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相继派贡觉仲尼、刘曼卿、谢国梁、黄慕松、吴忠信等人入藏,代表中央政府沟通关系、办理事宜。西藏地方政府也设立了驻京机构,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断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沟通、表达诉求。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朝向良性发展。1940年4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关键词：国民政府;西藏问题;方略;
作者简介：丁柏峰,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青藏关系研究”(11BZS070)阶段性成果;
清末民初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基本隔绝,中央政府几乎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西藏问题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承袭了北洋政府对西藏领土的主权,制定了新的治藏法规与制度,筹建了掌理西藏、蒙古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并相继派代表入藏慰问、沟通,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得以逐步恢复。“历史事实表明,虽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1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朝向良性发展。1940年4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一、南京国民政府派员赴藏活动
北洋政府时期,曾相继派遣杨芬、马吉符、姚宝来、陈贻范、胡汉民等人代表中央入藏宣慰,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沟通。然而,由于英印当局从中阻挠,以上人员并未能进入西藏,所负使命自然也难以履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便开始致力于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有效沟通,而沟通的直接手段便是派遣专使入藏,宣传三民主义,表达中央德意。
南京国民政府首次派员赴藏是1929年9月委派贡觉仲尼为“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代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沟通。贡觉仲尼是拉萨色拉寺麦扎仓的一名喇嘛,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信任,曾多次受达赖喇嘛委派与中央政府进行联系。1924年1月,他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往北京任雍和宫堪布,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重要联系人。1929年9月1日,贡觉仲尼一行又赶赴南京,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戴文等人面陈藏事。9月10日,蒋介石接见了贡觉仲尼等人,其后蒋介石指示蒙藏委员会与贡觉仲尼等人就有关西藏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十三世达赖喇嘛主动向中央输诚,是其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明智政治选择,也为改善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的关系提供了条件。1929年9月11日,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提出重用贡觉仲尼的建议,指出“政府对于棍(贡觉仲尼)如特别优遇,将来解决西藏事可期顺利”2。9月12日,蒙藏委员会建议中央派遣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沟通,“拟先派棍(贡)觉仲尼偕同我方派员到藏疏解”3。南京国民政府很快便批准了这一建议。南京国民政府之委派贡觉仲尼代表中央入藏,是为了确保首次派遣代表的成功,接受了北洋政府时期派员入藏受到英印当局阻挠的教训。贡觉仲尼具有达赖喇嘛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英印当局无理由阻挠其入藏,西藏地方政府也更容易接受。
1929年9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派遣贡觉仲尼以“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的身份入藏。国民政府专门为其颁发了特派状,并携有蒋介石、阎锡山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伦察绒的信函及礼品等。蒙藏委员会还拟定了中央解决藏事的8个方面的问题,并请达赖喇嘛予以明确答复。蒋介石在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中表示了对其所作所为的谅解,并阐明了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蒙藏团结、一致对外的诚意。4在写给噶伦察绒的信函中,蒋介石强调:“藏卫虽遥,其地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其民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无不尽力扶植地方自治之基,以争存于世界……兹特派棍却仲尼赴藏慰问起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5
贡觉仲尼一行于1930年1月16日抵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命令噶厦政府,以接待中央大员的规格“命西藏文武官员率领马步军队到坚赞鲁顶迎接,列队进藏……西藏文武官员以及民众人等皆欣幸。”6可见,西藏各界对于贡觉仲尼“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的身份是充分认可的,而这种认可实际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
贡觉仲尼于1月19日谒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其转交了蒋介石、阎锡山的信函及礼物,并向达赖面陈了中央所拟的解决藏事8个方面问题。即“第一款,西藏与中央关系应如何恢复?第二款,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应如何行使?第三款,西藏地方自治权如何规定?范围如何?第四款,达赖、班禅加入中国国民党。第五款,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地位与权限一律照旧?抑或另有规定?第六款,班禅回藏,达赖如何欢迎?中央如何护送?第七款,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事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发给。第八款,西藏对于中央有无其他要求?”7达赖喇嘛与贡觉仲尼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甚欣悦……刻正预备复书,并选派大员随同仲尼来京报聘并面陈一切。”8其后几日,贡觉仲尼又相继会见了各噶伦及其他噶厦政府官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与他们沟通,并广泛宣传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1930年8月,贡觉仲尼奉达赖喇嘛之命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返抵南京,并被任命为西藏驻京总代表,专门负责西藏与中央之间的沟通事宜。贡觉仲尼在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陪同下觐见了蒋介石,并递交了达赖喇嘛的复函及对中央8个方面问题的答复。“从贡觉仲尼所带回的噶厦公文可知,西藏地方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八个方面问题均予以回答,达赖喇嘛坚持拥护中央、坚持和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等,只是与九世班禅积怨过深,因此对班禅大师返藏问题仍有异议。”9
在贡觉仲尼代表中央入藏宣慰的同时,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派遣文官处秘书刘曼卿经由西康入藏调查地方情况,也为沟通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曼卿(女),藏名雍金,1906年出生于拉萨。其母是当地藏族,其父刘华轩是汉族,曾担任清驻藏大臣衙署秘书,后来又任职于班禅驻成都办事处。刘曼卿自幼在拉萨长大,1915年随父母迁居印度大吉岭,1918年从印度回国定居于北京。她被国民政府留在南京任职,担任行政院文官处书记官。1929年6月,刘曼卿提出赴康藏地区调查,“详查康藏之现状,汇记成册,以供政府参考。”10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很快批准了她的请求,派她以文官处书记的名义入藏工作,但其入藏以后实际发挥了中央政府代表的作用。
刘曼卿于1926年7月15日携带古应芬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引荐信及礼物从南京出发,取道西康从陆路入藏。经一路艰辛跋涉,于1930年2月抵达了拉萨,比贡觉仲尼早到了几天。十三世达赖喇嘛分别于3月28日和5月25日先后两次接见了她。刘曼卿向达赖喇嘛转交了古应芬的信函和礼物,并详细介绍了内地的具体情况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为恢复与西藏正常关系所做的努力。希望达赖喇嘛“顾念大局,体惜愚忱,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诸事,赐以明白之答复。”11达赖喇嘛在第二次接见时向刘曼卿详谈了对时局及中央与西藏关系的看法,请其记录成文并向中央政府汇报。达赖喇嘛说:“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过去中央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谈及正在进行的康藏战争,达赖喇嘛表示:“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受。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达赖喇嘛还向刘曼卿谈到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他说:“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之权。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2达赖喇嘛还表示将派代表去南京与中央做进一步沟通,并且希望中央向西藏提供纺织与制革的机器及技术工人。刘曼卿入藏时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倾向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正如祝启源先生所言:“从达赖喇嘛同刘曼卿的谈话来看,内容十分广泛,态度十分诚恳,而且与他通过贡觉仲尼转述的三点声明精神是一致的。达赖喇嘛将自己维护祖国主权、拥护祖国统一、赞成共和、欢迎班禅返藏、派代表参加中央政府的重大政治活动、同英国人划清界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充分而又明确的表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为日后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一位历经坎坷的政教领袖来说,在晚年能有如此大的转变,是难能可贵的。”13而刘曼卿入藏与达赖喇嘛的沟通,使中央政府及时掌握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及政治诉求,为其后对西藏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刘曼卿于1930年5月27日离藏,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并于7月27日回到南京。她向古应芬转交了达赖喇嘛的信函及礼物,并汇报了西藏之行的具体情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向她颁发了褒奖状,其内容为:“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驱驰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意,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给予褒奖,以示奖励。”14
1929年底,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由于在西藏经商的尼泊尔人纳税问题而引发了纠纷。1930年1月,尼泊尔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起兵入侵西藏。由于康藏战争爆发以后藏军主力被投入西康战场,中尼边境空虚,十三世达赖喇嘛电请中央政府予以援助或进行斡旋。消息传来,在国内引起了巨大震动,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中央政府援助西藏抗击尼泊尔的侵略。时任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的谢国梁向中央提出建议,“政府速派员慰问尼泊尔国王,并任疏解尼藏争端,籍以招其归来……政府速派员进藏,援助藏人解决尼泊尔交涉,并乘此商洽中藏善后办法,解决藏事正是时机。”15其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百一十九次政治会议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形成了决议,供中央政府参考。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尼、藏交涉,概由国民政府派员秉公处理。”16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依据谢国梁的建议和政治会议的决议,发布了关于解决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的训令,派遣巴文峻、谢国梁分别前往尼泊尔和西藏进行调查并调解冲突。
巴文峻、谢国梁两人于1930年7月到达印度。其后,由巴文峻赴尼泊尔进行调查、调停,谢国梁则赴西藏进行调解。由于担心英印政府从中阻挠,谢国梁决定“由尼泊尔或不丹潜行入藏,以省时日。万一不能通过,即由云南进藏。”17巴文峻进入尼泊尔的行程非常顺利,并受到了尼泊尔方面的高度礼遇。尼泊尔方面表示:“敝国政府于贵国亟欲与敝国保持友谊关系之意,深为钦感。盖以深处内地之一独立小国得与邻邦和睦相处,实为无上欣幸。”18英国政府获悉国民政府中央对尼、藏战争的调解情况后,也派了一个代表到拉萨以第三方的名义进行调解,并且指示尼泊尔方面撤兵。
谢国梁原计划经由尼泊尔或不丹入藏,结果英印方面处处设置障碍,无法顺利成行。无奈之下,谢国梁带其子谢瑞清从印度到缅甸,计划绕经云南入藏。不料在接近云南边境时,其子谢瑞清不幸染病而亡,使其行程陷入停滞。谢国梁料理完儿子的丧事后,聘请仰光《兴商日报》主笔谭云山为秘书,再次启程入藏。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谢国梁此时身体已经极度衰弱,难以适应沿途高寒缺氧的环境,当行至距拉萨仅一日之遥的赧模地区时突然病故。临终之前,他将公私诸事托付给谭云山全权处理。
1930年12月18日,谭云山与西藏派来迎接的人员共同将谢国梁的遗体运到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谢国梁后事极为重视,亲自为其诵经超度,并“令谢委员旧友察绒札萨克经理丧事。复由汉头目王培林率领拉萨汉人百余名,齐集吊祭,帮理一切,均用最高汉礼办理。”1912月22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见了谭云山,谭云山转呈了蒋介石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写给达赖喇嘛的信函,递交了国民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拟定的十一条原则,并介绍了此次谢国梁赴藏的使命及不幸病故的经过。谭云山虽然久居海外,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肩负起中央代表的使命,并未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但是他对于藏事颇有见地。他认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须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南京中央政府为中国全国(合汉、满、藏、蒙古、回、苗)之中央政府,中藏关系乃国家与地方或特别区域之关系,非与国之关系。此次交涉,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交涉,非国际交涉。所谓解决中藏问题,即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结统一合作以共谋国是之问题。”20其后,谭云山在拉萨活动了一段时间后,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南京,向蒙藏委员会转呈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给蒋介石及马福祥的复信,并详细汇报了与谢国梁共同赴藏的经过。
谭云山返回内地之后,由于康藏战争和青藏战争战事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调停康藏、青藏之间的关系,再未派遣代表入藏。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国民政府特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作为入藏致祭专使,在拉萨工作近三个月时间。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黄慕松、吴忠信两位政府高官入藏,进一步改善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代表参与中央政治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引起了西藏各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关注,并迅速作出了反应。当时在内地的九世班禅率先派代表到南京祝贺,并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这一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认清了英帝国主义图谋西藏的野心,开始重新思考西藏的前途及出路,其政治态度发生了可喜的转变。1930年8月,贡觉仲尼代表中央入藏慰问之后,又作为西藏的全权代表返回南京,向中央政府汇报了西藏方面对中央所拟8个方面问题的答复。其中第七款为:“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事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发给。”西藏方面答复:“先设办事处于南京、北平、西康三处,以后若有加添之处,再当陈请。”21依据这一意见,贡觉仲尼于1930年10月8日向蒙藏委员会提出在南京、北平、西康等三处设立西藏办事处的申请。蒙藏委员会在给行政院的呈文中说:“西藏设立驻京办公处,系去岁蒋主席派棍却仲尼赴藏时携去八款之一。本年八月间,棍却仲尼回京复命,携有达赖答复蒋主席书,对于设立驻京办公处一件,表示赞同;并请同时成立驻平、驻康二办公处。迨棍却仲尼赴归德谒见蒋主席时,又蒙面谕迅速组织成立。所有西藏驻京办公处,自应准其及早组织,以资办公。至北平,寺庙林立,向为喇嘛汇集之地,与西藏关系甚多;康定为川藏往来要道,将来该处事务势必日见纷繁,所请同时成立驻平、康二办公处一节,似应一并照准。”22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地方迅速开展了驻京、平、康等地办事处的筹备工作。蒙藏委员会随即向行政院提交预算、申报经费,同时“准予刊发西藏驻京、驻平、驻康办事处木质关防三颗。”231931年2月9日,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平、康三地办事处关防开始启用,标志着三地办事处的正式成立。2月10日,贡觉仲尼向蒙藏委员会呈报了各地办事处正副处长名单,以供备案。“派棍却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阿旺坚赞为副处长;派曲批图丹为西藏驻平办事处处长,巫明远为副处长;派降巴曲汪为西藏驻康办事处处长,楚称丹增为副处长。”24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平、康等地办事处的成立,结束了中央与西藏之间相互隔绝的不正常关系,为西藏地方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建立起正式的经常性联系渠道,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与举措是富有成效的。为了规范管理,西藏驻各地办事处还制定了相应的组织大纲并报请蒙藏委员会审核,并在蒙藏委员会指导下进行了修订。其中,《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共18条,该大纲规定:“第一条、西藏驻京办事处,由国民政府核准设于首都。第二条、本处秉承达赖大师意旨,受蒙藏委员会之监督指导,办理关于西藏在京应行接洽事宜。第三条、本处置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由达赖大师选任,呈由蒙藏委员会核转备案。”25以上内容表明,西藏驻京办事处人员虽然由达赖喇嘛选派,直接受达赖喇嘛领导,但其运转必须接受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其人员必须由蒙藏委员会备案。西藏驻京、平、康办事处的设置,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基本恢复正常的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还积极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层次的国务会议,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西藏代表在积极参政议政,协商国家大法,参与国家管理等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26西藏代表的这些活动,也充分表明了西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同,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行使对西藏主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疏离的情况下,西藏地方依然派代表参加国会会议、履行职能。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第一届国会中就按比例选出了西藏地方的代表,1913年5月15日公布的西藏地方当选参众两院议员及候补议员名单中,共列有顿柱罗布、江赞桑布等前后藏代表30名。271913年6月26日,部分西藏代表还受到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之后,西藏代表还相继参加了第二期常会(1916-1917年)、第三期常会(1922年),以及北洋政府召开的政治会议(1913-1914年)、约法会议(1914-1915年)、善后会议(1925年)等等。”2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西藏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是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西藏地方十三世达赖喇嘛方面和在内地的九世班禅方面均选派了各自的代表,九世班禅还为会议致了颂辞。以此为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以及青海、西康等其他地方的藏族代表广泛参加各种全国性会议,不但参加了历届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参政议政会,而且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历届政党会议以及其他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西藏代表对国家大政尤其与西藏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磋商,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提案。如青海籍高僧喜饶嘉措在国民参政会上相继提出了《关于团结边民意志以增加抗战力量》《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请政府维护佛教以安民心而固团结》等提案,引起了西藏以及其他地区代表的广泛响应。
由于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渐趋正常,西藏地方僧俗大众也越来越关心内地局势,自觉地将西藏的前途与祖国的发展视为一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拉萨三大寺带领全藏寺院的喇嘛曾多次诵经超度为国英勇捐躯的烈士,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祈祷。1938年12月1日,西藏别蚌寺大会致函国民政府,汇报了广大僧侣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日夜祈祷的情况,公函中说:“中华立国四千余年以迄于现在,从未遭遇外侮如是之甚。现在要将敌人驱出境外,必须五族同心,为国事有钱者出钱,无钱者以血肉之躯来捍卫土地,是为迫切者……我等三寺自前年芦沟桥事变起后,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至应与国家建设道场,广发大愿,及诵何种经等恳求指示,以便遵办。”291939年2月20日,西藏三大寺代表罗桑团月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提出了开发西藏以增加抗战实力的建议,表露了广大藏人的心声,罗桑团月在信中说:
“恳请中枢念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藏省人民土地财产,亟待管理与启导,开发西藏,保护西藏,实目前抗战建国迫切需要之事。今有数点待办之事,恳求准予早日俯允以建新西藏,增加抗战实力,免为外人所占。一、请中央速派优良军士一千名赴藏,由三大寺给养,一方可弹压亲英势力东进,一方可训练民众充实自卫力量。一、请中央速派教育人材赴藏兴办汉文学校,使文字统一,中国人懂中国事,识中国字,不受外人文化分化。一、请中央速派工程人员赴藏修筑公路,连接中枢,一旦有事,可迅往解决。一、请中央速派人员赴藏设立中央银行,一面可抵制外汇,一面可完成法币统一。一、请中央速派人员赴藏设立工厂开发资源,增加抗战力量。”30
罗桑团月还表示:“以上几点,如能照办,则亲英势力可减,英帝国东占甚难,而西藏可永为中国领土,吾等永为中国国民。换言之,若中央不理,则两年中吾等均要被蚕食而为亡国奴,受英人管辖,是非吾等所愿。”311939年7月7日,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也向中央政府汇报:“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32
大量史实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开始积极回应中央政府为恢复与西藏正常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西藏地方的政治主流依然是希望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并在中央政府帮助下推动西藏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西藏僧俗大众更是自觉地与祖国休戚与共,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最终胜利贡献力量。
三、南京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的成立
1933年12月17日,偶染风寒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寝宫中突然圆寂。西藏地方立即将此消息呈报中央,并提出:“拟请速派大员入藏吊唁,借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331934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并责成蒙藏委员会调配熟悉西藏情况的随行人员同黄慕松一起入藏致祭。黄慕松是民国建立以来首次入藏的中央大员,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举行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典礼并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致祭,同时借此机会直接与西藏方面进行协商,以正式实现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正常化。黄慕松在藏期间,为了推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正常化,就当时的康藏纠纷问题以及九世班禅回藏等问题与噶厦政府进行了多次会谈。虽然实现了“疏通情感、和缓形势”的目的,但由于双方隔阂日久,对一些具体分歧较大,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共识。西藏方面认为应该首先要解决的是康藏纠纷问题,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告黄慕松“最大让步可将恢复中藏关系与解决康藏纠纷同时商议,一并决定”,并且提出“中藏关系恢复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以后之办法。”34也就是要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恢复到《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内容,中央委派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三者地位相等,中央在西藏派驻军队,西藏地方的外交权收归中央,重要官员由中央任免等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若要西藏地方同意这些要求,有非常大的难度。为了进一步进行沟通,黄慕松决定与噶厦政府交涉,留下部分致祭专署工作人员在拉萨继续工作,并留下无线电台以保障与中央的及时联系。
1934年11月18日,黄慕松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藏人深知不能离开中国,但欲得优越之权利,诡诈变幻,应付不易。我方如欲令其就范,非持久忍耐不为功……查总参议刘朴忱,老成练达,职位较崇,管理蒙藏事务多年,为委座素所倚畀,拟请令其驻拉萨办事。”3511月27日,黄慕松再次向行政院请示,留下参议蒋致余辅佐刘朴忱以应付环境。并且“于卫士中挑选志趣体格均佳、文理通顺者五人留在拉萨,一面服务,一面学习藏文。”36行政院批准之后,黄慕松启程返回内地,并接替石青阳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离藏之日,刘朴忱、蒋致余以通讯处37的名义“亦于同日实行办事”38。1935年1月刘朴忱病殁于任上,通讯处的工作由蒋致余具体负责。1937年9月,蒋致余因病离藏,国民政府又派遣行政院参议高长柱入藏接替蒋致余。通讯处实际上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前身,“实际上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39,为条件成熟以后恢复设立中央政府驻西藏代表机构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将此视为中央恢复驻藏常设机构的开端。当时一直阻挠西藏与中央政府恢复正常关系的英帝国主义者对此事极为关注,在其驻南京公使与驻拉萨使节的信中,忧心忡忡地提到:“为了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便于指导边境事务,行政院已经决定在西藏首府拉萨派驻一位使臣。据说刘朴忱将被任命为驻藏公使,由蒋致余作他的副手。”39
1941年2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关系得以恢复确立,并日渐好转,为此极需建立驻藏常设机构,以专责成。”40吴忠信在主持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后,立即开始着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筹备工作。国民政府认为:“对留藏办事机构,以为行辕不合体制,办事处地位太低,均非所宜,应改为驻藏办事长官公署。”41吴忠信派随员奚东曙就此事与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进行了沟通,热振答复:“(一)藏中内情复杂,人民疑虑夙深,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兹误会。(二)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藏政治问题,不无可虑。(三)按照十三世达赖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众大会解决,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四)此次完成达赖坐床典礼,汉藏情感恰臻圆满,此时吴委员长尽可先行返京复命,本人在此当在徐为运用,总期达到中央希望。(五)本人深受中央厚恩,无时不思竭诚图报,既有所见,不能不掬诚相告。”40为了避免再起枝节,吴忠信经与中央商议,决定将中央驻藏机构定名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并且采用先成立后通知的办法,在4月1日宣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以后,分别致函热振活佛与噶厦政府,告知成立驻藏办事处的具体事宜。1940年4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将驻藏办事处成立的经过呈报蒋介石,呈文中说:“现决定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于四月一日组织成立,并派随同入藏之本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兼任该办事处处长,本会驻藏谘议张威白为副处长,先行到差。至以前之留藏人员等项组织及名义,即行撤销。”42孔庆宗之后,沈宗濂、陈锡章、熊耀文等人先后出任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或代理处长。
1940年5月13日,蒙藏委员会公布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12条,规定:“本办事处设处长一人,秉承蒙藏委员会综理处务;设副处长一人襄助之。处长、副处长均简派。”4336并规定了具体办事科室设置及秘书、会计、卫队、医师、技术人员等办事人员的员额及选任办法。该组织规程还规定:“本办事处得派员分驻扎什伦布、江孜、昌都及其他重要地方。”43
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的设立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恢复正常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举措使中央政府与西藏的联系更趋紧密。“驻藏办事处成立之后,在沟通与联络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功不可没。”44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和平解放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谢国梁关于解决及研究藏事几点意见致阎锡山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479页。
3《解决西藏问题之预办事项》，《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478页。
4《蒋介石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483页。
5《蒋介石为派棍却仲尼赴藏宣慰事致噶伦察绒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484页。
6《楚臣丹增为报贡觉仲尼抵拉萨受到隆重接待等情致刘朴忱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495页。
7孔庆宗：《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辑第32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8《贡觉仲尼为报会见达赖喇嘛等晤谈情形事致阎锡山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496页。
9许建英：《国民政府经略西藏述要》，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民国十八年六月刘曼卿申请入藏调查边情的呈文。转引自多杰才旦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7页。
11刘曼卿：《康藏轺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96页。
12刘曼卿：《康藏轺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88—120页。
13祝启源：《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14喜饶尼玛、苏发祥：《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15《谢国梁条陈调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纠纷办法致阎锡山等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516页。
16孔庆宗：《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辑第32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17《巴文峻谢国梁为密陈藏中内情及入藏行程事致蒙藏委员会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527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报告尼泊尔国欢迎巴文峻情形呈。”转引自祝启源：《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19《西藏驻京办事处为达赖喇嘛礼葬赴藏特派员谢国梁事致蒙藏委员会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528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谭云山报告随谢国梁入藏谢死后达赖喇嘛接待情形函呈。转引自祝启源：《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21孔庆宗：《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辑第32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22《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为西藏设立驻京平康办公处及其经费预算事致行政院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095页。
23《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平康办事处关防启用日期事致蒙藏委员会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097页。
24《贡觉仲尼为报驻京平康办事处正副处长名单致蒙藏委员会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098页。
25《修正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105页。
26马连龙：《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27《民国政府筹办西藏选举事务所榜示参众两院当选及候补议员名单》，《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2952页。
28马连龙：《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337页。
29《别蚌寺大会致国民政府公呈》，《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494页。
30《三大寺代表罗桑团月喇嘛致吴忠信函》，《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496页。
31《三大寺代表罗桑团月喇嘛致吴忠信函》，《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6页。
32《热振报告全藏各寺院修法念经祝祷抗战胜利》，《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494页。
3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第73页。
34《黄慕松为拟留刘朴忱驻拉萨事致行政院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112页。
35《黄慕松为留蒋致余辅佐刘朴忱事致行政院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113页。
361934年10月24日，黄慕松致电汪精卫及蒋介石，电文中提议：“我方留置若干人设一通讯处，以资联络”。
37《刘朴忱为同蒋致余开始办公事致行政院等电》，《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113页。
38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拉萨: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39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拉萨: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40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拉萨: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41《吴忠信入藏日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拉萨: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279页。
42《行政院为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事致国民政府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3121页。
43(11)《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民国治藏行政法规》，第41页。
44(12)多杰才旦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