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跟人一样，在了解它之前，不知道如何去爱它，寻求社会治理的途径就是我们想努力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然而，理解是前提，否则我们每天都是在盲人摸象，或者像救火队员一般，被动式地去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

这个社会似乎已经变了，变得让我们无所适从，然而我们又是在社会之中的，就好像身在这茫茫宇宙中，根本无法看清宇宙的全貌。那跳出这个社会如何？似乎也不可行，我们能看清和理解大洋彼岸的社会吗？这就是造成我们在理解上的困难的客观因素，使得我们在认识社会的时候，把有些认知对象的顺序颠倒了。若要治理社会，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究竟要把社会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来审视。

2010《青年文化评论》第18期中，笔者的“一部残缺的剧本：中国社会转型为何如此艰难？”一文指出，20世纪早期的辛亥革命事实上打乱的是传统社会秩序的四个维度，造成人的身份需要重新确认的格局，传统的身份界定方式再也无法奏效，所以，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完成了每个人在政治上的身份界定问题，那时的几乎每个人都成为了政治人。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完成了人的经济身份的确认，我们又成为了经济人。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已经建构，社会从外表看来是成型了，由此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全面社会改革与建设的时期，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面临着第三次转型，即社会身份的确认过程。转型是一个自我否定与超越的过程，否定不是说要彻底打破什么，而是我们理解的对象在次序上发生了变化；自我超越取决于我们的观念是否已经适应了我们周围的变化。转型不免给人带来痛苦，那是因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时常存在真空的地带，于是有人就窒息（各种的抑郁以及自杀和他杀行为）了。据说现在的官员头上有四座大山，越是基层压力越大，所以常常看到官员自杀的报道。最近又看到国企高管对自己高收入表达不安的报道，对社会良心的反思已经透露出人对于身份转型的渴望。所以，于建嵘教授总是能够表达出底层官员的心理，即使指着鼻子批评，也依然博得尊重，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说明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和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政治人和经济人的追求是不同的，前者追求政治平等或者说法律面前的平等，后者追求分配公平，二者的矛盾拉扯出一个二元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资源是有限的，个体又存在差异性，不是简单的均等化就能做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难以填补的鸿沟。而社会有赖于秩序而存在，社会秩序一旦被打破，就面临着重构，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社会就是这个状态。然而，我们总不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拉锯战中过日子。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两面镜子，一面照起来像个侏儒，一面照起来又仿佛是个精神十足的帅哥靓妹。

那我们到底是谁呢？如果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待新中国这60多年走过的路，前三十年，如果说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上有什么过失的话，就是我们在人的政治化过程中过早地推动了人的社会化进程。没错，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趋向于“拉平”的社会，但是大规模社会运动式的转型所造成的可能是相反的效果，问题的根结是，我们社会的机体在好不容易恢复免疫系统功能的时候，就采取外科手术式的社会再造，从而摧毁了社会自我疗伤的功能。社会的自我疗伤功能体现为良性细胞的增殖，即小共同体的发育和法治化过程。社会化运动反而损害了由政治主导的免疫系统。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被逐步转化为经济人，企业成为社会机体再造的主要细胞，然而，我们的企业直到今天依然处于发展和管理的史前阶段，绝大部分企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不要说发展壮大为世界级企业。这样的局面造成我们的身份是被赋予标签的，我们是经济人，但是我们并不明白除了流水线式的工作一辈子还能感受到什么。所以，我们不是纯粹的社会人而成为了可怜的“橡皮人”，社会中的人开始迷失一直比较坚定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理想转化不了现实也就挽救了现实的残缺，于是就成为浮云，不知道会飘向何方，至少在灵魂上是这种体验，因而更多的表现为网络上的民粹情绪。认为机器的发展将更多的减少人们的就业机会的判断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各类组织如果不是指向社会责任而是仍以经济人的方式理解的话，科技进步和机械化生产可能会成为社会机体的癌细胞，就如当今的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那样。

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要治理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美国的社会是二元的，但很长一段时间能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共和党代表前者，民主党代表后者——维持这种平衡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的社会信仰，具有超越政治与经济的社会正义价值。但是，这个基本的历史常识却越来越为更多的美国人所遗忘，于是，中产阶层社会吸纳社会成员的能力被一些错误的治理方式给消解了。美国的社会机体正在面临被解构的危机，在它的连接部位已经看到了一丝断裂，可能比姚明腿骨的裂缝还要明显。

中国的社会也是二元的，但这种二元没有社会信仰与责任的支撑，就谈不上什么社会正义。“刚性社会稳定”的概括事实上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机体的很多细胞壁在瓦解，社会的流动性表现为个体行为。我们承认，工业化、城市化都是出于好意，但是这些都不能被当成是社会本身的目的，而是实现社会化的动力。如果我们将社会化看成是社会机体良性发育的话，那么政治制度就是机体的免疫系统，通过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来抑制社会个体化、黑社会化以及流民潮倾向；而经济则是促进社会机体发育的生长素，经济发展能够促成更多的企业组织的建立，也能使更多的人被纳入到非产业组织中，从而形成越发牢固的社会网络。一个良性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中产阶层社会的形成和对上下阶层的吸纳，最终消除阶层的界限，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知识了。

社会人所追求的是有尊严的安宁的幸福生活。管理学的实验已经多次证明了，生产生活条件的改进并不能提高生产效率，改变生产组织者对于社会的理解才是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一个地区即使发展稍微落后了一点，但是地方领导把普通民众放在心里，用实际行动尊重他们，比那些账面的数据更能赢得民心。为什么现在学校的孩子不开心？因为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关爱。我们的社会，很多人在逐渐丧失关爱他人的能力，这是由小共同体经验缺乏造成的。

社会的良性运行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基础，那就是公共精神，来自共同体经验基础上关爱他人能力的增长形成的共同体文化，这可以通过社会信仰和社会责任来塑造，但更需要自主交叉性小共同体（企业、家庭、协会、社团、宗教组织等等一切可以法治化的组织。）的良性发展，通过在小范围首先实现从政治人、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化，然后借助于经济发展，形成更大范围的以社会信仰和公共精神为纽带的政治社会共同体。

当理解了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个社会的未来之后，我们再谈治理就少了一丝困惑。可是，我没有看到儒家学说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探讨，反而依然是那些沿着胡克尔、基佐、洛克、托克维尔、柏克、马克思、德鲁克等政治社会学谱系的研究者在关注着这个中西方共同面临的挑战问题。如果儒家学说真的能够治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就必须首先在政治社会组织结构问题的分析和认识上做出可以超越上述伟大社会学家的解释，但是恐怕这对儒家学说来讲是个自毁前程的事业。

本文刊载于《青年文化评论》2010年第20期：http://m.ycreview.com/node/747/

201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