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方绍伟在《共识网》上首发的电子版《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一书后，最鲜明的感觉便是“独特”,尤其体现在其对实证学术立场的恪守态度，以及因方法论(冷酷实证)的运用能力所产生的惊人发现上，此点在中国学人里实不多见。
时下中国，很多学人的学术站位模糊不清，方法论混乱，以至于造成术业无专攻的局面，解读他人文本时尚可尽显其能，但在将理论内化为个人能力，并能运用于实践上，则表现为弱而低能。从这种大背景下看，说方绍伟“特立独行”十分贴切。据实而论，方绍伟式的学术行为无疑应是中国学界迫切需要的品质，但其方法论和研究成果能否被“中国逻辑”所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方绍伟的学术结果将会如何，同时需要思考一下其之为何的道理，并祈望能因此观察出并发现中国人需要什么学术的大问题。
纵览此书，处处展示出方绍伟的方法和能力的表达，以及其触目惊心的发现，甚至有观者“不希望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尽管如此，他的研究却未必会被接纳，因之为何相信凡熟悉中国国情者都会清楚。“学以致用”的观念虽然被方绍伟倾轧，但却是被国人各派别普遍接受的“中国逻辑”。掌权者有不容争辩和怀疑的、主导一切的本领和手段，他们绝容不得在其权威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权威，也绝不会容许出现对现实和历史有违他们意图的解读。他们希望学人是那些坚守一种教派或党派的立场、坚信某一家某一派的学说是终极真理的人，而世间事物的对错都应以此为准则，其本身对错与否无需深究；当然对于那些偏爱解经、只对属于各自门派内的经典进行训诂考据，而从不追问见解妥当与否回避现实型的学人他们也乐于接受。相较如上两类学人，方绍伟之学术显然与其要求相距甚远，尽管方一再声称尽量不进行“价值判断”，而专心于“描述”，但当他把现实存在（包括权力者）不加遮掩的赤条条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下时，便使得他们也难以接受，所以权力者需要的“用”不是方绍伟的研究成果。
那些相信存在“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学人们具有明确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取向，他们致力于个人认可的价值与原则的奔走呼号以图实现理想社会，这些学人喜欢能够证明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且能够证明这价值是没有国界、是解决中国困局的最佳良方的学术。然方绍伟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他们也进行“冷酷实证”，质疑他们信奉的价值真假。于是方也被他们拒之圈外。更甚之处，方绍伟不但言之凿凿的“冷酷实证”了“专制社会”，也未放过“民主自由社会”，方说君主制克服不了“基因悲剧”、民主制克服不了“公地悲剧”，且认为现政并非专制而是“五位一体”的“一党立宪制”，能克服“基因悲剧”，“公地悲剧”，即使陷入了“问责悲剧”，那也是十分弱的“悲剧”，从方的逻辑中可说明这点。腐败泛滥不会“失去天下”，假使能“失去民心”，但民心对权力巩固不重要。方的逻辑至此仍没结束，他又得出挑战人们认识常识的“不腐败才会亡党亡国”的结论，所以对于具有“一党立宪制”，“五位一体”的组织来说“问责悲剧”还是“悲剧”吗？这种研究成果怎能让人愿意接受？
对于某些人寄予厚望的“崩溃论”，方绍伟通过“统计商数论”发现政权溃败是源于“统治能力低于统治成本”，而非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是因为残暴专制甚至腐败所致，方观现政手中可用于稳固政权的可支付资本远远大于维护政权所需要的成本，因此看不到现政会在可预期的时段崩溃的可能，此结论对这部分学人等于冰水泼身，不仅对他们无任何助益，而且还起到“帮倒忙”的效果。因此方的研究也不是“规范”学人们需要的“用”。
有人发现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论”来规范中国存在问题，所谓目的论大致如下，对各种现实的体制、政策进行排比评价，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进而提出评价标准，也就是各种政治原则政治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预设人的生命有一个仍然的目的状态，或者本然的（自然），或者来自某种超越的旨意（天、神），代表一种终极的理想目标。比如人“生而平等”，“人权天赋”等。人的政治生活与达成目标有某种特定关系。在此思维框架下，政治体制、政治价值的正当性，可以由政治生活与该目标的关联导出。古典政治学的任务，即在于发现这种关联，进行这种推导。这是一种用目的来检讨政治体制与政治价值的思考框架。这套思考框架用于中国，即是在中国也预设一个完美明确客观的目的状态。这些学人认识到在现实面前似乎不太可能，当下的中国人在利益、理想、认知上已经多元，特别是主要利益集团的存在，更不敢奢求目的统一，故而他们将“目的论”搁置一旁转而祈求程序变革，认为虽然国人的利益与目的不同，但可能存在某个制度或者政策上的相同意见。于是他们放弃“目的论”改用“程序论”，“宪政民主论”、“财政民主论”、“社会治理民主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了。对于呼声很高的“通过财政搞宪政”一说，方绍伟却告知“1994年以来的财政税制设计恰恰堵死了通过财政搞宪政的思路”。有人尝试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中国自古就有宪政的根据，以作为实现宪政愿望的历史支撑，但方绍伟似乎也不肯给这些人留下希望，方的研究证明，自孔夫子以来的儒家根本就不存在与宪政有任何关系的依据，所谓的历史缘由那只不过是混淆了“道德理想”与政治制度的差别。如此一来，方又得罪了从传统中寻求合理性的学人。还有学人寄望从民间寻找证据，来支持他们愿望的合理性，如有学人认为中国出现了分散各地的地下宗教活动就表明中国已有了“小型公民社会”的萌芽。方却断言“小型公民社会其实不存在，存在的是强化了“小圈子文化”的宗教活动，体现中国式差序格局的小圈子文化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型公民社会”。又有学者亲身感受到老工人对政府福利分房不领情的行为，认为这是“权利意识”的表现，似乎看到了民间“公民意识的觉醒”因而高兴，方绍伟却指出，“那也许给你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其实不知道他表达的，到底是一种争取权利的现代公民意识，还是一种记恨别人整天中饱私囊的传统嫉妒心理”。由此观之，方绍伟非但没有立场鲜明的站在这类学人一边，而且还不断“搅局”，这样做当然也就失去了学人中人数最众部分的接受。
不仅如此，方绍伟还将“冷酷实证”进行到底，对影响巨大的“启蒙”学人也不手软，他认为启蒙在中国逻辑面前是无力的，甚至是无效的，还不是“网上激愤，现实犬儒”。这样一来，方绍伟的研究结论也不符合这些人所“用”。
言而总之，方绍伟的研究成果，掌权者不欢迎，因为不利于他们权力巩固之“用”；渴望建立理想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标准进而实现相应体制的人难以接受，因为没有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就连那些退一步寻求程序改良的务实者，也没有从方绍伟的结论中找到共识。可以说方的研究结论几乎完全化解了中国社会各主要势力和思潮主张的“学以致用”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方给自己的方法论冠名为“冷酷实证论”很恰当，确实有些人因为他的方法论冷冰冰而反对他，并不是因为他的逻辑有问题。这一点方绍伟本人也知道。
如上所论似乎说明方绍伟的研究因为不能被各派势力所“用”而四面不讨好，那么方绍伟的研究到底是为何呢？搞明白这个问题是理解方绍伟的关键。
其实方绍伟并非刻意与知识分子们“为敌”，但一个学人的素养决定了他必须如此。从学理上讲，政治研究（社科研究）可划分为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三大分支，方绍伟的研究可归为政治科学领域。我们只需要搞清楚三大分支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就能大体明白方绍伟与其他学人冲突的基本原因。
政治理论侧重研究已成为思想核心的观念和原则，往往呈现思想史的形式，而且又专注文本分析的脾性，最感兴趣的是思想家们都说了什么？他们是怎样表达和确证自己思想的合理性？如此看方绍伟的学术与该派不存在矛盾。
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是“我应该相信什么”和“我应该做什么”两类涉及认知与实践的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政治哲学关心的是政治价值、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政治哲学研究偏爱规范性概念，规范性概念常常被描述为具有不同的价值；所指的是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即那些应该、本当或必须产生的东西。如自由、权力、平等、正义、宽容等等。所以政治哲学使用的规范性概念是用来促进和限制某种行为方式的，而不是用于描述特定事实和事件的。方绍伟的学术使用的恰是与之相反的描述性概念，看来与这一派产生冲突具有内在依据。
政治科学是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上的，主张用严格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去描述、分析和解释政府及其它政治机构的活动，声称自己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进而成为揭示真理可靠的基础。政治科学使用的概念是描述性或实证性的概念，指的是那些被认定为客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即指“是什么”。在此意义上来说，诸如权力、权威、命令和法律之类的概念就属描述性，因为存在与否可以追究。方绍伟的“冷酷实证”具备了政治科学的基本特征，属于政治科学范畴。但从方绍伟的论证方式中还可以发现他的“冷酷实证”除了具有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外还具有行为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甚至科学哲学的影子。如此看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存在某种对立，他们信奉的内容似乎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属于这个阵营并且还执着的保持学术的彻底性的方绍伟，与坚持或持有政治哲学特点的学者存在冲突似乎是必然。
政治学科研究有必要区分吗？如果三大分支进行融合，方绍伟与其他人的冲突不就消失了吗？这貌似是个好想法，可从事实上看也只是一个愿望。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对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进行区别，是进行清晰思考和深度思考的必要安排。价值归属于意见性问题，而事实却可以证明真假的问题。基于此，描述性概念被认为是中性的或中立的；它们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检验。而热衷复杂性和深刻性思考的方绍伟自然会坚持描述性概念的纯正性，所以无形中加大了他与规范性思维者的矛盾。这一点从方绍伟对他人的批评中可以见得，使用规范性概念的人常被方绍伟批评为“规范冲动”，或者“愿望代替现实”，“把书面当现实”或者“根基不牢”等。鉴于此方与其他学人总唱反调的行为应该完全可以理解了，单从学理上的天然性看就存在冲突。也可以说这是学科内部不同门类之间概念标准和守则差异造成的，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问题。
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政治学研究史上也曾发生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科学的声望逐渐兴起，从因果论、清晰的结构和功能角度、还有统计学来说明社会现象和风气，逐渐取代了规范性与评价性的不确定性。假如站在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政治哲学的评价总是陷入主观、相对主义的泥潭中，而政治科学却可以得到客观、确定的结论，甚至能有助于产生政策来治理社会，此时关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以及思考与决定，根本不用政治哲学染指了。因此人们认为政治科学也是导致政治哲学走向衰落的元凶之一。
从方绍伟和其他人的矛盾中可以看到类似于当年西方发生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冲突的中国翻版。当然这是从教条意义上看待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之间的冲突，并解释方绍伟之为何的。事实中还可能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即方绍伟批判的人并非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人，也许存在学术水平问题，比如没有明确的方法论、学科位置也不明确、对概念的掌握有限、在概念的使用过程中没严格区分、对描述性和规范性概念认识也不彻底、使用很随意，如果这些人又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情怀时，为了表达个人愿望他们可能很难顾及到学术站位与方法论的确定，只要能够表达管它三七二十一呢。但当他们遇到类似方绍伟式的学人时麻烦就来了，因为方坚持严格的方法论与清晰的站位、有强大的逻辑能力、还具有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不断吸取前沿成果并以之作为工具的人，而且方还是少见的实战能力超强的人。在这种前提下，其他学人的学术难免漏洞百出，出现“搞愿望学术”，“纸面和事实不分”，“道德理想和制度不分”等问题也就正常不过。
总结上论，方绍伟的研究成果遇到了中国逻辑，可能存在适应性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是方绍伟主观愿意，而是在政治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矛盾以及冲突日益激烈的形势时，人们可能更喜欢和需要政治哲学的方向以及理想化气质，而方绍伟的政治科学路径只能告诉人们事实如何。他的研究虽然能够帮助人们深刻的认识现实，但人们的愿望不限于此，对出路的渴求甚于认识事实，最关切的是“该怎么办？”这一点不管方绍伟如何评价，但却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具有政治权力的人则需要的是为他们的权力提供合理性支持，而方绍伟的研究虽然没直接拆其墙角，但也绝没有为其摇旗呐喊，所以他们不会支持方绍伟的研究。这一点方绍伟也不能视而不见。
前面针对方绍伟“冷酷实证”进行了“冷酷实证”。另想说明一点，方绍伟书中批判各位学人，非方与各位过不去，而是各自持有的学理原因造成的内在矛盾，当然也有专业不同与学术水平问题。学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学术水平差距问题可以改变。
此文尽量做到不带有主观立场，但本人还是十分支持方绍伟的学术，我认为他的实证应用研究在中国几乎无几人在做，这个领域也是中国政治学术研究的极弱项。中国虽然需要政治哲学的作用，为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标准的建立引领方向，但没有政治科学对现实和自身的深刻认知，政治哲学又如何能做到脚踏实地的构想未来呢？从这个角度看多几个方绍伟是好事。
人们也不要害怕他的“搅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当年政治科学的步步紧逼会有划时代的罗尔斯政治哲学《正义论》的横空出世吗？如此看我们应该为方绍伟的出现而鼓掌才对。
说了很多，最后也不能免俗，该提点意见了，希望能提请方绍伟的注意。说出事实是必要的，不进行价值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帮了“国情派”的忙，使他们更加坚持以现实为尊，从而处处以“国情特殊”为名，用现状来论断政治原则，对于所追求的政治价值妥否，不再追问。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包括方绍伟在内的所有希望中国好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