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有一个“钟摆理论”，他说，人在各种欲望不得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端之间摆动。他也极悲观地断言：人生即是一大痛苦！
所幸的是，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救模式——宗教。因此，宗教衍生于人类社会的互动之中，宗教信仰即是人类日常互动的一个高级模式，它来自于世俗世界，虽然它确实在呼吁着超然世俗，但却很难突破世俗的枷锁。藏传佛教是宗教模式的其中一种，所以它的本质亦如此。那么，人们对达赖以及流亡多年的藏僧们是否都存在着一种放大“宗教色彩”的误解？
误解：被放大的“宗教色彩”
要探索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特殊原因。基本上所有的宗教语言都源于“启示”，那些关于神的知识和猜想，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帮助信徒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经验，从而给予信徒们如何“渡”今生的智慧。
这也许就是所谓“宗教色彩”的源泉。在宗教神秘的外衣下，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被集中在“去世俗化”的语境中。有些人关注神的知识，或与神的沟通，一部分人更集中于对神力的祈祷和追求。往往在宗教氛围中，一切世俗的人与物都罩上了“宗教色彩”，被神圣化。同时，神因为无法与人直接对话，于是一个宗教领袖的“代言人”便应运而生了。人对神的绝对仰慕在创造这个“代言人”市场的同时，也把宗教自身拉入了世俗化的尘世之中。
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社会，强调宗教使社会价值和规范获得合法化，即价值与规范因神的话语而规范。宗教有这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譬如“圣书”之类的语言传输方式。因此产生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同一教中还会有更细微的派系之分。就如同凡世间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这一切都说明了宗教是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每个宗教群体的信徒依据某个体系来解释他们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并对之做出反应。每一个宗教群体也都有为扩大群体规模而努力的教义。所以如何宗教的本质即是一种组织，同所有社会中的党派社团没有两样，其中的等级、派系、权力一应俱全。因此宗教必是个已经规模化的社会，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宗教崇拜的直接对象实质上都是该社会中某一阶层的符号而非神。这些特点时常被隐藏在“宗教的神秘色彩”之中，而被人们忽略。
权力：宗教与政治的“不二法门”
宗教群体的直接体现就是“宗教组织”，而宗教形成组织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官僚制”。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在没有非宗教政权参与的情况下，宗教自身也是难以逃脱权斗的纠缠，这亦同世间所有党派团体无分别。
这或许就是身为组织的宗教困境。但是如何突破权力困境而得道，也体现了信徒对自己教义的参悟。佛教中把修行得道的圣人所证悟之处称之为“门”，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不二法门”是最高境界。
从哲学角度来看，它指超越相对、绝对、差别、一切平等真理的教法，而回归到僧人自己的修行上，它则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法门，证悟超脱的最高境界。对于佛家人来说，无疑突破权力的欲望也是修行得道中的“一扇门”。
在藏传佛教的体系里，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集团的领袖，自身必然面临着这扇“权力的不二法门”。自17世纪格鲁派掌权后，“活佛转世”制度已经把藏传佛教与政治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后期这种制度竟然衍变成了一种“西藏特权阶层”争夺利益的特殊手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选中的“达赖喇嘛”虽然也接受了严格的宗教仪式和紧密的佛学知识，但是外在权力斗争很难不动摇他那颗修行佛理的纯心。这种情况，在第14世达赖喇嘛身上表现地最显著。
另外，权力置于宗教，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不二”，那就是宗教与世俗世界在“政治的权斗”上的殊路同归。这点基督教教皇与王权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藏传佛教中也有这样的鲜明事例，如历史上清朝为制衡西藏而设立了两类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的怪现象。
然而回顾整个人类社会史却发现，没有一个朝代能延续至今，而宗教在此期间不但群体不断扩大，甚至发展到更多门派。这其中奥妙是什么呢？
上师的职责是引导平衡
这一切原因就在两者对“权力”的操纵方式上。在世俗政治中，领导者的权力体现为对人以及人行为的直接操控，并不考虑被操控者的意愿。由于这种控制只重表面服从，很容易在物质实力的变化中“改朝换代”；而宗教权力则在于它超越了人的肉体表相，直接作用在人的精神上，具有影响他人心灵的能力。这种力量强大体现在，当僧人们感到自己内心“敬仰”的象征符号受到了威胁，他们甚至可以“自焚”， “杀人”来捍卫。
有些人可能会误认为这是一种“洗脑”，认为信奉宗教的人是非理性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选择宗教是一套很复杂的程序，这个过程多半必须需要人的理性参与。如何去理解僧人们“自焚”、甚至违反佛法道义“杀人”的行为呢？那是因为宗教的“抚慰”功能在起作用。文章开篇已经指出，宗教是人用来解脱痛苦的所探索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在人们遇到困难、苦恼的时候，尤其是绝望之时，宗教恰到巧处地给予了信奉它的群体一种无上的“抚慰感”，同时还能让他们具有一种高度强化（与神、佛同在）的荣耀感和归属感。所以宗教权力对其群体的凝聚力、操控力远远高于尘世的习俗和文化。
无形的神灵已隐晦地给予了宗教组织强大的权力，可是对这个权力的操纵者却不是神，而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宗教领袖。那么当这种力量一旦落入居心叵测之人的手中，就难免悲剧发生了，而宗教治理的理想类型是“纯粹的神治”和“纯粹的人治”，前者给了社会一种最美好的状态。可是，能否达到却是个谜团；后者的问题更严重，在没有找到正确“代言人”的“人治”下，将会给宗教自身以及信奉它的人群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综上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本身是固有着政治权力特性的，只是它与权力的纠缠并没有因为“神”的存在纯净透明，反而让其步入了世俗的深渊之中。因此，作为宗教领袖，他们面临着双层困境的压力：一方面要突破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另一方面还要防止自身陷落在政治争斗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对其“代言人”能力的要求则远远高于对他佛性的宿求，因此一个宗教领袖的基本职责就是引导群体走出世俗争斗，最终在宗教生活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平衡。当神灵把如此强大的力量置于“宗教领袖”之手时，也意味着这位上师最起码要给他的信徒们一个相对纯洁的“修行”环境从而能使教义能不断地延续下去。
达赖困境与西藏的未来
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历史长达千年有余，史学界以朗达摩赞普亲自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为界，将藏传佛教史分为“前弘期”，“黑暗期”，“后弘期”。这其中出现过很多有名的上师，如7世纪中叶的仁钦桑波，他复兴了莲花生传入的密教，这种新密教与同时在东部的喀木地方兴起的戒律系统的佛教一起，成了复兴濒于灭亡的西藏佛教的主要力量。
在仁钦桑波上师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位正确运用“宗教权力”的高僧，这样的一代宗师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幸运，更是西藏人民的幸运。而与仁钦桑波上师相比，今日的藏传佛教“代言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难免让人有些失望。
在西藏的政治斗争中，丹增嘉措并没有把握好自己角色中所具有的那份“神圣的权力”。自他1959年出逃到印度，且不说他在这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中对藏传佛教做过什么，对于那些跟随他的僧人，他首先没有履行一代宗师的职责。譬如面对那些“自焚”的藏僧，他从来没有站出来制止过这种牺牲的行为，更不用说引导那些年轻的藏僧走出“权力的不二法门”，在宗教中寻找到生命的平衡。其次，作为一位上师，他自己也没有走出权力的枷锁。这点他在西藏问题的立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丹增嘉措多次申明并强调了自己的宗教立场：以中立的姿态呈现。但是随后，人们总能看到他再次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相关问题的报道。所以当代达赖困境，从某种角度来看说更多是源自于自己对宗教角色的不作为。
外人无法断定“达赖困境”何时才能解除，因为这决定于达赖喇嘛的自心是否真正愿意义无反顾地解脱出来。他应该太知道宗教中权力的作用，也太知道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权力的诱惑。他曾经说过真心回归宗教，放弃政治权力。从现状来看，这在现今不但可以造福于海内外藏人还有利于达赖喇嘛自身遁入“不二法门”的修行，所有心怀慈悲的人都会为此默默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