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上午和1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主持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犀利哥”许小年也参加了座谈会。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忧虑可窥一斑。

从经济数据的走势来看，中国经济确有“硬着陆”之虞。一季度GDP同比增8.1%， 增幅5个季度连降，二季度GDP“破八”已无悬念。6月份CPI同比涨2.2%，创29个月新低。央行罕见地一个月内连续两次降息以安稳市场信心。

来自实体经济层面的信号似乎更加惊心动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4月和5月，电力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仅为1.7%，而过去十年间电力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2%。同期铁路货物总运输量增长1.3%，而2005-2011年间平均增长率为6%。煤炭输出量占到全国港口输出量的70%以上的秦皇岛，号称“工业血液”的煤炭存量创出历史新高，甚至高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股市投资者也明显信心不足。上半年上证指数尴尬微涨26点，其表现在亚洲主要股指中倒数第一，留给股民长长的叹息。

让我们快速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依靠“入世”带来的出口繁荣、火箭式爆发的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从过度消费转向“去杠杆化”，中国出口锐减。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但中央没有预料到的是，“四万亿”计划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提供了政治背书。结果，地方政府投资在“地方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全面失控，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飙升至超过10万亿元。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更创下令市场震惊的10万亿规模。

在过度刺激的背景下，房价再度飙升，通货膨胀卷土重来，2011年CPI一度突破6％高位。突然之间，中央陷入三重挑战：通货膨胀、高房价引发公众不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作为应对，中央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5.5%上调到历史新高21.5%；清理整顿地方平台债，减慢高铁建设速度；对房地产采取极端的“限购”。

几幅猛药下去，效果自是明显，通胀急剧下降至2.2%低位，房价也陷入徘徊僵局。但是如此疗法的副作用也令人揪心。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于投资驱动，在刺激计划的推动下2011年投资率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49％。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贸然对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铁路投资急刹车的结果不难想象：推动经济增长的几个关键引擎同时熄火，经济急剧降温。

三一集团是投资驱动型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成为今年投资大滑坡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各种大型工程“大干快上”的历史大潮中，三一迅速崛起，2011年其创始人梁稳根更是问鼎“中国首富”。那一刻，也是投资驱动型增长的巅峰时刻。

今年以来的形势急转直下。今年5月份压路机、装载机、推土机和挖掘机销量同比分别下滑29.70%、25.77%、29.90%和23.92%。2011年末三一集团的员工人数首次达到6万人，而到今年6月30日员工人数减至5.7万人。据2012年一季度财报，三一重工实现净利润28亿元，但应收账款达到201.23亿元，是其净利润的7倍以上。

三一集团面临的挑战，是中国经济模式挑战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正在迎来“三一时刻”：投资刺激已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模式。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寻找新增长模式的“经济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不可能指望一夜之间从投资驱动就转变为消费驱动。这一转型过程本应更早启动，但在投资驱动的惯性与改革惰性的双重作用下迟迟未有进展，终于导致如今在投资动力衰退时新的增长动力难以跟上的尴尬局面。

显然，如果继续坚持当前的投资紧缩政策，经济硬着陆并非不可能，其后果难以预料，也是不必要的代价。以房价调控为例，高房价的病根在于货币严重超发，以及金融体系不能很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导致居民资金没有合理投资去向与中小企业融资无门并存的奇怪现象，股市本身也因为“沉疴缠身”令人望而却步。治理房价，必须从这些根本性因素入手。而“限购”只能让房价稳住一时。一旦在地方政府收支危机、经济硬着陆风险倒逼之下，房价调控被迫放松，房价势必再度反弹。

中国经济患的是“慢性病”，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慢慢调理。企图以“速效药”来治疗慢性病是危险的。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指出的，“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眼下，放松房地产调控，已经成为无奈但必要的政策选项。当然，放松房地产调控稳住经济形势之后，我们更应痛定思痛，从长计议，加快体制性改革，通过减税、利率市场化、反垄断、财政民主化、放权让利等多种政策来直面“三一时刻”不可避免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