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15年，后见之明显示，两制的安排大致上缓和了回归对于香港社会的冲击，但是并没有阻碍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互惠交流日益成熟。由于历史不能重复，因此无法重头 开始尝试另一种制度安排，以便判断是否还有比一国两制能更为理想的其他制度安排。

事实上，即使同样是一国两制，在不同的领导阶层之间，也还会带来不同的紧缩或开放效果。到底制度重要，还是领导阶层的选择重要，见仁见智。

总体而言，香港的一国两制有助于内地的改革开放，迄今也有助于香港的稳定发展。何以如此，将来如何，对台湾有无启示，均值得深究。

一个文明、两种文化

一国两制的宗旨是维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状况。不过15年以来，更可以说是在实践一个文明、两种文化。

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下，以国土疆界作为施政范畴的模式，已经不敷使用。大量跨界移民带来宗教、语言、技能、组织制度与包括器物与风俗在内的生活习惯上的扩 散、融合、淘汰，这些全都不受国界的影响，而且因此而引发的相互学习与调整，也必然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互惠。

其中，若有因此引发固有生活习惯与世界观的失落，以至于出现不能适应的恐慌、焦虑、歧视或对抗，姑且可称之为“文化保留”的作为。这种文化保留作为，自然需要在制度上予以化 解，以防文明交流遭到异化成为文化互斥。

一国两制在全球化潮流大起之际问世，可以说是因缘际会，水涨船高。事实证明，若干港人至今对于大陆仍有政治上的不安感，歧视与对抗等等属于文化保留的倾向，近年甚至有所提升 。

二十一世纪之前，在概念上区分文明与文化似乎是多余的。不过，随着中国崛起所促发的对文明政治的再思考，中国作为文明扩张现象的观点，与中国作为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场域中成 为强权相比，前者的相关性与重要性似乎大得多。

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人的普通话、食物、宗教多神性与务实作风等等，正在世界各地与英语或当地语、西餐或各地料理、基督教或伊斯兰、普世价值或古典价值等等文明过程，广泛而 深刻地相互影响。

大量中国人移民世界的现象，使得中国人同时可以是一个宏观且长远的文明历程的载体、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某个国家的少数民族等等。自居中国人的行动者，选择用哪一种身分在行 动，以及其他人以哪一种身分看待他们，决定了当下的遭遇会表现成是冲突、包容或互惠。

同理，在中国的疆域之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认为自己在疆界之外还有以文明范畴为基础的某个祖国。比如，蒙古国的蒙古族人口虽然少于内蒙古的蒙古族的人数，但是在围绕着成吉思 汗为核心的文明想象中，蒙古国是其当代载体，因而象征了游牧／草原文明的生命力与散居世界各地蒙古人的祖缘归依。

其他如朝鲜、越南之类的身分意识，既是文明载体而又是民族国家的多重身分，足资与蒙古比较；反而伊斯兰虽有跨界文明，不过并没有单一的主权国家可选为其祖国；至于藏族，则只 有跨界文明，而没有任何藏族国家存在。

脍炙人口的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让观众欣赏到的是，早在十二世纪就已经有了一国两制的前现代模式，亦即在跨洲的蒙古帝国因地制宜的统治下，保留了游牧部落的集体决策，也在 中原地区另行采用了天朝体制。

一国两制与文化保留

准此，可以区分出两种群体互动过程，即文明过程与文化过程。其中，文明过程依附于生活方式，是相互学习与相互调整的过程，而且是属于微观层次的实践，凡是可以学习、调整、扩 散的都属于文明事物。

相形之下，文化过程依附于群体，文化过程所指的是，群体成员为了保护他们相信只有在他们之间才能彼此分享意义的事物，既不愿意与群体之外分享，也不愿意因为接触而必须转变， 因而是超越微观行动者所能自由选择的。

一国两制开创的是，自认为不同的群体之间，保留了相互区隔的想象空间，所以免于港人因为同属于一国而必须担忧想象中的港英群体的崩解，但另一方面却在实质上解放了港人与内地 之间在微观生活层次的互通有无。

如果两制下的制度范畴所反射或保护的，是自我想象的港英群体文化，则相对于一国两制的，是世界其他各地的跨界民族所遭遇的两国一制。亦即，分处于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的同一民 族，仍然得以分享纯粹属于群体文化下的同一意义系统，而不受国界所阻断，厥为一般主权国家均赋予其公民的文化自治权。但如果他们因为属于不同国家而互不接受，比如，倘若蒙古国的 公民看轻其内蒙古的族人，或倘若中国的京族公民看轻其越南的族人，不容许跨界的同族人属于自己的群体文化，则国家疆域便成为创造新文化群体意识的基础，进而沦为两国两制。

领导阶层对于跨界族人是采取同群体或异群体的立场，是全球化促成跨界交流后，所有人都要面临的抉择。台湾的台独势力便是主张台湾拥有一个不能与大陆分享的群体文化，是具体而 微的两国两制思路。香港当然也有这样的团体。

符合时代潮流的，应该是一国两制或两国一制之类的先进设计，一国有利于文明器物的生活互惠，一制有利于群体文化的向内巩固。

香港的中国人本属与内地中国人的同一群体，因为殖民制度而在香港所建构的群体想象，实在是因为文明差异所造成的。在文明互惠的15年间，这样的想象逐渐消弭，剩下的是利益分配 与权利保障的现实问题，尽管若干港人表现出文化保留的强烈倾向，香港向一国一制的转型已为未来的趋势。

台湾与香港不同的是，前者的领导阶层选择了排外的文化过程，对跨海的同一群体采取异化与歧视的隔绝态度，并有国际势力协助建构其封闭的文化想象。但是，如同香港与内地之间那 样，两岸的文明互惠已经无所不在，二十一世纪后更是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