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分歧，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争论不休。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4]的评判就是这种分歧和争论的集中表现。而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别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外部和苏联实践参与者的内部，见证和亲历了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他们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苏联模式的弊端都提出过尖锐地批评。这种批判在总体上犯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在苏联模式形成初期，他们就能洞察其弊端，并提出不乏真知灼见地批判，这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思考属于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来说，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和参考价值。为了清晰地认识他们对于苏联模式的再思考，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说起。
一、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所有制理解上的差异及苏联实践模式
1.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所有制理解上的差异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取得政权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未来社会设想的两大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产生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了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分裂。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有以下描述：“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联合体中每个人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把他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还有以下解释：它“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到：“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4］由此，我们可以见到，对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都给出了“共有”和“公有”两种提法。有人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提法没有本质区别，即“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义词。而也有人则抓住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词眼，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只要符合“共同占有”（注意，这里是“占有”而不是“所有”）的所有制形式都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后来，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前一种观点，而民主社会主义者则信奉后一种观点，这种对所有制理解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的分道扬镳。
对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理解上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对由资本主义通往未来社会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东方实践继承人：列宁和毛泽东等坚持认为，“由此及彼”的道路是暴力革命。《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结合“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分析俄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下，结合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写出了《国家与革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6］20毛泽东更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总结，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9世纪中期，现代股份公司出现，随后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股份公司使马克思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这是他们后来选择放弃暴力革命的所有制层面原因。除此以外，欧洲革命形势的变化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被迫解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资本主义经济也相对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第二国际”成立。由于当时新的时代特征，加上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使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了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想法。这种想法后来蔓延开来，还不得不提到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15]在《导言》中，恩格斯指出：“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根据对恩格斯《导言》的理解，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全面民主发展的一个渐长渐进的运动过程。认为不可能再搞暴力革命，因此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斗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民主”具有关键意义，指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起初，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但后来他却曾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他虽然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和保持政权，但是却根本闭口不谈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要求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国家的民主化，争取修改德国议会和选举法。
综上所述，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根据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两大模式：暴力革命建立公有制社会模式和通过和平长入建立共有制社会模式。
2.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
（1）取得政权的道路。俄国通过“二月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经过“七月危机”，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屈服，资产阶级建立起单独统治。这使列宁认识到：现在俄国已经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了，历史提出的问题是，或者是反革命完全胜利，或者是重新发动革命。俄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探索。
（2）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分析了“二月革命”后的形势，提出了革命胜利后的一系列经济思想，其中包括“国家辛迪加”的设想。列宁“国家辛迪加”的思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结合俄国实践提出的理性选择。相比于“自由人联合体”，“国家辛迪加”虽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它却引入了中间组织：国家组织经济。这既解决了“自由人联合体”组织经济主体的不明确性，为经济建设构建了一个明确的经济组织主体，同时也间接地实现了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为了将国家辛迪加的思想付诸实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一些工厂实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企业管理委员会进行领导的集体管理制，希望通过间接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加上企业工人的民主管理，实现人类美好社会理想。但在实践中，集体管理的国家辛迪加的弊端逐渐显现，如组织形式信息搜集和激励上的困难，管理模式上没有负责人的多头领导，再加上工人自身能力和觉悟的不足，缺乏生产管理知识和能力，这些最终导致了微观经济组织效率的低下。列宁逐渐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年3月，列宁被迫实行“一长制”，提出“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使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员对整个经济机构实行一长制管理。”但实行“一长制”后，新的官僚问题也随之出现。
（3）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我们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当时苏俄客观革命形势和布尔什维克主观浪漫理想的共同选择。但客观地说，战时共产主义越超了苏俄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因此，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就成了历史必然，籍以发展落后的生产力，改善农村地区日趋紧张的经济关系。但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到1923年，“究竟从农村拿多少东西供给工业，才能加速工农业生产力平衡时期的到来”，成了苏联经济建设中争论的焦点。当时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农民因缺少工业品产生怠工；同时，随着农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了阶层分化：即富农力量增长。由于新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造成了富农和贫农在政府政策扶持和税负负担分配上的扭曲，即政策扶持倾向于前者，而赋税负担则更多地压在了后者身上。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最终导致了实施多年的新经济政策命运发生了根本转变。
1927年秋冬，苏联在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在1928年初巡视了西伯利亚产粮区后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工业发展速度太慢，社会积累太少，从而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第二，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利于稳定产量；第三，富农的破坏，富农与奸商勾结，企图采用“饥饿”的方式搞垮政权；第四，粮食收购机关各自为政且相互竞争，给了投机分子可乘之机。为此，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五次大会上，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策略。他希望通过农业集体化，为苏联建立现代化农业，同时为工业发展扫除障碍，并为巩固苏维埃制度提供必要的保障。[16]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要把有限的资源被充分运用到国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中来，计划、指令性计划就不可避免。1926年，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7］并且认为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有条件证明自己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27年，斯大林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计划是指令性计划的观点。在分析计划经济顺畅执行的前提条件时，斯大林认为必须具备：“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信贷系统、国有化的土地、同农村的社会主义的结合、工人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等等”。［8］至此，马恩经典理论和苏联实践的交汇，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为典型特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在苏联建立了起来。公有制的实行，消除了任何个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占有他人生产剩余和劳动成果的可能性，所有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同时又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但由于“旧式分工”的存在、劳动者“天赋资质”差异、教育培训差异等导致的劳动能力差异，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不可能实行“按资分配”，也不可能实行“平均分配”，更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斯大林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提出来。
到1928年，斯大林开始构建起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模式”。1929年5月，具有指令性质的《苏联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批准并付诸实施。此后，苏联各项“经济改革”相继实施：除了工业管理改革之外，1930年进行“信贷改革”，1930－1931年进行由苏联实践引发的社会主义模式再思考税制改革，1931－1933年进行“工资改革”。以上四项改革奠定了苏联工商业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地方分权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从经济方法向行政方法过渡；到1934年，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建立了大规模集体农庄，基本消灭了分散的小农经济。至此，排斥市场调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初步形成。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颁布标志“斯大林模式”最终形成。
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过程中，争论和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考茨基和托洛茨基，作为与列宁和斯大林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苏联模式构建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们分别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外部和苏联实践内部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苏联模式提出了尖锐地批评。
二、考茨基从民主社会主义角度对苏联模式的外部思考
1.考茨基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考茨基虽然从一开始反对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随着实践的推移，考茨基也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这表现在他对列宁模式的批判上。在1918年出版的《无产阶级专政》和1919年出版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本著作中，考茨基都表达了“十月革命”缺乏客观前提的思想。他认为，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无产阶级的认识水平都没有达到革命的阈值。“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并未成熟，不宜立即实行社会主义”。［9］4
（1）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批判。考茨基认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革命背景，造成了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人数相对不足，而有较高觉悟和水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更是有限。同时，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受到教育和指导”，教育水平和思想觉悟较低，“黩武主义”和“暴力倾向”明显，这是俄国革命的暴力选择和后来恐怖统治的原因。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单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的决定因素”，并指责所谓苏维埃只不过是“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
（2）对苏俄经济组织工作的批判。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所有权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问题。”他认为“有关所有制的改造是比较简单的”，“那单纯是一个暴力问题”，是一个直接剥夺剥夺者的问题。“而组织工作不象剥夺那么容易”，“必须建立某种组织形式，可以在没有资本家主持的情况下，即使不更好地也至少同样有效地发生作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我们组织的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面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9］125在俄国收归国有的大企业里，工人不再向资本家领取工资，而是向国家领取工资，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的强弱”。由于此时“工人阶级不但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也缺少必要的理智和纪律”，［9］126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个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办法：“强迫劳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缺少“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工人阶级，无法实行集体管理，列宁不得不“给予一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利”，“使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9］137而在农业部门，由于新的资本主义萌芽聚集在苏维埃国家手里。而“作为民营事业的农业活动事实上代表着商品生产，影响着全部的生活”。“农村可供出卖的剩余农产品越来越少”。贫农由于土地数量少，生产不出剩余的粮食，“于是就必须无偿地征发富裕农民的一切剩余商品，交由国家粮食支配”。这使俄国经济走上了“劫富济贫的侠盗式道路……实际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组织的、遍及城乡的公开抢劫”。结果使富农将粮食生产的产量限制在他们所需要的范围之内，这限制了农业的报酬，也使农民将剩余产品交给投机商。最终导致“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好感不久便变成了对于城市工人的憎恨”，［9］150以及对“执政的有力人物”的憎恨。
（3）对官僚问题的批判。如果我们分析没有错误，考茨基认为俄国独裁和官僚机构出现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革命条件不成熟，导致了俄国革命胜利后的经济低效和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独裁出现了，同时，作为革命目的被粉碎的旧官僚机构，被一种新的官僚统治所代替。而这样又造成了新的阶级差别[17]。考茨基认为：“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10］“在官僚制企业里，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
2.对考茨基批判的理性评判
（1）考茨基的西方中心主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考茨基的社会主义逻辑：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首先应该教育无产阶级，培养民主意识，然后经过议会斗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考茨基等民主社会主义进而宣称“在有民主的地方，工人阶级就无需采用武装力量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了”。其实，这有着特殊的时代和政治背景。19世纪后期，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通过议会民主取得政权，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大幅度增加，导致资本家的利润增加的同时，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无产阶级通过非暴力革命的方式，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空间有所增加，甚至可以取得政权。这使当时的议会斗争有了可能性；第二，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业相对发达，无产阶级的规模较大，科技在生产的大量运用，对工人的文化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在工人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工人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多，工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民主意识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为欧洲议会斗争也准备了主观条件；第三，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政治制度是多党竞选下的议会民主制，各阶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获得多数选票，然后进行组阁和组织政权，这为议会斗争模式提供了可行性。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模式有其成功的条件，那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无产阶级良好的民主意识、加上合适的政治制度等等。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认可了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但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选择。恩格斯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存在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的选择取决于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遗憾的是，伯恩斯坦却对恩格斯的“认可”做出了片面化的理解，考茨基在对伯恩斯坦的修正进行了象征性地批判后，也认同了议会模式。但如果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并据此对俄国模式进行批判，这既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要各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后来的俄国和中国革命实践表明，考茨基等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方国家根本行不通。其中的主要原因有：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导致民主尚未开化，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本身生存都岌岌可危，更谈不上给予无产阶级更多民主。历史已经证明，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道路只能是与虎谋皮。我们认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不止一条，其选择的标准要坚持两点：一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二是上升的途径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也通可以通过议会斗争，选择的条件要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考茨基等人的错误在于，不允许东方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人民革命，夺取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许按西方模式竞选，不准按东方模式革命，这就等于取消了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权利，是典型的、粗暴的“西方中心主义”。
（2）反官僚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在解决官僚问题上，考茨基和列宁思路的差异正是二者对社会主义模式理解分歧上的体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是有变成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由变成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任务的趋势”。［6］1081919年，列宁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后来，他认为苏维埃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11］他原本希望通过巴黎公社模式来解决官僚问题：即在所有企业中，工人选出“某种类似议会的”，但不会是“官僚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人都不能变成‘官僚’”。［6］102后来，又进一步丰富了其反官僚的思想：发动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治理；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建立监督和检查制度等措施等。
考茨基和列宁都希望通过设立“某种类似议会”的机构来解决官僚问题。但仔细分析，二者的思想存在很大差异，考茨基“某种类似议会”的机构带有资产阶级议会的典型特征，而列宁强调了其机构的非官僚性质，希望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所有人都不能变成官僚。并在各个方面，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规定，防止成为“官僚的”机构。后来，他还进一步丰富了其反官僚的思想。
客观地说，考茨基和列宁都没有找到官僚和官僚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官僚是公有制经济下的代理人，官僚主义是这种委托代理的成本。只要委托代理关系存在，成本就无法彻底消除，只能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设计，使这种成本最小化。由于考茨基和列宁没有认识到官僚的本质，导致了他们的解决思路都难免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茨基以及后来北欧所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实现国民收入公平问题上有很多做法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也非常值得今天中国模式借鉴。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尚存在诸多弊端：如财政负担过重和社会创造力不足的问题。高福利政策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种负担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庞大的财政赤字，进而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同时，完备的福利制度虽然是对把“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某种解放，使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全面自由发展机会，但由于整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还远没达到财富“充分涌流”的程度，劳动者觉悟水平也远没有把劳动当作“生活第一需要”，进而在劳动过程中“各尽所能”，过高的福利只会降低工资对劳动者的激励，造成劳动者“惰性”的增加和“创造力”的消减，最终使企业和国家竞争力逐渐衰落。2008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北欧芬兰、冰岛等福利国家爆发债务危机，虽然造成此次债务危机的原因复杂，但我们认为，长期在低生产率下实行高福利政策是福利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这个教训是我们在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经验的同时必须认真思考的。
三、托洛茨基针对苏联实践的内部思考
1.托洛茨基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托洛茨基作为与列宁并肩战斗的革命家，参与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面对苏联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他先后对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提出了尖锐地批评。1936年，托洛茨基出版《被背叛了的革命》，对苏联模式提出系统批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还处在“必须经历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准备阶段”。苏联的制度也只能算“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预备性的过渡性制度”。［12］30托洛茨基的理论主张和现实批判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判断基准之上。
（1）对新经济政策的批判。托洛茨基认为，苏联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加速工业化是不得不进行的唯一战略选择，他嘲弄布哈林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乌龟速度”。在此基础上，1923年，托洛茨基提出了“超工业化”战略。他的这种思想受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极力反对。直到1927年秋至1928年春，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爆发，斯大林思想发生了完全的反转，采取了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战略。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又对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战略提出了批评，并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及前途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2）对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具体做法的批判。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使斯大林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他提出“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主张。托洛茨基此时认为，快速工业化打破了工业部门之间现有的平衡关系，而且动摇了现有的货币制度基础。“企图把各个部分暂时的成就改为定额，而忽视了不同工业部门之间互为条件的相互关系。计划中的财政漏洞，用印刷的纸票填塞。……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在政治上的监督——这种强制执行的工业化给群众增加了无法忍受的负担——而且摆脱了金卢布所发挥的自动监督作用。”
托洛茨基认为，集体化本来是能够、也应当拥有一种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慎的形式。但是，斯大林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却采取了导致严重后果的全盘集体化战略。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为了反对富农的破坏，苏联进行纯粹的军事性动员，恢复“粮食卡片”和“接口粮”，最后恢复“护照制度”，使得国家的气氛异常紧张。“对农民来说，集体化似乎基本上就是没收他的所有财物的一种形式。”［12］25“结果，农民像患了流行病一样，纷纷廉价出售牲畜，或者为了得到肉和皮而把牲畜宰掉。”［12］25“全盘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了一种几乎史无前例的毁灭境地。”［12］26“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在于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一套盲目的、粗暴的和冒险的方法”。［12］27而对工厂粮食和原料供应的紧张，又引起了工人劳动条件恶化，工作积极性降低，这导致产品数量和质量的下降，最终平均劳动生产率也就随之降低。
（3）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判断。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学说，“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的能立刻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6］22而“苏维埃国家生存了二十年以后，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糕的是，它已发展成一个前所未闻的强制工具。官僚不仅没有消失，让位给群众，而且已经变成一个支配群众的毫无控制的力量”。［12］35对于这种现象，托洛茨基认为“如果国家没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如果工人阶级的全权代表们官僚化而官僚驾于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由于过去心里残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保证真正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12］38既然如此，苏维埃官僚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又是如何攫取政权的呢？
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生产力水平低下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发生冲突，这种矛盾产生了官僚，而官僚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社会缺乏消费品是官僚统治的基础，因此便引起了你争我夺的斗争”。“这是苏维埃官僚的权力的起点。”“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一切需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当作一条鞭子来驱赶大多数人。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了他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12］81“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在现阶段支配资本主义工资制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政治因素就是官僚本身。从本质上说，官僚阶层是不平等制度的建立者和保护者”。［12］81
由此可见，苏联社会具有双重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资源的官僚分配。托洛茨基总结道：“当它在生产资料方面维护社会财产的时候，它是社会主义的；当生活日用品是以资本主义价值尺幅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资产阶级的”。［12］38这就是说，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属于”官僚，而官僚凭借特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收入分配模式，这个国家在本质上是工人官僚国家。托洛茨基对工人官僚国家的特征总结如下：一是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有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二是由于匮乏而造成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漏洞而滋长起来；三是保持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四是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使劳苦者的境况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五是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而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监督的阶层；六是社会革命虽然被执政党背叛了，但是在财产关系和劳苦群众的意识当中仍然存在；七是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八是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将不得不击溃工人的抵抗；九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将不得不推翻官僚。［12］186
（4）对苏联工人官僚国家前途的预言。官僚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害怕，暂时还继续保持国有财产。但官僚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前途也是不确定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不可能停留在工人官僚国家的状态，它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和退回到资本主义。
走向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新的具有老布尔什维主义特征的革命政党，进行一次新的革命，推翻官僚统治。首先，通过革命，恢复民主制度，废除官僚，也就是官僚专制让位于民主，这样就可以消除等级和由特权造成的分配不平等，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退回资本主义的可能，除了资产阶级政党推翻苏维埃统治之外，当前的官僚体制以及官僚的私欲也终将会使苏联走向反动。托洛茨基认为：“官僚内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这些准备充当买办角色的候补人，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认为新的统治层只有在同化于西方文明，即同化于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抛弃国有化，集体化和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才能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13］“官僚既没有股票，也没有公债。官僚的增加、补充以及更新都是在不依靠自己的任何特殊财产关系的情况下用行政等级的形式来进行。官僚个人并不能把他的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转给他的后代”。［12］182“特权如果不能传给自己的孩子，那就只有一半价值”。［12］185“因此，只当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一个股东”。［12］185这将对苏联社会经济结构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托洛茨基预言道：“如果苏维埃制度崩溃，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并进而导致国有财产的废除。托拉斯同其工厂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将会破裂，比较有成就的企业就会走上独立的道路。这种企业有可能变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工人也参加分配利润的这样一种形式。集体农庄将同时瓦解，而且容易的多。如果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不是由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会恢复，接着而来的将是工业和文明的灾难性衰落。”［12］183
诚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的未来是走向前一种可能，即社会主义的可能。但是，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苏联“面临毁灭”，走向资本主义可能。他认为，苏联国家的最后面貌，将取决于“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2.对托洛茨基批判的理性评判
（1）在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本质上与斯大林的一致性。从托洛茨基的思想变化过程来看，托洛茨基作为苏联模式创建的参与者之一，深刻地认识到苏联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发展水平低下，他希望通过超工业化战略，加快经济发展以便缩小与欧美生产力差距，并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从这个角度上看，他和斯大林后来的快速工业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他后来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呢？我们认为，他批评的是斯大林在执行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战略过程中的时机把握和执行方式。就农业集体化而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农业集体化。面对“超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提出向富农征收重税的方式加快工业生产，最终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斯大林在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虽然也意识到是富农问题，但他采取了粗暴的方式快速推行全盘集体化战略，这种不分农民的阶层差异全面征收“贡税”，挫伤了全体农民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二人在农业集体化的目标上没有分歧，分歧的也是方式和方法而已。
（2）托洛茨基预言的先知性。早在1930年代，托洛茨基预测了苏联前途的两种可能：再次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或者官僚资本化退回到资本主义。遗憾的是，前一种前途在苏联没有最终实现。应该说，托洛茨基希望苏联回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好的，但他希望通过“具有老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工人进行二次革命，推翻工人官僚国家，回到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我们是不支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寄希望于这种方式解决官僚问题，那么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即便第二次革命成功，仍然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里，只要公有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不解决，最终还会形成一个新的官僚国家，这只不过是从终点回到起点的历史轮回而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的革命，而在于理解当代生产力条件下公有制的内在矛盾，在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能有效激励和约束公产代理人的制度。
同时，托洛茨基还预言了苏联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他分析了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原因和方式，甚至对退回到资本主义后的景象都进行了大胆预测。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种预言在今天看来，真是一语成谶。1991年，苏联官僚阶层发动了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使国家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复辟。应该说，托洛茨基对苏联国家性质以及发展方向真可谓洞若观火。尤其他对苏联官僚问题的论述：如官僚产生的根源、官僚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官僚对工人国家的控制、官僚对苏联的前途影响等非常深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四、苏联模式再思考对中国模式的启发
中国革命胜利后，照搬苏联模式，原本希望通过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有计划的经济运行机制，达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同步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由于排斥了市场竞争机制，这种模式在微观经济中的低效率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公平理想最终也被官僚化的现实击得粉碎。
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没能及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当前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垄断行业员工收入畸高；公共部门寻租盛行；政府收入分配调节乏力；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等多层面的问题。更加让人忧心的是，社会阶层固化已经从理论上的警惕演变为现实中的危险，社会情绪日益浮躁，各种暗流涌动，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
当今中国模式虽然不同苏联模式，但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苏联模式的部分印迹。因此，考茨基和托洛茨基等人对于苏联模式的批判对中国模式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同时，当前的中国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也可以从民主社会主义实践那里得到借鉴。
1.考茨基的批判和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启示
如前文所述，考茨基及其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同源但不同道。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态度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以及民主的泛阶级性问题等。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就告诉我们，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但能和市场经济兼容，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率，特别是公有制经济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尤其是企业劳动民主过程中，不但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且通过自身的主导地位，发挥“普照之光”的作用，可以引领非公有制企业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主。
考茨基等人倡导并由北欧实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实现社会公平这个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如在如何实现收入分配公平，这个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加福利制度模式使我们深受启发，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但有一点必须清醒，我们也不应照搬照抄。具体说来，我们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公平”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某些做法，但要防止“瑞典病”[18]的发生。
2.托洛茨基的批判对中国模式的启示
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因此，他觉得苏联加快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求，这也是其提出“超工业化”的原因。他希望通过生产力的快速赶上，从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他分析到，苏联国家官僚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供应不足，导致特权滋生。他反对斯大林模式，主要是反对斯大林“过左”和“过激”的做法，他认为，正是这些做法导致了权力过度集中化和过度官僚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苏联模式的批判，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防止官僚特权的根本；二是在经济建设中，不要过左和过激，欲速则不达。
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实践探索与完善
苏联模式的实践，对中国模式提供了大量经验教训；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对苏联实践的批判，为中国模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给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中国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应有过多的先验的思维束缚。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借鉴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优秀成果，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立足于当代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探索出既一个既不同于传统苏联模式，也有别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要求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也是包括考茨基和托洛茨基等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的基本思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探索过程中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首要任务理应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根本保证。要实现生产力大发展，就必须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因此，在改革公有制企业的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为多种所有制成分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那就是市场机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消除官僚特权的必然要求。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我们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理论上说，公有制是体现劳动平等的典范，只要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剥削现象就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诚然，如托洛茨基所言，社会主义的物质资料尚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公有制企业管理者乃至出资代理人等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何把这些官僚的特权和私欲“关进笼子”呢？我们将通过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通过市场竞争的信号显示机制和委托代理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合理设计，从制度层面解由苏联实践引发的社会主义模式再思考决问题。此外，大力发扬民主，践行民主监督，通过民主驯服官僚特权；多种经济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非公经济的确会使剥削再现，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立法，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个层面规范非公有制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通过公有制经济劳动平等的“普照之光”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起到引导和约束作用，这将在降低剥削程度和消除两极分化两个层面起到积极作用。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既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消灭生产领域的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共同富裕奠定良好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在当今的中国，我们通过分配领域的国民收入二次和三次分配，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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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托洛茨基.过渡纲领［M］.信达出版社，1972∶45.
注释
[14]本文讨论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有别于通常人们理解的斯大林模式。我们讨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总体模式。它包括取得政权的道路、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形式三方面内容，按照时间先后，可分为列宁模式和斯大林模式两阶段。
[15]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临终前5个月，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了长篇导言，被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
[16]而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计划领导的错误导致的国民经济失调，主要表现是：第一，谷物价格太低，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对粮食生产不利；第二，基本建设投资过度增加，减少了对农村的商品供应。因此，布哈林的观点是在加快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工业。
[17]这种阶级差别表现在：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享有特权地位的无产阶级和在无产阶级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三者之间的差别。
[18]指瑞典等北欧国家因为完备的社会福利而对整个经济社会引起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过大导致政府负担过重，税收太高引起资本外流，人民依赖社会福利出现慵懒化等现象。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