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亲历许多事情，惟独缺少建国后十年间人生风云际变的那段遭遇。这一时期，恰是我们一生中最懵懂、不知人间苦难的岁月。再以后，我们渐大，才又见到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一转眼，人至中年，轻狂的时代早已被抛到身后，生命和情感，如一棵树深深根植于这个人世。偶有回首，往事历历，不免慨然于心，其中最大的幸运恐怕就是还活着，还能赶上在国际互联网上凑凑热闹，冷眼打量这个挡不住的世界。
终于这一天，在网上读到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是张元勋先生追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学生林昭惨烈之死的长文。文章虽是在网上读到，却是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据说它的反响强烈，震撼了很多人，一如震撼着我，在无言的泪落之后，是不尽的愤怒。由此，我不得不想到，一种社会制度之于人自身的现实性，不论它优劣与否，只要人性遭到无辜的摧残、践踏或泯灭，对所有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幸。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与其苟且偷生而活着，还不如勇敢地站起来抗争地死去，这是人到了迫不得已时才会萌生的念头。然而，生活有时恰恰需要我们这样。
1957年5月22日，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对于北大才女林昭来说，却是将自己推向断头台的开始。林昭没有想到，熟识她的人也没有想到，否则，谁也不会轻易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介入一场早已受到严密监视的“论战”。林昭当时是为了张元勋的一首小诗遭到群体的攻讦而忿然站了出来的，面对讨伐的人群，林昭一口夹杂着吴侬软语的普通话，顿时使喧闹、激动的会场安静下来。在她看来，张元勋既不是党员，连团员也不是，就因为写了一首诗，就值得如此大动干戈，继而群起攻之？林昭的质问掷地有声，但她的发言却被一个陌生人的吼叫打断：“你是谁？”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这个陌生人的嘴脸，他摆出的竟是一个审讯者口吻。林昭愤怒了：“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不敢自报家门？”黑暗中的陌生人当然不会自报家门，就是在这一刹那，在那个黑暗而又闷热的夜晚，仅仅是由于内心世界感到有一种“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一个被北大名教授游国恩先生看中的女才子从此踏上了命运的不归之路。
这一年，正是反右“扩大化”人人自危的一年。我们这代人尚在生命的摇篮之中啼哭，尽管有母爱的温馨，使我们暂时躲避一下窗外的那场腥风血雨，但这并不意味是历史对我们这代人的特殊恩惠。我们的父母，随时都有可能在一场“大鸣大放”的阳谋中丧失自由，沦为阶下囚，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然，“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们的父母受时势使然，也变为多种人，一种是因言获罪，无奈中不得不放弃对我们的抚育；一种是逃过劫难，不再出声，小心翼翼地和我们呆在一起；另一种则是因划清界限，而主动放弃对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三种命运：“乘势者成，顺势者存，逆势者亡”。著名诗人公刘先生的妻子即是前者，他们的女儿刘粹生于1958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吮吸过母亲的乳汁。她的母亲是一个左派，拒绝给一个右派的后代喂奶，公刘先生不得不“一口气订了三磅鲜奶”以维持这个幼小生命的成长。这样的往事，说起来未免有点残酷，可作为同代人，我的朋友刘粹从出生到现在，恰恰可以证明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能侥幸活下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全国有55万之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所波及的家庭不计其数。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是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所披露的。悲剧发生在我们恍惚的童年，如今倏忽已是中年的我们，是若无其事的“秋山又几重”，一味“朝前看”呢，还是为了未来，“往日崎岖还记否”，鼓足勇气，去直面惨淡的人生？
人的成长总是囿于社会的大环境。
我们这代人，实际上是一个断层。较之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虽也赶上了“拨乱反正”，但多了点世故，少了点锐气，心理上的发育极不健全；较之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老三届”，远没有他们的那份深沉和成熟，显得有点简单、孱弱和苍白。六七岁时，三年自然灾害使我们的童年初尝贫穷的滋味，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可缺衣少食的细节却记忆犹新。尽管如此，现在来看，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一个当时经营了十多年的国家，为什么竟无法与天灾相抗衡而死了那么多的人？天灾固不可避免，但若有强大的国力，则可使天下的庶民幸免于难，抑或少受一点罪。而文革的到来，不由分说地打断了我们的学业，我们还是一群小学生，在“停课闹革命”的喧嚣声中，渐渐变成了最不自信的一代。我曾在街头为造反派卖过报纸，在用芦席搭起的广播站里宣读传单，甚至因年纪太小无法与“老三届”的叔父四处串连而懊恼不已。那个时代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读书无用。整整十年，从童年步入少年，我们这代人就像失血的患者，以致于高考恢复时，很少有几人敢于跃跃一试，而“老三届”中带着孩子上大学的竟不乏其人。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在这其间，一个为我们所不知的北大女才子，在狱中抗争了十一年之后，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家属还要上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昭死时三十六岁，那一年我十三岁。她的死，正好应了她出事那夜脱口而出的“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之谶语，这种巧合，莫非真有命运从中作祟，让人辛酸得无言以对。而那时，我们正沉浸在造反派疯狂武斗的恐惧之中。
我们这代人，就这样成长于一种恶劣的环境中。几十年的世事沧桑，让我们的眼睛掠过无数惊诧和迷惘。任何一个人，虽不能超越所处的那个时代，却完全可以独立于那个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索，同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诗人梁小斌曾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说起来，这是一代人的不幸，可我们却也因此不再畏惧“狼”。林昭之死，不仅仅在于她长于我们二十多岁，而是因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良知，更有自己的勇气，最终罹“口舌之祸”，甚至都未能来得及哪怕有一次短暂的爱的经历。从表面上看，林昭之死是某种专制下的一个冤案，实际上，更是一个动荡社会“沉渣泛起”的必然结果。它给后人所带来的启示，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至少也是我们打开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林昭在狱中所遭到的非人虐待惨不忍睹，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一群泼妇的殴打，其原因就是这些人对林昭的摧残越是残忍，越是能“积极表现，立功最大”。当张元勋先生决定以所谓“未婚夫”名义冒着危险去探望林昭时，林昭当着他的面指着一旁的狱警说：“他们想强奸我，我只好把衣服与裤子缝在一起，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曾几何时，我们的专政竟如此不分青红皂白，进而发展到从精神乃至肉体统统消灭，人性泯灭到了何等程度！然而，天可变，道不能变，林昭一天也没屈服过，她头顶盖有一块白巾，血书一个大字“冤”，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历史是一面镜子。林昭之死，给我们无知、天真的童年补上了严肃的一课。我们这代人——还应当包括所有的人，若不能对建国后初十年的政治运动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后来所发生的若干历史悲剧，就不可能在本质上有清醒的认识。人生的偶然，是社会的必然。一代人的成长受制于时代的四季风雨，其间的电闪雷鸣，包括这抹不去的严寒的记忆，有时会使我们的灵魂忐忑不安。也许，我们真的是无法自信的一代，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本世纪中国最大的剧作家曹禺先生晚年所说的：“明白了，人却残废了”……保持沉默，在某些时候，确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因已看透了一切，还能说些什么？但思想和良知的沉默，有时如地火一般在燃烧，时时折磨着我们的身心，让一代人的血液重新澎湃起来。林昭冤案在八十年代平反昭雪，可摧残林昭之死的那种力量，以及滋生这种力量的土壤似乎至尽未绝，而人性的复苏和理性的回归则“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是历史留下的一笔沉重的遗产，让我们痛定思痛，矫枉过正，知耻而后勇。可现在，一切好像已经开始，又远远没有开始。
