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莫葬凯恩斯，学术研究贵慎知。
激愤杀人罹药案，轻蛮误国惹微辞。
红楼北向无新德，青壁南移有旧诗。
最好潜心谈学业，大国发展正当时！
张维迎将“中国模式论”与“改革失败论”放在一起，加以批判，使人感到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众所周知，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几乎囊括了所有涉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各种思想流派，作为一种改革实践的结果，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否认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模式，即使张维迎本身也曾有过自己的“中国模式”---“双轨制”就是作为中国理论创新获的奖，虽然“双轨制”事实上是创造“官倒”经济、为腐败提供制度保证的创新模式。
一、“中国发展模式”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坚持“中国模式”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市场取向、民营化基础上，来规范“中国模式”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充满信心，坚决反对否定改革和“改革失败论”。他们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仅仅是从中国所处条件出发，探索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和结果，他们深知中国由于其后发展国家性质，没有西方先发展国家的先发展优势，不是不想走西方发展道路，而是因为没有西方当年的优越条件，不得不走自己的更为艰难的道路，从而留下自己的烙印。中国模式甚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瓜葛；后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中国模式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就像市场经济本身一样，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与政治概念无关。
在这里稍稍谈谈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中国模式可以上溯到1840以后，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国民开始自救振兴的近现代化运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关于中国振兴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例如“中体西用”“变法维新”“三民主义”都是中国模式的实例。“前苏联斯大林模式”引入中国后，至今也以失败告终。
所有历史事实都证明中国作为人口巨大的东方后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取向、民营化，基本上得到承认，但是如何搞市场经济，是一蹴而就，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值得研究。当然一部分顽固不化的极左派总是要将姓资姓社问题卷进来，把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引向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那只是一小股改革场外投机者的梦呓说法，改革的中国模式论没有必要对这些搅浑水者负责。
80年代初期，我们和所有的坚定的市场取向和产权制度改革派学者一样，不顾极左横行，在中央决策机关（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研究推进改革发展政策。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我们提出政策建议通常是不讲姓资姓社，只讲实事求是，只求如何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
从1987年开始，我们在《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多次发文（此前内部的、未发表的不包括在内）指出：中国改革是中国近代160多年发展道路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展的东方人口大国的具体条件，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小国，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发展道路，只能走新的发展道路。即：坚持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市场化、民营化，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实行科教优先发展和内外双向协调发展战略，走跨越式的、由高新技术产业引导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我们论证了中国人口大国改革难点主要是结构（包括经济成分、产权、产业、区域结构等等在内）问题，要实行“全要素资本化”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由于我们避开了姓资姓社问题，只讲实事求是，因此，尽管受到一些挫折，但总体上还是促进中国改革悄悄地、平稳地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实践上促进了作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学理论原则的改革，促使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领导，童大林先生对我们大加赞赏，多次签字赠送书籍。
具体说来，我们在80年代，独立地、创造性地在涉及产权制度改革、微观基础、宏观调控和发展战略方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营化”“全要素资本化”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和实施方案；以及以结构调整为主、宏观调节为辅，走高新技术产业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政策体系，已经成为被实践检验证实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组成要点。在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改革创新奖》的公示榜中，三十年改革的十四项创新成果，我们提出并实施的有上述三项。
正是基于我们研究的基础，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寒流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停滞甚至崩溃的时候，我们预测“中国经济将继续以9%速度增长二、三十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GDP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中国改革报》1997年8月21日） 而国际上多家著名预测机构只是在近年来才不约而同地作出上述同样的预测。当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带着他的新著《世界经济200年回顾》来到北京，委托我们翻译时十分赞同地说，“中国必将重新回到170多年前世界第一的位置！”
我们最早首创并界定了“民营化”概念，预言“民营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制定了实行“国有民营、民有民营”的政策方案，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和核心，独创性地将结构调整作为人口众多的后发展大国发展的基本内容，指出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老路，而应直接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将工业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并实行内外双向循环发展战略，以免陷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传统经济自给自足造成的市场需求不足增长陷阱和“逆工业化”（《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9月28日）。
所有的这些理论研究被具体化为可行性的政策体系：“微观改革为主，宏观调节为辅；存量调节为主，增量调节为辅；结构调节为主，总量调节为辅”，得到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在实践证明中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们认真研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人类既有的知识和经验，但从来反对照搬书本，我们根据对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创立了发展经济学的“大国封闭模型”，从而解决了困惑世界的“中国增长之谜”。这一理论认为，在人口不多的小国，经济发展中偶然性、主观意志发挥作用的机会比人口众多的大国大，在后者的场合，提供了大数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因此是发展经济学最好的实验基地（《管理世界》1999年2月）。
我们认为：谈中国的发展问题，应从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具体国情来考虑，正确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从自然经济走向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过程。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经济走向现代化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其外部条件是有殖民地作为产品销售市场、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基地，更重要的是充当剩余劳动力输出的场所；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走西方道路已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没有海外廉价原材料供应基地，没有海外市场，剩余劳动力无处可转移。照搬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将引起严重的“逆工业化”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事实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自发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没有将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重新购置土地，回到封建主义经济；也预见了中国在二十世纪末以来直到今天遭遇到内需不足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
因此，中国的发展，不能先工业化，而后才搞现代化，必须将工业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改造传统产业，全面发展服务业，实现现代意义的新型工业化。
中国不应忘记，对于中国这样拥有巨大生产潜力的国家，其进出口足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不可避免地将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因此，一个人口以亿计的大国应当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双向协调发展模式。中国应当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注意沿海先进地区与内地的内部循环，启动内需，这样一旦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中国不应当忘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源，经济中可开发智力资源从比例上虽然低，但从总量上则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而人力资源是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中国可以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直接利用、掌握了现代科技的人才，发展以知识、技术为本的高技术产业，以此迅速积累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改造国内现有企业，大踏步进入世界市场。因为，信息化特别适合中国大国发展的条件：“信息化是上帝给中国崛起准备的礼物。”
我们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研究（见《中国发展模式与失衡预警机制------大国发展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现代经济增长与大国封闭模型》《管理世界》1999年2月。《大国崛起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是目前少有的历史地、全面地总结中国自1840年以来近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的结果。这不是抄袭、背诵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而是独创性成果。其基本内容包括：
1．大国发展的必然性
人口众多大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提供了大数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使得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趋于自然性和必然性；而在小国，偶然性、主观意志常常能够发挥较大作用。
2．大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正如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在经济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与小国发展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大国是世界市场的价格影响者，当大国从其现有国际环境考虑发展政策并加以实施时，这些政策本身又改变了国际环境，以至于使既定的政策失灵。比如大国的出口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并激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大国对粮食和石油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必然引起国际市场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增加大国的进口成本，从而影响大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这一点从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可证明。与此相反，人口较少的小国对于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小国可以假定外部环境不变而从容地制定发展政策。
3．大国发展的自主性
大国基本上无法依靠外部援助，必须立足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国的发展如果完全依赖外援，那么，这注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没有任何外国能够提供一个巨大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帮助，如：粮食、资金、技术、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等。与此相反，小国的发展基本上对外部环境不会造成影响，并且可以相对容易地得到国际的援助。因此，大国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向性。这种内向性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可能成为封闭性，特别在它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4．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大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通常是多样化的，内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大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通常是不平衡的，这就决定了大国发展有较复杂的内部结构关系，其发展必须以结构调整为基础。
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后发展国家，在发展之前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传统经济中循环，内部连通、外部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发展平台。其特点如下：发达的传统农业养育了巨大的人口，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达到低水平的马尔萨斯均衡；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支持着传统农业的发展和扩散，内部连通外部封闭的交通环境，便于内贸，但又制约了海外贸易，导致经济的内向性；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持着巨大的人口，人口众多支持着传统文明的强大惯性；传统农业经济以共享经济形式，抵御着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冲击；通过血缘+政治关系维系社会的统一，其表现形式是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和政经合一的中央集权制官有经济的混合形态。
我们解释了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中国增长之谜”，第一次揭示了后发展大国的发展障碍：增长陷阱--逆工业化。当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还处于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在这种外部环境中，西方国家具有先发展的各种优势：例如，它们可以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种种优势，打开世界市场，从外部取得发展必需的资本、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将本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殖民地；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但是，中国不具备这一条件。所谓“中国增长之谜”实际上是与发展对立的“逆工业化”的表现。这一现象在宋朝甚至秦王朝就已出现，其特点就是由工商业积累的资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回归土地和传统农业。究其原因，实际上就是大国封闭模型的规律：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使得本来就不发展的工商业边际利润率递减，农产品则因贸易条件的改变而持续上涨，因此，投资土地和传统农业反而更有利可投。另一方面，工业化首先需要的是巨大的工业产品市场，然而，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内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对现代部门的产品需求极其有限；国际市场对中国急需发展的现代部门的产品是封闭的，即使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有一定海外需求，但对于大国的输出，也是不足的。
特别是，与当时的低水平的生产技术水平有关，既然新的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没有出现，打破“低水平的帕累托均衡”将危及传统农业本身，资本向工商业流动又造成大量失去土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国内需求进一步萎缩，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剩余劳动力又无法向国外转移，因此，他们对于新的生产方式是反抗的。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外向型发展模式，使其廉价劳动力与国外资本结合，并成为世界工厂，从90年代开始，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经历了迅猛的增长，促使中国成就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GDP总量甚至迅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向世界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进军。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已经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进发，从比较利益出发，高新技术产业的垄断利润远远超过传统制造业，而昂贵的劳动力成本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将传统制造业向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持续发展到进入与发达国家同一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平等竞争。一旦发达国家感受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他们必定会以“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再度陷入“增长陷阱”。事实上，目前，远未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中国的巨大需求和供给能力释放出来，已经引起国际市场的强烈抗拒，从而引起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理论信仰在各国民族利益的左右下彻底动摇了。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大国发展的市场壁垒和技术壁垒一直顽强地存在，发达国家给中国留下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它们只愿转让在它们已经是夕阳产业的空间，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中国必定会遭遇到发达国家的限制。
事实上，当中国越来越想要挣脱传统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向先进技术大国进军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坚决地阻止中国发展。在这时候，发达国家教给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也失灵了。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政府干预和技术壁垒将是对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大障碍。根据商业部调查统计数据[1]：在2002年，中国各行业遭受技术性壁垒的直接损失为170亿美元，有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遭遇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欧盟、美国、日本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95%。
剩余劳动力。当资源从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转移时，将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政治性的——失去生活条件的剩余人口将通过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政治上反对（统治者的改良和农民起义等），迫使工业化终止，并向传统小农经济回复。
根据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的分析，我国就业形势趋向严峻，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给压力空前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艰巨，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大幅增加，产能过剩、贸易摩擦对就业存在负面影响等。据统计，2008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5万人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而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到4.1%，比2008年高出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2]认为，2011年中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外界经济环境仍然不稳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将达2400万人左右，而目前只能安排1200万人就业。同时指出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大幅增加，2008年559万人、2009年611万人、2010年630多万人，而国家同期经济发展所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甚至出现下降波动，高校毕业生总数与社会新增加就业岗位相比较，已超过社会新增加就业岗位的半数。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中国每次发展阶段启动后，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逆工业化”现象：“逆工业化”现象是指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由于遭遇到市场壁垒、剩余人口的出路、以及人力资本的缺乏等问题，导致从现代产业向传统产业的回归。之所以向传统产业回归，是因为正如舒尔茨所说，传统自然经济是一个“低水平的帕累托经济”，其生产要素按传统结构是均衡的[3]。所以，每当中国出现工业化进程的障碍以后，向传统小农经济回复就成为稳定措施的不二选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和邓小平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政策都是政治家们在面临人口出路问题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解决办法）。
上述分析准确、清晰地解释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度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没有先于西方国家发生产业革命并诞生市场经济？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自发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将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重新购置土地，回到封建主义农业经济？为什么中国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时候就过早地出现了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为什么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措施总是遭遇到“贷款发工资、花钱买安定”的应急措施的否定？
当北大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出 “产权关系无关紧要，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引入市场竞争”的说法时，我告诉张维迎和易纲：这是不懂经济、特别是不懂中国经济的观点。西方现在不讲产权关系是因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产权关系问题，而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关系不明确。竞争机制来源于健全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就是明确产权关系。民营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只有明确产权关系才能建立市场经济，这一观点在任何地方，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历史证明，我们多年来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中国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中国模式是以市场化取向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是历史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区别，就像东亚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一样。特别要值得指出的就是，“民营化”是这一模式的基础，这是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取向的最坚定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反对中国模式的张维迎直到去年还在为争夺“价格改革派”的“双轨制”发明权而争吵。当然，至少到90年代，张维迎已经曾经成为民营化的拥护者，并一度以实际行动，参加我们主办的民营化国际、国内研讨会；还在我们的支持下，以产权制度改革派和民营化支持者名义与林毅夫产权关系无关紧要的观点论战。
当然，我们一再强调中国模式仅仅是对现状的描述，我们一直主张：必须深化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本身还在发展，这包括几个要点：
1、必须实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方面涉及广大农民的生计和出路问题，这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轨的基本难题。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工业化也必然中断。另一方面是因为现行土地承包制没有解决如何集中土地以便引入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问题。两方面因素都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2、改革的方向和实质问题是民营化问题。因为经济本是由民间公平竞争的事，政府只是裁判者。
3、解决推进工业化的市场问题。市场取向必须有市场，但是中国内需不足，外需有限。虽然赶上西方国家后工业社会，传统制造业外移机遇，采用外向型战略取得巨大成功，但是，与中国巨大人口的巨大生产能力相比，市场仍然有限。本次金融危机出现的面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无法回避的障碍。
上述理论和政策，作为学者的张维迎应该是很清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张维迎不愿意提到，而是无视事实，利用不负责任的媒体，采用“语言暴力”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塑造出一个反对改革的“中国模式论”。他在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任上，还大声呼吁“民营化”和“结构调整”（这显然包括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调节经济，与现在他要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有关）。当有人提出，这有抄袭之嫌，张维迎立即转口“国退民进”，近来又说要分掉国家外汇储备。有专家提醒外汇分不了，张维迎又提出要实行私有化和埋葬凯恩斯主义。
中国走上市场化、民营化和民主化改革道路，是几代老中青学者和实践者不屈不饶的结果，这一趋势，至今已经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实践，不可逆转。可以说，张维迎说过的有关民营化、市场化、对外开放、民主化的种种未经变换的言辞，都是大家的共识，并非张维迎独创，即使是对立于产权改革派的价格改革派“双轨制”，也早有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先，迟有毛泽东延安时代、刘少奇60年代屡试不鲜的权益政策。不知道张维迎怎么能够将其打造成他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特别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事实上正是这个“创新”，是导致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倒爷经济”和当前腐败普遍化、制度化的制度保障，至今人们和国家还在遭受其流毒之害，而且其危害很可能断送中国改革和发展，使其夭折。
关于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是教科书说的“货币现象”，还是输入型，只有我们早已提出通胀是结构性的，主张大幅度减税，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和社保、教科文卫支出，启动消费，等等，这已经被中央采纳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一直反对单纯以紧缩货币来解决结构性通胀问题。
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因为历史证明：从长期来看，市场产生的问题市场会自己解决，但是，每一个人却要在所有的短期中生活，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短期波动中，政府不能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即使在美国不要政府干预是对的，但在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府，管理着很多的事的现实条件下，要求它突然撒手不管，其局面只能是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律发生作用！人民肯定起来革命！（理解这一点十分容易：由分散决策决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受类似于自然规律一样的经济规律作用，其自发的调节从长期看是趋于均衡的、正确的，但从短期看却是不讲人性的、不道德的、痛苦的。）
深化改革本来就是推进市场发展完善，就是要求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顺应市场规律，加以适当调节完全是应该的，例如上面提到的减税就是重要的办法。即使就本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不是运用积极的干预政策，美国经济早就崩溃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实例。
张维迎在反对凯恩斯的时候，将凯恩斯主义与国有化、国进民退联系起来，似乎凯恩斯就是“中国模式”，就是反对西方模式，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就是反革命派，这有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现在全世界都在认真研究这次金融危机，这个危机究竟与什么有关，还很值得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次危机是对全部现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并非仅仅挑战凯恩斯主义。尽管如此，我们也不主张全盘埋葬西方经济学，而是要促使西方经济学改过自新，往前推进，而这是所有科学发展的正常途径。
问题是张维迎单单挑出凯恩斯一人，为的是证明他拥护的哈耶克。其实，凯恩斯也没有反对市场经济，也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进行调节。就算是凯恩斯不该在此前存在，那么在凯恩斯没有出世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要怪谁？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出了毛病，是凯恩斯和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凯恩斯不行，亚当斯密、马歇尔、哈耶克等也未见得行。直到今天，经济学研究还没有找到绝对真理，被顶礼膜拜的西方经济学也未必尽善尽美。后人批判继承改造前人是人类科学发展的规律，并不是要埋葬哪一个的事。当前有一种观点就很有道理：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是世界金融制度的问题，几个金融大鳄控制了全世界金融，实体经济成为了虚拟经济的打工仔，世界金融制度需要改革。
其原因很简单：经济是一个主客观混合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大系统，现行经济学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假定是不完善的。事实上每一个理性的人，都是在一定偏差范围中实现其理性，都有正负误差（大多数人不聪明，误差更大），因此，就像物理学的布朗运动一样，每一个分子都处于无规则运动中，这些无规则运动的分子在整体上就构成系统的运动。为了研究的方便，个体的很多特点是无法一一提到整体上来研究的，在起点上就要被舍去。因此，关于整体运动的统计学规律上即使大致符合长期实践结果，也会在短期实践中出现左右摇摆，出现与整体运动背离的系统性偏差。因此，经济系统总是处于不断地动荡中，需要不断地调整，需要宏观调节。而谁都知道必要的宏观调控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与国有化、国进民退一点关系都没有。
张维迎曾指责“语言暴力”现象，但是强迫凯恩斯对国有化、国进民退负责的行为，恐怕也属于语言暴力。将所有坚持中国发展模式的学者通通打成反对改革、反对市场化、民营化和民主化的反改革派，不仅仅是语言暴力，而且可能导致群众的盲从、感性的暴力，制造出一个唐吉苛德式风车般的敌人。这当然有利于对敌人战而胜之，取而代之，但事后吃亏的还是人民群众和国家。因为将真正的改革者埋没后，即使有张维迎等几个人存在，恐怕比较极少数反对改革的极左分子，也还是势单力薄。所以，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倾向，是中国当前值得警惕的倾向。这样的做法隐含着一种可怕的倾向和可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正是以这种谣言，将民主的、市场经济发展，引导到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后发展中国家，而教育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是极易被煽动起来走向极左和极右极端的。中国近代以来，动乱不已，多是一些头脑发热的极端分子，忽左忽右的折腾的结果，而可怜的人民大众难以辨别谁是谁非，只能看谁的口号响亮动听，谁善于作秀，从而追随谁，这就诱发了多次破坏性极大的群众盲动运动，古老的华夏文化几度遭劫，直到文化大革命，接近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实践是雄辩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确确实实在市场化、民营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的道路。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普遍陷入衰退，中国也难以幸免。然而，中国经过艰难的调控，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的趋势。这种对比使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格外关注。虽然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至今没有一致意见，但比较公认的见解是：“中国模式”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模式”的实质和阶段性成功在于市场化取向，在于民营化。
国际金融危机同时也促使人们深刻反思西方模式的缺陷，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促使人们认为就是要恢复计划经济。人们只是在考虑如何完善市场经济，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开始从结构方面来考虑经济体系。所有的人都要求改革深化、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只有张维迎将眼光局限在对凯恩斯一派发泄不满，要趁机埋葬凯恩斯，隆重推出哈耶克。
按张维迎说法，政府什么都不要做，市场会解决自己引发的问题。那么我们问，以美国或欧洲为例，现在怎么办？美欧是从古典的市场经济走来的，经历了无数的可怕的经济危机，才终于走上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下，也没有发生过去几度发生过的大规模社会恐慌、战争，这说明至少政府的危机管理、社会保险制度管理，发生了作用，减少了危机的危害，也就是说，顺应市场规律的政府调节还是必要的，而政府不作为才是更为可怕的。
苏东剧变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使得一些西方国家担心“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对西方模式和 “华盛顿共识”造成威胁，这实际上只是欧美一些人“冷战思维”的惯性而已，而在中国改革学者看来，中国的改革成绩显然是以市场取向、民营化的结果，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是加强政府干预经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的结果。即使最保守的学者也只是认为，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够强，国有企业还不够多。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但这无碍大局。
二、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不等于照搬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终于走上在实践中探索的改革开放道路，这是中国的幸运。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盲从西方现象依旧严重存在。
按照盲从西学的主张，中国改革步骤一是要休克疗法，二是要私有化。然而，只要认真研究西方企业发展史，就可知道，由于资本主义早期的私人企业造成劳资矛盾激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早已实现了企业产权和社会化倾向的变革，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化、股份制等企业制度创新，建立起公私混合所有制。特别是“privatization”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化”倾向的纠正，它认为“经济是非政府的民间活动，政府应当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而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我们因此提出了“民营化”观点，以促进以明晰产权为目的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一些盲从西学的观点则混淆了“公有制”、“私有制”与“国营”、“民营”两对不同层次的范畴的经济含义，将“privatization”解释成狭义的私有化，结果给反对产权制度改革的观点以口实。
在发展模式上，一些盲从西学观点认为中国只能照搬西方发展道路，搞传统工业化。但是，他们又对历史上的“中国增长之谜”感到困惑，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近代史中，工商业者积累了资金却无法扩大再生产，而只能去买土地，重当封建地主。而且每当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农民破产和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而激化社会矛盾，致使中国工业化走向夭折。
在宏观调节方面，盲从西学的观点僵化地引用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整思想，但是没有弄清楚发展平衡的西方小国有条件实施总量调整，但对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忽视结构问题搞宏观调控，只能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盲从西学的观点要求中国效法新兴工业化国家，依靠外向型经济实现发展，却没有看到大国是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巨大的进出口将引起国际市场的逆反性反应。
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对策，一些人“权威地”以教科书上的理论教训国人，将通胀简单地归于货币现象。而对实践要求中国从深层次的结构失衡来看待和解决通胀问题，以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来实现可持续增长，置若罔闻。
由于错误认识通货膨胀，固执地采用紧缩货币政策治理结构性通胀，以至于引发滞胀；还以财税增长有利公平，拒绝将反通胀政策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减税等财政政策。
这种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奇怪。有些学者声称他们只看外国人的作品，拒绝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他们以外国权威、刊物为标准来“点评中国学术”，不屑于与实践为伍，他们的理论是为获“诺贝尔”之类的奖，或是为了被圈内学者们互相引证而创作的。脱离实际在另一方面必然引起学术腐败和浮躁之风。不问实际效果，只把专家的认可作为评价成果和晋升职称的硬标准，由此，拉关系、送人情蔚然成风，造假、抄袭等随之而来。
实际上，这些只是对西方学术发展中的一股错误倾向的拙劣模仿，以致于引起一些地道的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例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诚恳地说道：“中国要自信，不要都学西方。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实践中已经发现，西方经济学本身还远不完善，更不是万应灵药，它的很多前提假设是偏离现实的。其实，这一点早已被西方经济学家发现。一位法国经济学教授深刻地指出：“新古典主义对‘理性’经济人的虚构、依赖均衡概念以及坚持价格是构成市场行为的主要（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与我们的信念不一致。我们的经济学概念是基于另一类行为原理，包括经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的重要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异质性、基于非市场因素的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组织的权力结构、文化、社会领域也应包括在内。”
从经济学研究来看，事实上，中国当代经济学研究比西方具有更有利的条件。西方国家相较于中国这一类人口众多的大国，就只是小国，在人口较少的小国其发展容易受偶然性的影响，而大国的发展更趋于自然发展的过程。由于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因此，研究大国的理论更能真实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规律，而在小国可行的经济政策就不一定适应大国。事实上，今天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表现已经证明，不管西方经济学家和他们的中国学生是否看到或承认，正如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样，她的理论创造同样也是全人类的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学者不太愿意关注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即使是全新的事实，他们也善于将其纳入旧理论体系，他们特别适合电视表演。他们反对语言暴力，但是，自己又有意无意地成为语言暴力制造者。他们利用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占据高校等学术机构，把持着所谓“一流刊物”，歪曲、抹杀他人成就，剽窃甚至偷窃他人在改革极其艰难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提出的种种推进改革前进的措施，他们通常手法是利用自己海归的特点，大肆宣传“西方中心论”“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而他们自己就是西方的代表，凡是坚持要考虑中国自己具体情况的观点，全被语言暴力扼杀。
张维迎回国初期，对我们长期坚持民营化改革理论曾十分赞成，也曾接受我们坚持产权制度改革，反驳林毅夫忽视产权改革的错误理论的建议；在几年前，他一再强调要推进民营化和结构调整的时候，也很清楚我们在这方面的先驱作用；但在别人提出来的时候，又有意改口不提民营化，而提私有化；在有人明确指出其不合适后，又将我们坚持“中国发展模式论”，变性为反对市场取向改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不高兴”。
从张维迎多篇文章看，令人遗憾地表现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的倾向。张维迎将反对市场化、民营化进程，坚持斯大林模式的极左派别的“中国模式”，与绝大多数坚持市场化、民主化和对外开放，建议中国根据后发展优势和当今世界环境的变化，探索中国自己的市场化、民主化道路的“中国模式论”混为一谈，说明他也许是长期离开中国，流学西方，对中国改革进程缺乏了解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一些浅薄的媒体，有意炒作，封锁批评（《经济观察报》拒绝发表批评张维迎的文章，却发表了张维迎不合事实的文章），这是中国学术界浅薄流行、表演艺术盛行、强盗逻辑横行的真正原因。我们和张维迎一样，对“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纠缠在一起，以致于造成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分法现象，痛心疾首。
当然，张维迎没有否认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但要解释上述现象，按照张五常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肯定做对了什么？当然，同样也可说，也肯定做错了什么？
张维迎也认为这是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的成果，但是特别强调了引进外国技术、管理的作用。其实，“中国模式论”历来坚持：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绩。与此同时，也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甚至体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恰恰相反，只有极少数极左派一方面想利用“中国模式”以售其奸，但同时他们不断发声，将两极分化、腐败盛行、生态恶化等等归结于改革开放，也即是归结于现行的中国发展模式，而将中国的经济奇迹则强加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而他们内心其实很清楚，中国发展模式与他们拥护的计划经济模式是直接对立的。
大多数坚持中国模式论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模式是在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制约，由于中国已经不具备英美国家先发展优势条件，通过实践探索，进行市场化、民主化改革的过程和产物；并且，大多数学者也认为，即使现在的中国模式也并没有固化，它将来走向何处，也是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但是不管怎样，由于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是在自己历史的基础上前进，因此，后来的发展无法摆脱历史的遗迹，也就是说，即使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中国也会产生有自己特点的西方模式，即中国发展模式。
张维迎关于“改革失败论”者的论述也是不适当的，他没有指出，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说过，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企业家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极为崇高的地位，只要指出即使在国有企业中，党委的领导也要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就可见一斑了。
30多年改革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拥护改革的，是支持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仍然坚持计划经济和斯大林模式的人只是极少数文革后裔的乌有之乡派，他们已经随着日薄西来的失败而分崩离析。当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并且还可能复辟。但是他们只是反改革反历史反人民的反动派而已。
张维迎也许是出于专业的习惯，将企业家抬高到无上崇高的地位，他在反对凯恩斯的时候，认为所有的政府都不能调节经济，只有企业家可以。在他看来，坚持中国有自己的特点的发展模式，就是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就是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他之所以反对他理解的“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我们很担心，在海外游学的张维迎先生对中国改革的复杂进程和思想流派不太了解？
其实，张维迎所讲的他和几位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都是绝大多数改革派学者，包括中国模式论，几十年如一日做的，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同时认为，对外开放是中国模式的极其重要一方面：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引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发表的所有著作都说明：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总之，在所有这些方面，大家几乎完全一致。唯一的遗憾在于：我们认为：张维迎创造并因此获奖的“双轨制”也许多少要对当今腐败的恶劣现象负一点点责任。
因此，我们始终坚持呼吁：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和民营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相信，中国还是会形成自己的模式，这是没有办法的，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造成的，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中国的土壤，即使张维迎不喜欢也没有办法，即使中国完全按照张维迎的愿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其结果也还是有中国特色基因在内的“中国发展模式”，难道全盘西化的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与美国模式是一样，没有半点自己的基因吗？！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不是“中国模式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从来没有绝迹过的极左派的鼓噪，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张维迎硬说这是中国模式论的罪过，实际上是将并不相干的事混为一谈，例如他说：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有些人因为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所有这些仅仅是一股极左分子抓稻草而已，你不能因此而将中国模式打成极左。
事实上，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头脑清醒的学者，即使在看到美国国会就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的刺激政策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仍然没有以此证明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而是要求进一步民营化、民主化、市场化，更没有迷信凯恩斯主义，以此指引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促使“国进民退”浪潮，迫使改革进程逆转。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仅仅是他的一种看法而已，并且是与事实不符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