常事务外，就将许多精力用在读书上，这大约应了古人“无聊便读书”的宿命。
二、日本为什么行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默默忍受着煎熬，用他自己的话去形容，那就是味同嚼蜡，真的有点干不下去了，然而干不下去又怎么办呢？ 如果在官场没有背景没有奥援，也不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的。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严复在北洋当差苦闷无比时，中日战争不期而至。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严复的整个人生道路。
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压力，也几乎同时作出学习西方的反应，只是两国学习西方力度不同、方向有所偏差。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而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是末而不是本，在根本立足点上，中国不比西方差，中国所缺少的只是末，所以中国从走上现代化道路那天开始，就是既要学习西方，又时刻挑剔西方，总觉得西方的东西并不完美。
日本则不同。日本过去千年以中国文明马首是瞻，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有用性，然而面对西方压力时，日本人发觉时易世变，先前很灵光的中国文明似乎已严重落伍，无法应对西方文明挑战。于是日本毫不犹疑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国家。一百多年之后看，日本确实获得了成功，确实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很西方的国家，西方人之所以拿日本人当哥们，拿中国人当外人，就是日本人用一百多年的时间改造了自己，与世界同步，与世界接轨。
当然，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的西化运动只有二十多年时间，离真正的西方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时的日本带有浓厚的封建和军事霸权遗留，只是相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时的日本是世界宴席上的迟到者，它发觉自己迟到，不是向大家道歉来迟了，而是贪婪地要补上迟到少吃到的东西，于是日本人在 19世纪晚期对土地、资源、市场的期待，要远比那些老牌资本主义更贪婪，胃口更大。
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着日本发展，但其日益增长的野心促动着日本向大陆膨胀，而要迈上大陆，就必须征服台湾和朝鲜半岛。这是日本踏上大陆，与列强在欧亚大陆进行全面竞争的关键。朝鲜半岛和台湾，从中国的立场看，是一道天然屏障； 但从日本的立场看，那就是阻止日本人登陆的第一岛链。
日本当然不甘心被锁住，所以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多次设法挑战中国，找到机会就想冲上大陆，占领台湾和朝鲜半岛。日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寻找一切可能机会实现其疯狂梦想。
1894 年，当日本因朝鲜内部发生暴乱，要求中国政府按照十年前约定，与日本政府同时出兵平叛时，中国政府就显得很不乐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朝鲜与南部藩属还是不太一样，日本如果占领了朝鲜，就意味着大清国的首都直接暴露在日本的战争范围内，两地距离太近了； 另一方面，三十年发展与积累使清议党人莫名虚骄，使鹰派格外强硬，以为凭借号称世界前几名的北洋海军，灭掉“小日本”还不是易如反掌。
然而，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中国海军在丰岛海战中吃了一个大亏，损失惨重。紧接着，以淮军为主的清军在朝鲜陆地上几乎不堪一击，风声鹤唳，望风而逃，直奔鸭绿江，退卧国内； 日本军队一鼓作气，紧追不舍。待 9 月 17 日，两国海军决战黄海，邓世昌、林永升等殉国，北洋蒙受巨大损失。
严复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时局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这样的根本转折。根据严复的消息，自朝鲜战火点燃后，告急电报日数十至，李鸿章自知此次危机可能不那么容易化解，于是也精心布局，认真应对。9 月 12 日，命总兵刘盛休铭军十二营开往朝鲜，提供增援。按照计划，刘盛休部将从鸭绿江之大东沟登岸，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靖远、致远、经远、来远等十一艘战舰自大连至大东沟，护送铭军前往朝鲜。9 月 16 日，日本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亦率十一艘战舰到了大东沟，第二天，双方自中午十二时战至下午五时许，日军大胜，清军大败，“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广甲亦毁，剩余战舰力尽而退，撤至旅顺。
对于大东沟海战失败，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当然有自己的关切和判断，他根据随军助战的德国人汉纳根提供的情况，说是北洋军械局张士珩在战前不肯给各舰配置足额弹药，致使中国战舰到了对打时，根本不能应手，错失战机，否则大东沟之战至少可以击沉日舰七艘或更多。
对于北洋的腐败，严复非常痛心，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小人之贻误军国大局，也真的不可小视。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之所以敢于贪赃，无疑自认为有这样的后台和大背景。这种事情，如果在平常不出事也就罢了，一旦到了战时，出了大事故，即便是亲儿子也保不住。所以在战后追究责任时，张士珩被诉盗卖军火罪，非法得利数十万两赃款。而且更可恶的是，张士珩的买家竟然还是日本人。北洋如此腐败，焉有不败之理？ 这怎能不让严复愤怒？
严复将愤怒的矛头引向李鸿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一再被动，均源于李鸿章用人有误。最初是听信武断独行的袁世凯，对朝鲜时局、日本谋略，判断有误，致使中日不得不诉诸武力； 其次，信其婿张佩伦对淮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分析，一门心思想让听话的同乡卫汝贵挑大梁，命其率骑兵、步兵六千人进驻平壤，原本准备在那儿进行一场会战，然卫汝贵不仅不积极抗敌，反而贪污军粮军饷，致使全军大哗。待到快要与日军决战时，卫汝贵竟然一路狂奔逃往沈阳。第三，严复认为，李鸿章更不应该重用其外甥张士珩，李鸿章对自己外甥究竟是什么样德性，不能说一点不知道，对于张士珩的贪婪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重用私人，结果张士珩贪赃枉法，致使军火短缺，炮台皆不足以毙敌。李鸿章以自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个私人情面，从而使国家蒙此大难，李鸿章除了以死谢国，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这个世界上呢？
由甲午战争前期失败，严复大约彻底改变了对李鸿章的看法，他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李鸿章有什么期待，所以在战争进行中，他就向陈宝琛提出一个重要建议，希望陈宝琛致信张之洞，劝其抓紧筹款，尽量多地向西方国家订购军火，以便北洋不支，李鸿章不支，张之洞能迅速取代李鸿章，掌控大局，挽回颓势。［4］严复由愤怒转为失望，由失望开始为国家也为自己寻找退路，准备离开北洋，转投南洋，追随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
战争依然持续进行，严复对战争及其相关事务的演变发展依然给予密切关注，并随时给予点评，只是这种点评并不公开，而是在朋友圈中说说。
严复认为，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种样子，已经远远超出最初预料，平壤溃败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现在东三省将失，门户荡然，京师一无可恃，从各省征集来的新兵毫无训练，与原有八旗、绿营一样，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简直就是拿战争当儿戏，真的不知道这艘中国之船将漂流向何方。
对于朝廷动向，严复高度关注，但很少认同。严复指出，朝廷在战争尚未发动时，一味听从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因而一再责备李鸿章不积极备战，一味主和。现在到了不得不和时，朝廷又显得惊慌失措。根据严复的看法，局势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尴尬局面，主要在于朝廷君臣上下平时对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使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窨井，茫然无头绪，不知出处何在。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一错再错，处处被动，不是日本人智慧高超，手段狡猾，实中国人谋之不臧，既错误估计了形势，又错误制定了计划。战前以为中国真的很强大，自我虚张声势，以为战胜日本易如反掌。战争爆发后，朝廷又是一错再错，所用非人，所为非事。朝廷内部那些空谈高论的人尤其可笑，他们一再弹劾李鸿章，大事小事胡说八道，捕风捉影，无一语中其要害。结果这就使李鸿章更加蔑视天下之无人，推诿挟制，已没有任何办法对其约束了，李鸿章从此成为朝廷的真正主宰，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假如朝廷真敢对李鸿章动手，那么问题可能更大，中国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发生大变故。现在战争愈不可收拾，而李鸿章之意气愈益发舒，愈觉得自己了不起。这在严复看来，才是中国的真正悲剧。一场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严复对李鸿章的看法，这显然与其是李鸿章部属的身份很不相称，大约由此亦就注定了其后来的思想进路。
严复比较独特的言论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引起了相当反响，因而究竟中国应该怎么办，似乎大家也都愿意听听严复的不同意见。10 月 3 日中午，李鸿章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也是严复的老同学罗丰禄专门跑来谈时事，表示想听听严复对于时局变动的看法。严复说话真的是直来直去，毫不掩饰，他认为在目前情形下，最主要的就是“治标”，就是救急。他表示，假如他位于一省督抚的话，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想法设法打败日本，至少也要尽最大限度减少中国的损失。
对于严复的这些说法，罗丰禄表示认同，但马上又说，如果真的这样做，也非李鸿章莫属。罗丰禄对李鸿章虔诚崇拜和高度迷信，所以他无法想象离开李鸿章的中国会怎么样。
与罗丰禄的判断似乎不一样，或者根本相反。严复认为，李鸿章表面上看是洋务新政领导者，其实他的洋务新政，是不求洋务真才，借洋债则洋人不信，募洋将则对这些洋将的能力根本不知，购洋械则被各种各样的贪官污吏从中侵蚀，所以他们即便能够有救急治标之心，也无挽救危局拯救中国的能力和条件。
战场的连续溃败使朝廷惊慌失措，失败主义思想在朝野持续蔓延，许多人认为中国军队特别是北洋海军既然这样不堪一击，大清国指望着北洋海军重振雄风似乎毫无希望，因而有许多人以为既然迟早都会失败，迟早都要议和，那就不如早和，及时止损，宁愿现在吃点亏，事后认真振作，或许还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大清或许不致就此沉沦就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对于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严复给予严厉驳斥，以为所谓事后认真振作的想法不外乎苟延残喘，偷活草间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难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吃亏根本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中国从一开始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径，所以在这条错误的路径上，中国不可能有根本改变。严复认同这样的看法： 后病深于前病，后着不及前着。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困境。由此，严复不自觉地想到易代更革之事，想到或许还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难道就此发生根本转折，四千余年文化传统难道就此扫地以尽？ 严复的困惑越来越严重。
按照严复现在的心情，他已无法继续认同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他的看法甚至与李鸿章的主张刚好相反，严复甚至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在北洋呆下去，所以他一再通过陈宝琛了解张之洞的动向，暗示自己对张之洞的好感和仰慕，这显然是准备弃北洋而转投南洋。［5］
随着战局发展，严复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对李鸿章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10 月 25 日，日军第一军败宋庆所部刘盛休军，占安东九连城。宋庆率部退守凤凰城，刘盛休所部败走岫岩，凤凰城无险可守。三天后，中国军队继续败退，日军不攻而占凤凰城。11 月 6 日，日军第二军相继攻陷金州、复州。
日军连战告捷，中国军队步步退守，九连、凤凰二城连连陷落，日军在旦暮间轻取金、复二州。中国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而日军则如鱼得水，越战越勇，日军北向则与从东而来的日军合围袭击奉天，南下则直接威胁旅顺口。旅顺口原本为清军重要防地，然而现在其地驻军已被调离，防守显然不足。更重要的是，留守在那儿的清军船坞总办道员、营务总办龚照玙在严复看来原本就是一个市井小人，他不可能为国家为战局不顾一切在那儿坚守。后来的事情证实了严复的判断，龚照玙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进攻，但闻金州失守，竟然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快艇仓皇逃亡烟台。严复认为，旅顺不守，则北洋海军不败自废，而且门户既失，堂奥自惊，日军无须长驱就可轻取京师。中国大局到了 11 月初，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的战局牵动着严复的神经，深化他对中国之所以一败再败而不觉悟的认识。他认为，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问题日渐暴露，所练军队基本上不能用于实战，要说半年来的战绩，中国军队自开战以来，也只有大东沟一战，还能差强人意，多少维护了中国军人的荣誉。推求厥咎，中国在战场上连连失误，大半皆坐失先着，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李鸿章真的是无法辞其责。这是严复对李鸿章此时的一个基本看法。
但是对于那些乘机弹劾李鸿章的人，严复也无法认同。11 月 7 日，他在友人处得见 10 月 5 日张謇、文廷式等科道诸公弹劾李鸿章的一份奏折，其目的就是要将李鸿章赶下台，大致说日本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因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将李鸿章罢免转而提升湘楚诸人若刘坤一，则中日之战局必然发生根本转变。对于这样一种盲目的乐观，严复不愿苟同。他的看法是，朝廷怎样处置李鸿章，可能都不算过，因为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所负的责任实在太大，而张謇和文廷式这样的指责则不足以服其心，且刘坤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真的让他取代李鸿章负起战争全局的责任，可能还不如李鸿章，其结果不足以夷大难，徒增一曹人献丑而已。
在严复看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一再失误一再惨败的根源不在军事布局和谋略，而在制度在用人，国家多年来习惯了用旧方法、旧手段提拔人才，而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在很多情况下和很大程度上，朝廷实行的是一种逆淘汰的人才选拔机制，徒以高爵重柄分授庸奴，而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真本事的人，可能因不跑官、不买官、不闹官等原因而沦落草野或民间。于是，当战争爆发了，环顾朝野上下，朝廷内外，二十二个行省无一可用之人，以此亡国，谁曰不宜？朝廷最近委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显然是对李鸿章的军事布局有所不满，有所调整，但是京师士大夫对于时务茫然懵然，不知中国问题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没有定见，没有立场。现在虽然我清国不想打了，也打不了了，我欲求和，而日人则以为时机未到，不愿答应。中国只好束手待死，一筹莫施。中国出路究竟何在？ 严复还是把所有期望都压在张之洞身上，以为张之洞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施得宜，则或许是中国的未来希望，只是张之洞此时也必须谨慎从事，拼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不然随风而靡，又是一个过路人。
严复对张之洞的期待有着不可明说的意思，那就是离开北洋转投南洋。这层意思严复没有说破，但他在信中的一再流露和提示，似乎已被陈宝琛所理解，陈宝琛肯定将严复的这层意思向张之洞作了转达，张之洞大约也有一定的表示，所以严复又在回复陈宝琛的信中竭力赞赏张之洞，以为张之洞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在未来一定会有一番经纬。但他又谦虚地表示自己爱莫能助，请陈宝琛不要太多地说到自己了。这种暗示其实很明显，就是要让陈宝琛予以引荐。［6］
三、走进丛林
严复对战局进展已彻底失望，他不相信李鸿章有能力扭转时局，也不相信朝廷中场换人易帅，以刘坤一取代李鸿章能够扭转颓势，眼见奉天省城和旅顺口将旦夕沦陷，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大清国似乎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待毙。听说朝廷又将仿前朝旧例，到偏远的西北荒野巡幸狩猎，朝廷任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在严复看来不过是重演 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的故事，让恭亲王重玩三十多年前“鬼子六”的故伎，留守京城，与鬼子交涉。此时的中国，京官议论纷纷，皇上愈发没有主见，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据说皇上时时痛苦，看来做天子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这种情形下，翁同龢唆使文廷式、张謇一班文人名士弹劾李鸿章，影响朝廷。
对于李鸿章，严复当然痛恨其颟顸误国，但对于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人力主中场换人，严复也以为是个并不好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排兵布阵，而在于制度，在于军事体制、文化体制都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更新与重建。他说，大家不知当年湘军、淮军打长毛，平捻匪，主要是以贼法子平贼，那些贼法子无论怎样高明，都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日本得西洋练兵之余绪，对付欺负我清军已有余。从更深层原因说，中国今日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正因为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因此，中国如果不能从文化体制上下真功夫，如果不能给中国文明注入新的因素，那么，即便管仲、诸葛孔明复生，也无能为力，何况庸庸如刘坤一之辈乎？
由此认识，严复在关注战局关注朝廷动向的同时，更多关注怎样从根本上重建中国体制，怎样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怎样重构一个新文明，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世界的坦途。所以到了 1894 年 11 月初，当中国转向与日本求和后，严复逐渐放弃对日常事务的关注，拿出更多时间阅读西洋书籍，似乎有了不少新鲜感受和认识，日趋觉得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在这种阅读思考中，严复的思路愈发清晰。严复的初步判断是，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是很难弄明白西学精华的，且西学讲究驯实，不尚空谈，不可顿悟，要想将这些学问弄明白，必须下狠功夫，秩序以进，层累阶级，而后以通其微。［7］于是，严复在甲午战争强烈刺激下，转身向西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以西学为根据作狮子吼，唤醒国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严复就少了许多顾忌，而且他虽然人还在北洋，但其心思早已转向南洋； 他虽然还是李鸿章的部属，但已经能够更加大胆地批评李鸿章，这大约因为陈宝琛从中沟通，张之洞可能已经对严复有所表示，只是正式的手续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而已［8］，所以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胆放言高论，不经意成就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意见领袖。
1895 年 2 月 4 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开始连载发表他毕生第一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探讨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洋务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家动员能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后，为什么不仅没有打败东邻日本这个小岛国，反而被其所制，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严复认为，中日之战对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秦朝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大转变，这个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严复表示并不知道，但他愿意推测的是，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中国冥冥之中不可捉摸的“运会”。所以说中日此次构难，究其由来，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演变，而是由来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根据严复的看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着多重复杂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中国人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在过去或许是有效的，但当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则显得力道不够，着力点不同，因而结果也就不一样。严复曾明白指出，中西文化有着显着不同，其最大者，莫过于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 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则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治教化之极则。由于严复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所以他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先驱。他的这些价值判断正确与否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其将中西文化视为相对待的两个极端，可能还是开启了后来的一系列讨论。
中西文明的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当中西并不交流或者说交流并不紧密的时候，人们并不能看出其问题。然而到了近代，到了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候，中西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调适，就极有可能影响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有很多年了，从 1840 年起算，中西之间的交流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只是这半个多世纪，由于中国人始终有被打败的悲情，所以中国人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长处和弱点，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似是而非，并不能切中西学的根本精神。严复指出，与中国人讨论西方政治，常常苦于难言其真。由于中国人存彼我之见，不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仪之邦，西方为野蛮未开化之区。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是一种文明自大和傲慢。其实，说到底，又是一种文化自卑，因为总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所以自己给自己鼓劲，或者像鲁迅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慰。
按照严复的看法，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看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本质，是一种悲情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西方文明的强大就是其物质文明的超前，只是西方人较中国人更会算计而已，更为机巧而已，而在精神层面上，西方人还是过去那些等待中国教化的夷狄。严复强调，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其错误主要是只看到了西方的强大这种表象，不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形而下之粗迹，即便西方在科学上怎样进步，怎样精致，这依然不是西方文明的本质，不是西方文明的命脉所在。西方文明的命脉，简单而言就是两句话： 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
严复指出，西方人所信奉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这道理并不复杂，其最初起点与中国人的道理也并无二致，中国人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中西之间的差别，只是西洋人按照这两条去做，往往通行无阻，而中国人在这两条上总是不能坚持到底。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在学术上黜真而崇伪，在政刑上屈公以为私，但在事实上，中国人在学术上似乎从来缺少一种求真的追求，在政治法律上也从来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从制度层面遏制人的私欲、贪欲。对于这样一种差异，严复也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那就是一句话，就是自由不自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自由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要义，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滞碍。从这种观点去分析中西社会文化，便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严复指出，不管中国古圣人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多少贡献，但都必须指出这些圣人从来就没有告诉中国人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就是自由二字。中国圣贤对于自由二字深怀恐惧，未尝以此去启发教育自己的国民。而西方人则不然。西方人坚信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且严格禁止对他人自由予以任何侵害。侵人自由者，总是被视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窃侵蚀他人财物者，都属于侵害他人自由。所以，在西方国家，即便贵为天子，也不能随便侵害百姓自由。西方法律之设，其主旨就是要防止侵害他人权利的事件发生。
按照严复的分析，中国传统道理中也不能说没有与西方自由理念相类似或相近似的概念，最接近的概念大约就是儒家伦理所说的恕，或者说絜矩。当然，严复格外强调，不论是恕，还是絜矩，只能说与西方人的自由理念大致相近有所相似，如果说完全相同，可以对译，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传统中的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方人所说的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包含有“我”的意思。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从然而生，于是看出中西道理的重大分野或区别： 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方人首明平等； 中国亲亲，西方人尚贤； 中国以孝治天下，西方人以平等治天下； 中国尊主，西方人隆民； 中国贵一道而同风，什么东西都要天下一致，西方人喜党居而州处，充分尊重个性尊重不同； 中国多忌讳，很少发表不同看法，西方人众讥评，总是有不同看法才发言。即便在经济生活层面，中西之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 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在接人待物方面： 中国美谦屈，抑制个性，尽量不出头，西方人务发舒，最大限度张扬个性； 中国尚节文，讲究繁文缛节，西方人乐简易，不愿玩那些虚的东西假招子。
至于在学术上，中西差别也非常大： 中国夸多识，赞美记忆，赞美博学，西方尊新知，强调创造，鼓励创新。
其与灾祸，中西不同在于： 中国委天数，总是将人为失误归于天灾，怪罪天不佑我中华，西方人恃人力，总是将天灾视为人力尚未达到，但并不是永远不能达到，所以西方人总是要与自然争高低。
严复的这些分析和分别，或许也有不那么严谨不那么可信之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差别并没有因为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上迈出一系列重要步伐而缩小而改变，更不要说扭转了。差别当然并不以为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力量就是一切。
基于对中西文明差异的认识，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格外告诫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传统中国的夷狄眼光去看待西方，今天的夷狄不仅不是过去的夷狄，而且他们可能还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大方向，中国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西方，这样才能克服中国在重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尴尬和不适，才能转祸而为福，才能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严复强调，生当今日世界，不能看清西洋富强的效用，那真是一个瞎子，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 假如认为中国可以不讲富强，可以安于贫困，那更是一个浑人。而要讲富强，还去强调中体，强调西用，担心西洋之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胡说。严复指出，西洋之术只是西方人的创造，并不是西方人的私有，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可以借用这些东西寻求富强走向富强。［9］这不仅是未来中国一条不需讨论的不归路，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环节。一百年多的历史反复证明严复的判断，可是中国人就是在这一百多年间总是耍小聪明，抄近道走远路，总想超越，总想保留特色，结果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依然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这不能怪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而应怪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太聪明，太自以为是。
基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严复在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之后，一发不可收，根本不再顾及自己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中国旧传统，评判中国旧文化，呼唤维新，呼唤救国，为中国搭建一条通往富强文明的康庄大道，那就是严复独具思想创造的“三民”主义，即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
严复三民主义的提出，主要见于其《原强》，其理论上的依据，就是西方近代的格致新理，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斯宾塞的群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严译《天演论》开始于哪一年，但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进行观察，当严复 1895年发表《原强》时，其实已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已经在考虑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去拯救中国。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深耻大辱，不可讳言。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之众，一战而翦我清国最亲之番邦，再战而陪都戒严告急，三战而夺我清国最坚固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清国三十年国力建成的北洋海军。现在，和议不成，而京畿且有旦暮之警。我清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惨境，是我清国民不知兵而将帅乏才，是人才短缺所造成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与关键。
严复指出，对于人才匮乏，我皇上也曾赫然震怒，也曾发奋调整，然而由于我清国特殊的政治架构，内之则殿阁宰相以至六部九卿，外之至全国二十二行省督抚将军，乃无一人足以胜任御侮之重任。深山猛虎，徒虚论耳。于是战争进行不足一年，胜败判然。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在严复看来，就是人才短缺，中国如果继续先前的思路，求人才于有位之人，那无疑缘木以求鱼，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过去的中国如果朝廷无有用之人，或许能够从草莽中求到，或许有人才有将帅遗留在民间。现在的中国，久已不同于往昔，不仅是朝中无人，即便是草莽原野，也已无可征可用之才了。何以如此，在严复看来，主要是时移世异，先前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孔孟之道、礼仪之治，已经严重不合于现在中国的时事需求了。即便在战场上，过去的冷兵器时代的许多战法早被淘汰，而我清国依然以这种东西训练士兵、要求将帅，焉有不败之理。更可悲的是，与西方近代国家相比，我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气已困，虽有圣人复出用世，没有数十年上百年上下同德，克服痼疾，学习西方，从基础做起，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在后起条件下赶上西方，与世界同步。岁月悠悠，四邻眈眈，中国再稍微耽搁，恐怕也就要步印度、波兰等后尘，亡国灭种，成为西方殖民地。
在许多人看来，严复的描写或许夸大了中国的危机，但在严复看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井底之蛙，不知外部情形。严复之所以有这样清醒深刻的危机意识，是因为他从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去观察中国处境，当许多中国人还继续陶醉在昔日辉煌时，严复就看到了中国问题，看到中国与西方日益扩大的差距。他指出，今日的西方，远不是过去的夷狄，这不是西方国家积累了多少财富，练了多少强兵，而是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套良性制度，自其自由平等观之，西方国家则不像中国有那么多忌讳、烦苛与壅敝，西方人在一种良性政治体制下，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君民犹如联为一体，上下同心，君民一致，因而也就形成战无不胜的团体力量，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百姓不以为烦，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近代国家建立了一套制度，有一套完整的办事规则。
严复强调，西方国家建立了这套制度和办事规则，也不是圣人制作凭空想像，而是基于一种学术的考虑，有着学理上的依据。而西方近代学术，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推求其故，严复认为也就只是一句话，即西方学术的根基，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社会如果不能接纳吸收西方文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根本精神，不能建造与西方社会一样或者说相近的社会形态，那么怎能指望中国有办法有可能与西方在同一竞技场上一决雌雄，分出胜负呢？ 这就是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精华，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则。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原则，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标本兼治，上下其手： 不治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 不治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这就是严复标本兼治的基本看法。
标是什么呢？ 严复认为，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强大的军队。至于其本，严复认为就是民智、民力和民德。他的判断和推理是，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为什么这样说呢？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丛林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至于在民德、民智和民力这三者之中，严复认为一定要分出先后或轻重缓急，而民智为最急。所谓富强，不外乎就是利民，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而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民，而必自民自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简单说来，就是中国人只有实现了自治，才能获取自由；只有获取了自由，才能实现自利；只有实现了自利，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国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使人民成为正常的人民，才不会被西方人视为异类视为怪物。［10］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严复在发表《原强》之后，又发表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檄文即《辟韩》，对传统中国知识人高度崇拜的中古圣人韩愈给予严厉批判，以为韩愈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等都有很多问题，从现代学术立场看，都是违反人性违反人伦，是一种非道德的观念，也是一种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主张，不合乎近代政治的自由平等理念，是一种愚民政治。严复认为，君主的设立只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总是会发生相互欺诈、相互掠夺之类的事情，而一般百姓虽然是社会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但他们的个体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来掠夺和欺诈，于是人们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君。其意不外乎就是让这些君主出面保护这些百姓平和的生产、平和的生活，是人们选择了君主，用劳动养活了君主，而不是相反。
在严复看来，西方近代国家不断走上强盛，主要在于西方社会不断逐渐尊重人民的选择，其民尊且贵； 而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走向衰微，主要也就在于中国社会太不尊重人民的选择和尊严，中国之民，其卑且贱。那么，用这样不同的两群人去打仗，其结果不言而喻，西方人为公产公利而战，中国人为其主而斗。驱赶一群奴隶去和贵人决斗，那怎能不望风披靡，一溃千里呢？ 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其根源就在于一般中国人不知为谁、为何而战。
中国人的奴隶性是渐渐养成的，而在这渐渐的养成过程中，以八股文为主要特征和主要内容的科举教育体制又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严复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在稍后发表的《救亡决论》中明白表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要变法，那么究竟从哪里着手呢？ 曰莫急于废八股。严复指出，不是说八股本身害了国家害了朝廷，而是八股盛行使天下无人才。八股之害，根据严复的归纳，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差不多都要亡国，而中国竟然三者兼有，那真是一个奇迹，所以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衰落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要救国要救亡，那么第一步就应该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11］这就是严复在甲午战后得出的结论，所以严复在后来也就被视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重要代表人物。
严复的这些看法在 1895 年的中国思想界无疑是震天惊雷，引发国人对传统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思考，许多对中国未来充满关爱的读书人慢慢意识到，严复对中国文明的批判，对西洋文明的推崇可能是对的，现在的中国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东西洋各国已经完成他们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他们需要外部市场，中国必然成为争逐的猎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遵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只有暂时放弃中国人的王道理想，走向富强，用“力”而不是“理”去和东西洋各国说话。这一点对后来中国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严复本人稍后都觉得自己的这些说法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是不是离开人类应该遵守的一些底线太远了，所以他在后来很长时间似乎有点悔意，所以他在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之后，很快转而翻译近代西方各个领域中的学术名著比如《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期待给中国人一个全面的理解，希望告诉中国人，“王道政治”虽说对于近代中国可能稍微有点奢侈，可以暂时不说，但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在解决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后，还是要讲点王道讲点正义讲点儒家伦理。
因此，我们看到进入20 世纪之后的严复，不是继续引领中国往前走，反而给人的感觉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陈旧，革命了，严复说革命不合乎中国，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君主立宪； 共和了，严复说，共和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应该放弃儒家伦理，儒家伦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便西方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会放弃其杀人利己的狭隘思想，重回儒家王道。于是年龄的增长，严复越来越喋喋不休谈论中国传统和东方文明的现代价值，期待人们对他先前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个比较柔性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
来源: 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